【摘要】民族文化遺產作為民族地區文化實體遺存的聚合體，是文化復制與傳播的重要媒介，因其內在的文化基因而表現出類同于生物基因的社會遺傳屬性。然而在現代文明發展的推拉式作用下，民族文化遺產正面臨著文化基因重組、變異的價值流變及其衰減風險。如何消解價值衰減風險，推動民族文化遺產的科學保護成為當前研究的重要內容。借用文化基因遺傳視角，試圖以文化基因作為基本單元對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機理及其價值流變風險進行系統重構，從而提出新時代城鄉文化遺產保護策略：精準識別文化基因圖譜的整體性保護、依托社會遺傳行為的外部性開發，以及走向價值提升的基因良性重組路徑。

　　【關鍵詞】文化基因遺傳;民族文化遺產;價值流變;文化傳播;整體性保護

　　進入新世紀以來，人們對城鄉文化保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尤其是《文物保護法》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實施，推動城鄉文化遺產保護走向公眾議題[1。保護與利用各類文化遺產成為顯學[2-5)，作為文化遺產家族譜系中的重要成員，民族文化遺產因族群形態穩定、地域空間隔離、文化系統獨立，整體類型豐富、價值極高。典型如南美拉祜族，作為世居云南省臨翔區深山縱谷地區的直過民族，在400余年族群繁衍過程中，因其區位屏蔽與文化隔離，完整地遺傳了原真文化基因序列，至今仍延續著早期人類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房屋建造方式與村落聚居形態。調查發現，民族文化基因在民族原始崇拜與自然生存法則驅動下，實現穩定的遺傳表達，衍生出傳統村寨、民族建筑、手工技藝等多樣化的文化遺產，形成獨具高山民族地區特色的文化遺產群落。然而，快速城鎮化進程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推拉式發展，造成了內在的結構空洞和表層肌理的斷裂變形，文化遺產正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既有的文化遺產整體保護[6)、分類保護[1)、開發保護[]等不同保護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實現文化遺產的固態標本式留存，但多為片段式、截面式的靜態保護形態，對于文化遺產代際傳承的動態過程及其作用機理缺少系統認知，致使其面臨價值惡性流變的傳承風險。

　　近年來，借用“文化基因”討論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轉為時下熱點。包括文化地理、文化人類、城鄉規劃等學科學者基于文化基因視角開展文化遺產識別與保護等研究，如歷史名村修復的模塊“基因”提取、地域文化基因識別、歷史街區保護、傳統聚落的景觀基因識別等0-1]。相關研究發現，基于“文化基因”的深層次認知能夠突破傳統遺產保護的表象層研究，發掘其本原邏輯及其歷史脈絡，從而建立對本真面目和代際傳承過程的系統認識，為文化遺產保護增效。特別是對于我國西南少數民族而言，獨特的民族歷史文化孕育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但卻因其隔離性、隱藏性、神秘性特征，無法直觀解讀其文化遺產的深層內涵與價值，導致文化遺產保護流于表層。基于此，本文以云南南美拉祜族為例，嘗試以“文化基因遺傳”的新視角，對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機理進行系統重構，以期消解新時代民族文化遺產的流變風險，為民族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與穩定傳承提供新的路徑。

　　1“文化基因"：民族文化遺產的遺傳密碼

　　1.1 文化基因概念內涵

　　基因(Gene)，也稱遺傳因子，是攜帶有生物體全部遺傳信息的DNA或RNA序列，被視為生物體遺傳進化的最基本單位[1]。通過對遺傳密碼的轉錄、翻譯，實現生物體的性狀表達。基因之于文化，成為其可識別、可傳承、多樣性的特征解釋[1)

　　1976年，英國演化理論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創造性地拋出了

　　“謎米(Meme)"假說，認為文化基因是文化傳播或模仿的基本單位[1]。伴隨著文化基因假說的興起，以文化人類學為代表的中國學者相繼開展了本土化的探索，進一步將文化基因從單一復制因子認知中抽離出來，逐漸形成文化基因是民族或族群集體記憶中儲存特定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的學術共識[17，且具有唯一性、外在性和變異性等特征[15-1較于生物遺傳基因具象化的客觀存在，文化基因作為一種抽象的概念，是否也具有相應的物質形態?事實上，與生物基因一樣，文化基因作為人類文化系統的遺傳密碼，也是通過基因的選擇性表達，形成可觀可感的文化表型200。而基因的選擇性表達、遺傳、重組等過程都必須通過物質載體得以表現，如生物體之于生物基因。對于文化基因，以民族文化遺產為代表的文化聚合體成為其實體表達的重要性狀。文化基因規定著整個民族歷史發展脈絡與形態特征的動因和決定因素[211，并通過建筑、圖騰、藝術等文化要素實現外部表達與代際傳承。因此，文化基因成為解讀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密碼。

　　1.2 文化基因類型及其識別類同于生物基因的多樣性，“文化基因"隨著其所表達的文化單元差異也存在多元類型。對民族文化遺產本原邏輯、歷史脈絡等內容的深層次認識有賴于對其文化基因的精準識別。根據識別維度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基因分類，從而形成差異化的文化基因認知系統(表1)。已有研究主要分為兩類識別體系，一類是基于文化基因表達形態、存在形態及其遺傳載體等客觀靜態特征為線索的識別體系，可劃分為顯性與隱性、物質與非物質、群體與獨立等不同類型。另一種則是以文化基因遺傳表達過程中動態行為及其重要性為線索的識別體系，如文化基因四分論[1偏向于多類型交織的復雜文化基因識別。

　　2基因遺傳：民族文化遺產的生長邏輯

　　2.1 文化基因遺傳特征解釋同生物基因相似，文化基因在復制與傳播過程中也具有代際遺傳的基本屬性。文化人類學將之稱為文化基因的“遺傳性”，即文化基因作為人類文化系統的遺傳密碼，在無休止的自我復制與傳播過程中，可以實現文化行為、內涵的代際傳遞[2]，包括伴隨著生物基因的先天遺傳和通過“模仿”的后天習得[2)

　　對于民族文化遺產而言，這種遺傳性則表現為遺產本體的全息遺傳及其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擴散現象兩類。一方面，作為文化基因復制與傳播的文化媒介，在歷史更替進程中，民族文化遺產通過內在基因的穩定復制與表達，實現族群文化的形態延續，不隨外部環境變化發生形衰與裂變，可以真實映射族群生活生產行為的可識別形態。另一方面，文化基因的外部傳播特征在民族文化遺產的代際傳承過程中同樣存在，表現為超越遺產本體的社會遺傳行為。文化基因通過轉接的文化產品進行二次傳播，從而增強文化基因的適應能力。

　　2.2 文化基因遺傳中心法則

　　社會一文化遺傳基因(Social-culture DNA，縮寫為S-DNA)學說認為，社會文化遺傳信息流向遵循“文化基因一生產活動一文化形態”的中心法則(圖1)，即文化基因經由人與物的生產轉錄，翻譯形成特定的文化形態[24]。其中人的生產是社會成員代際繁衍與文化教育的過程，也是文化基因自我復制與轉錄的過程：物的生產是文化基因經由制度及技術工具實現實體化的翻譯過程，最終形成不同性狀的文化蛋白質(文化表型)。這一法則同樣適用于文化基因在民族文化遺產中的傳播過程。民族文化基因(National-ulture DNA，縮寫為NC-DNA)在長時段族群歷史演化過程中，依托族群成員的代際傳承與學習教育實現基因的自我復制與轉錄，形成穩定的民族文化印記(NCRNA)，而后經由民族日常生產生活、空間環境建設等活動，實現基因的實體化表達，形成各類可識別的民族文化遺產，包括建筑、文化等物質型，及詩歌、服飾等非物質型遺產。

　　2.3 文化基因遺傳要素構成

　　依據上述文化基因遺傳中心法則，發現文化基因遺傳表達過程包含三個核心要素，分別為文化基因本體、轉錄行為主體與遺傳地域介質(圖3)。文化基因本體，是指對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儲存有特定遺傳信息的所有文化符號[2]，廣泛存在于民族崇拜信仰、社會結構、聚落環境與技藝文化之中。轉錄行為主體是指民族族群的社會成員。依據轉錄的規模及其對象包含群體與個體兩個層次。群體層面的基因轉錄是社會族群的文化共識，具有傳承的穩定性。個體層面的則會隨著個體的行為選擇出現基因突變，如基因的消失與創新。遺傳地域介質則是基因在自我復制、轉錄、翻譯等過程中所需要的各類媒介的統稱，既包含文化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也包括承載文化基因遺傳的人文環境，是一個集政治、經濟、社會、地理于一體的“多維疊合”的復雜系統[11]。按照遺傳地域介質作用階段可劃分為地理空間、制度環境、社 會結構、技術體系四類介質( 表 2) 。

　　3遺傳風險：民族文化遺產的價值流變由于內在和外在環境的多變，生物基因表達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基因突變，以保證后代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生存能力。文化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著這一現象，即在盡最大可能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同時，允許環境變化下適應性變異的發生[26]。對于民族文化遺產，長時段族群歷史積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在大尺度時空傳播過程中，伴隨著傳播沿線自然、社會、人文環境的快速變遷，會發生一定程度的適應性改變21]，進而呈現出價值增減、功能轉換、形態變異等"流變現象"t10)

　　3.1 價值提升：民族文化基因的創新重組

　　“基因重組”，指基因對不同DNA剪切、交換、重組形成新的遺傳序列的過程[31)，是基因的“適應性”調整行為。文化基因的重組表現為文化對特定環境的“適應”，各種文化生態群落在不同生態環境中進行“自然選擇”，建立彼此之間及其與整體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協同關系，是對生態環境適應的結果[20]。在這一過程中，原有文化基因的內在結構和秩序發生重組，推動文化遺產走向新的復合形態。

　　良性的文化基因重組在保留既有文化基因的優秀序列、保證穩定遺傳的基礎上，吸納了外部文化形態中的優勢元素，通過文化資源的轉換和運作實現文化價值的積累，推動著既有的文化遺產走向創新型價值提升。對于民族文化遺產，則表現為對族群所處的自然條件、空間環境、歷史文化背景、社會經濟技術等要素的分析、選擇和演替的綜合結果。

　　3. 2 價值衰減: 民族文化基因的惡性突變

　　生物遺傳學中的基因變異具有兩面性：良性的變異能使基因得到進化;而惡性的變異則會導致遺傳病變。在民族文化遺產演變過程中，尤其是偏遠貧困地區，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和鄉村社會環境的大力改造往往容易造成各類文化遺產形成內在的結構空洞和表層肌理斷裂變形，民族文化遺產的內在文化基因在演變過程中被新的社會文化要素所填充，導致原有的文化基因發生結構性突變，從而出現民族文化遺產的價值衰減[30)。

　　這種惡性變異既存在于基因轉錄翻譯過程，也存在于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之中。一方面，在基因代際傳承過程(人的生產)中，伴隨著傳承人的斷代、生存環境的異化，傳統文化基因轉錄主體逐漸消逝，民族文化遺產走向基因消失的價值衰減。同時，技術文明的革新推動著傳統民族技藝變革，但也生產出混雜著多種文化基因的“偽工藝”，使得民族文化基因出現失真。另一方面，在遺產保護過程中，由于缺乏對文化基因的深層次認知，常采用商業化開發行為，“重經濟輕文化”、"重開發輕保護”

　　的理念導致部分文化基因面臨被敲除的風險。

　　4保護機理：基于“文化基因遺傳”的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

　　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認為文化的適應能力使其可以在不同的生態系統中表現不同的文化形態。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文化基因的“源”與“流”，縱向與橫向均表現出動態適應與代際傳承特征[32]。也即是說，文化基因遺傳是一個動態過程，是伴隨著文化族群演變而持續不斷的文化發生，不是單一時間截面的靜態現 象。基于文化基因遺傳的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必須建立在對整個動態遺傳過程的整體性保護基礎上。 為此，在遵循文化基因遺傳中心法則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各類遺傳要素，建立面向“文化基因遺傳”行為的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框架( 圖 4) ，包括民族文 化遺產的整體識別、文化基因本體的譜系繪制、基因遺傳行為的整體保護，以及遺傳地域介質的系統保護。

　　4.1 民族文化遺產的整體識別

　　首先，需要對現存的民族文化遺產進行分類識別，依據“民族文化基因的不同遺傳形態”劃定文化遺產的原型、類型與變型。其中文化遺產原型源自于文化基因的等效遺傳，在長時段族群代際遺傳中未受到外部干擾，完整保持文化遺產形態原真性，是民族文化遺產譜系中最重要的內容。文化遺產類型則屬于文化基因良性重組的結果，在保留原有文化遺產主體形態與特征基礎上，移植部分其他文化要素，表現出功能、風貌、內容等要素重組的不同遺產類型。之于文化遺產變型，則主要源于在自我 復制過程中為適應外部環境變化而發生的自組織 變異，或受外力作用發生的他組織變異，最終形成與原真文化遺產內容、性狀、價值相差較大的遺產變型。為此，必須對民族文化遺產變型進行合理篩 選，確定有條件修復的作為保護內容，無法修復的 則應剔除。

　　以南美拉祜族傳統聚落與傳統建筑為例，早期因基因地理隔離，在族群演化、安村立寨的過程中，

　　民族文化基因實現高度等效遺傳，在空間上形成地 理特征相似、聚落格局相似的村寨群落與建筑形制 一致、建筑技藝一致的傳統建筑。而后隨著外部社會文明的進入，民族文化基因遺傳表達的地域介質發生改變，誘發基因變異，傳統聚落生長肌理與建筑營造技藝出現功能性適應與結構性調整，出現原 型、類型與變型混雜的文化遺產群落特征( 表 3) 。

　　4.2民族文化基因的圖譜繪制

　　不同類型的文化基因造就民族文化遺產的多樣性。科學繪制民族文化基因的圖譜對于解釋民族文化遺產形態、功能等特征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在整體識別民族文化遺產的基礎上，采用逆轉錄提取法進行基因提取，進而繪制民族文化基因圖譜(圖5)。考慮到民族文化基因所承載的文化復雜性與多樣性，綜合民族歷史脈絡、社會結構、文化生態等因素，將民族文化基因類型劃分為民族聚落中的文化基因、民族社會中的文化基因、民族信仰中的文化基因、民族技藝中的文化基因四類。以南美拉祜族為例，民族聚落中的文化基因包括建構筑物的形制、材料，以及聚落肌理、村寨格局等空間要素，是民族文化基因在空間上表達的可識別形態，反映族群代際生長的空間秩序與生存法則。民族社會中的文化基因則包含衍生于文化信仰的民族社會等級一分工結構、民族家庭分工結構等內容，規定了社會成員生活秩序與生產行為，是社會生存的文化制度。而源自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宗教崇拜等民族崇拜行為中的信仰文化基因則是族群生長的本原邏輯，揭示了民族文化起源及其歷史傳承。民族技藝中的文化基因則包含了傳統民居建造技術、服飾樂器手工藝技術、古根古調等技藝文化，彰顯了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價值，是族群生存智慧與歷史文化的積淀與表現(圖6)。

　　4.3 基于文化基因遺傳行為的整體保護

　　在綜合提取民族文化遺產所蘊含的文化基因基礎上，結合其遺傳表達行為，分別實施原真培育、組織修復、隔離建檔、重組嫁接等保護路徑，進而構建民族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

　　43.1 基因復制階段：文化基因的原真培育與組織修復

　　依據文化基因遺傳中心法則，文化基因復制是基因代際傳遞的行為基礎。基因的穩定復制則要求文化基因本體的原真性與完整性狀態。為此，面向基因復制過程的文化基因本體與遺傳環境的原真培育尤為重要。針對南美拉祜族，這種培育行為具體表現為聚落文化基因及其建成環境的空間保護、信仰文化基因的真實記錄與原真繼承、社會文化基因的穩定延續與代際傳遞、技藝文化基因的組織學習與教育普及。

　　囿于文化基因的脆弱性與易逝性，文化基因往往會因為外力作用而發生突變、斷裂與基因干擾，形成各類變型。為此，需要對文化基因變型進行提取、聚類，剔除已經不可逆的突變基因，修復可還原的受損基因片段，保證基因在代際復制過程中能維持原真狀態，避免繼續走向惡性突變的價值衰減。

　　4.3.2 基因轉錄階段：文化基因的隔離保護與建檔保護

　　生物遺傳學認為基因隔離能夠為基因遺傳提供相對穩定、獨立的外部環境，從而保持基因原真性。借用基因隔離理念，對民族物質型文化遺產進行區域整體性隔離保護[31]，如傳統村落、歷史建筑、文保單位等，能夠保護文化遺產所攜帶的文化基因不受外界干擾，實現基因的穩定轉錄。如南美拉祜族，對傳統聚落、"柵片房”等文化遺產，實施整體隔離掛牌保護，參照文保單位保護模式，由文化部門嚴格劃定保護對象、內容及范圍，明確核心保護區空間，維持原有空間格局、建筑風貌、建成環境，實現文化基因的原真保護。

　　對于非物質型文化遺產而言，由于其不存在明確物質空間實體，其文化基因主要依賴傳承人進行代際遺傳，因此宜采用建檔立卡形式對傳承人及其文化基因進行整體保護。如臨翔區文旅部門，基于文化兜底工程對南美拉祜族非物質型遺產傳承人全部進行建檔立卡保護，并出臺相關政策實施固定生活經濟補貼，從而保障民族手工技藝中的文化基因能夠實現穩定的代際教育與學習轉化。

　　4.3.3 基因翻譯階段：文化基因的良性重組與功能嫁接

　　單一的靜態隔離保存并不能實現文化遺產的價值最優，依托文化基因的自由重組與嫁接或能推動民族文化遺產達成最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理想狀態。在長時段歷史演變中，民族文化基因充分利用基因重組優勢，歷經多次自組織重組與遺傳表達，形成適應外部環境的文化遺產類型。為此，可以依托文化基因重組規律，在族群日常生產生活、空間環境建設與技術一藝術表達的基因翻譯過程，將民族文化基因與其他文化基因實現良性重組與功能嫁接，形成新文化基因類型，并遺傳表達形成新文化遺產類型[32]。而后發揮文化遺產的外部傳播與擴散效應，推動文化遺產走向價值提升。如南美拉祜族將民族“柵片房、“火塘、“銀泡服”等文化基因與其他社會基因良性重組，形成建筑模型、圖書、紀念品等文化產品，實現文化基因的外部表達與社會傳播，增強民族文化遺產的外部性開發。

　　4.4 遺傳地域介質的系統保護

　　文化基因的穩定遺傳有賴于特定媒介的催化與物質環境保障。如前文所述，文化基因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系統及其外部環境是基因遺傳表達的地域性介質。一旦地域介質發生改變，文化基因遺傳表達過程也會異化，從而偏離正常的基因表達途徑，會引發文化基因的惡性突變，增加價值衰減與基因消亡的風險。為此，應建立文化基因遺傳地域介質的系統保護框架，從而實現文化遺產的穩定遺傳。這種系統保護則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應從文化生態系統視角出發，建立整個文化基因遺傳環境的系統保護，即構建一種集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環境等于一體的“多維疊合”的復雜系統，確保遺傳介質的完整性不受破壞。另一方面，應針對不同地域介質的特征及其內容實施分類型精準保護，合理選擇差異化保護手段與保護機理，確保地域介質的原真性及其活態性(表4)。

　　5價值期望：從“靜態標本式"保護走向“動態活性化"保護

　　新時代“文化自信”戰略的提出標志著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傳統表象層的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模式已經不能夠適應新時代下文化遺產保護的新語境。基于“文化基因遺傳”行為的民族文化遺產整體保護工作，期望通過深層次認識、解析基因動態遺傳行為的內容及其特征，轉變傳統“靜態標本化、紀念物化”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建立面向文化遺產代際傳遞過程的

　　“動態化、活態化”的整體性保護邏輯，通過遺產本體、遺產傳承過程及其遺傳地域介質的活化保護，搭建一種人、遺產、環境三者共生的活化格局。當然，本文所討論的民族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方法同樣適用于其他類型城鄉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不足之處在于這種文化基因保護仍然停留在理論研究層面，在未來仍需要結合更多的實際案例進行佐證，才能形成更具操作性的經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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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 “文化基因遺傳”視角下民族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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