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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的腐敗和道德失范,是人類社會管理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恒久的話題,也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對此,我們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還要對之采取切實的措施加以治理。
公務員的職業道德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高公務員的職業道德是推行以德治國的一項戰略性任務,是實施以德治國的關鍵;以德治國、以德治官,對于增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诖耍疚耐ㄟ^研究目前我國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建設的現狀,分析其失范的原因,目的在于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對策。
一、加強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的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推進小康社會的發展。“以德治國”重在治理“官德”,為“官”要有“德”,是“以德治國”方略的固有之義。對承擔著治理國家任務的執政黨各級公務員來說,只有達到了相當的思想境界,具備了相當的道德水準,才能勝任領導工作。“官”為民之表率,“官風”決定著民風。公務員特別是高層次公務員,是從群眾中產生的,他們的道德行為應成為群眾的楷模和標桿。公務員對自己所倡導的道德身體力行,就會以自己的榜樣和模范行動,來影響廣大群眾,他就有人格魅力,就有威望;相反,如果公務員不能以身作則,以道德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言行不一,甚至貪污腐敗卻不以為恥,就不能做人民群眾道德的表率,對人民群眾的道德教育就成為空洞乏力的說教,以德治國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公務員自身道德水平不高,還會使一些群眾產生失望情緒,從而降低對自身的道德要求,導致“官德毀而民德降”的不良后果。公務員不同程度地掌握一定的權力,“官德”合格與否從根本上決定著權力的行使方向和效果,官德好的公務員會自覺為社會,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取福利,相反則必然會以權謀私,甚至禍國殃民,給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災難。從這個意義上說,“‘官德’實質上是一種政治文化,一種行政倫理。新時期加強‘官德’建設,就是落實我黨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要求,豐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涵”。“以德治國”,迫切要求黨和政府的全體公務員身體力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加強道德修養,提高道德素質,模范地遵守道德規范,以高尚的道德品質、良好的道德形象和強大的道德魅力吸引人民,團結人民,凝聚人心,帶領人民群眾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二)有利于提高行政機關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根據機關的職能和對不通層次公務人員的要求制定出的有針對性的行為規范和職業道德規范,可以確立公務員的行為標準和道德標準,約束公務員在履行職責、執行公務時的主觀隨意性,以形成和維持良好的秩序,保障公務員履行公務的規范性和合法性。同時,在行為規范和職業道德的引導、約束下,公務員在履行職責,執行公務時就能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以及如何做,這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
(三)有助于促進行政機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建設。公務員的行政行為與行政機關的組織行為、管理制度、運作機制、領導行為等等因素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雙向互動的。公務員行為的規范程度更多地取決于行政機關內部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管理制度和領導方式及其行為的規范化程度,這種程度越高,對公務員個體行為的規范作用越大。如果這些因素不穩定和不規范,其直接后果會造成公務員情緒上的不穩,心理上的不安,行為上的失范,管理上的混亂,就很難保證公務員行為的規范。所以,加強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對行政機關正常有序地運行與發展具有保障作用,還可以促進行政機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建設。
二、當前我國公務員道德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其危害
(一)腐敗現象叢生。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公務員經濟犯罪的腐敗現象呈現日益嚴重趨勢:(1)貪污、受賄索賄現象逐漸增多。這幾乎不同程度地遍及各個地區和部門。索拿卡要,收受賄賂。利之所趨,便忘了職責之所在。(2)個案數額越來越大。由改革開放之初的幾千元、幾萬元上升到近幾年來幾百萬元、幾千萬元甚至更多。當今世界最大的走私案遠華集團走私案涉及案值530億元,偷逃關稅300億元,相當于1999年海關關稅收入比重的53%,相當于1999年GDP比重的0.34。(3)貪污受賄公務員級別越來越高。2002年檢察機關查辦的縣處級以上人員數目3269人,創出歷史最高;法院判刑的縣處級以上人員數目2002年亦出現歷史最高點為819人。(4)法人犯罪、團體犯罪越來越突出,涉案人員較多。這些腐敗現象的發生給國家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據有關資料顯示,從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查辦腐敗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經濟損失累計金額達491.3億元,平均每年25億元左右。1999-2001年這一損失平均每年高達占GDP比重的14.5-14.9%。據報道,目前逃往國外或失蹤的官員人數己達數千人,卷走貪污的公款高達130多億人民幣。①
(二)浮夸和弄虛作假之風蔓延成災。當前公務員的浮夸和弄虛作假之風有愈演愈烈之勢,主要表現有:第一是玩數字游戲,虛報產值與速度;第二是欺上瞞下,搞形式主義。為求升遷,不講良心道德,置黨性原則不顧,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搞短期行為和貼金工程;第三是對成績無限夸大,甚至無中生有,對失誤則盡力隱瞞,大化小,小化了;第四是好說空話、假話、大話,嘩眾取寵,沽名釣譽,撈取政治資本。由于急功近利之心,上級領導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空口號,而下級則疲于應付,在不能完成的壓力下只好作假;而某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者又不察實際,滿足于聽匯報和看報表。結果是,敢于弄虛作假的得到
肯定、褒獎甚至提拔,而說實話者則受到批評甚至處分。再加上有的上級領導有意無意地縱容下級弄虛作假—搞貼金工程,提高自己的政績,而一旦出了問題責任是下級的,自己最多是檢查不嚴,甚至可以推做不知,給了弄虛作假者可乘之機。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上級乃至中央決策的準確性,甚至導致決策失誤,危及國計民生,阻礙現代化建設進程。
(三)享樂主義成為時尚。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由于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加上公務員地位的特殊性,“及時行樂”成為一些公務員的生活哲學,享樂主義蔓延開來。這些人玩世不恭,超前消費甚至奢侈浪費。他們追求感官的刺激,忽視道德情操的陶冶。尤為嚴重的是,一些公務員在當地群眾溫飽問題尚未解決、下崗職工愈益增多、不少學齡兒童無錢上學的情況下,仍揮金如土,暴珍天物。長此以往,日積月累,將泯滅公務員的理想與斗志,消彌公務員的創業精神,毒化社會風氣,引發民心混亂,最終導致社會動亂,黨變質,國家變色。可以說,享樂主義特別是公務員的享樂主義成風之時,就是國家、民族衰落之日。
(四)官僚主義有所發展。官僚主義是公務員道德建設問題上的瘤疾,也是鄧小平同志一貫深惡痛絕的、群眾異常反感的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并
分析了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及嚴重危害。在新的形勢下,公務員中的官僚主義又衍生了一些新的形式,表現最突出的是一些公務員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不深入實際,不調查研究,想問題做決策憑主觀意愿,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溜人,逃避政治責任;還有就是一些公務員變人民的公仆為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現在有少數人就是當官做老爺……脫離群眾,脫離干部,上行下效,把社會風氣也帶壞了”。再就是還有少數公務員職業道德感嚴重退化,辦事拖沓,效率低下,敷衍塞責。這樣的干部為數雖少,但是危害卻不小。官僚主義是對黨的事業和人民嚴重的道德不忠誠和背叛,是對公務員從政道德的裹讀和踐踏,其危害不可小看,不但給國家政治經濟及各方面造成巨大損失,而且還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嚴重動搖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心。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于我國處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公務員的道德失范問題比較突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
①胡鞍鋼,“巨大的腐敗黑洞:10類系統性腐敗的經濟損失”,《紀檢與監察》,2003年第7期。
官僚主義、享樂主義、腐敗問題嚴重,如果任其發展,后果將不堪設想。那么導致公務員道德失范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公務員職業道德失范的原因
(一)封建殘余思想文化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從根本上說生產力還比較落后,商品經濟還不夠發達。自然和半自然經濟還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也大量地存在,就成為封建殘余思想寄生和繁衍的溫床。列寧在論述蘇維埃政權中的官僚主義的原因時指出:它是“小生產者散漫性和萎靡狀態的上層建筑”。鄧小平也說過:官僚主義是小生產的產物,同社會化大生產是根本不相容的。為了徹底肅清封建殘余思想,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改,迅速發展生產力,創造其不能存在的物質基礎。
(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
對外開放是我們黨新時期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是在世界各國經濟緊密聯系的今天,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國外廣大資源及市場更快地發展我國經濟的重要手段,我們必須堅持。但它也有不利的一面。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十分復雜的國際環境之中。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交往,使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有了滲透進來的可乘之機。西方敵對勢力通過各種方式,或用腐朽的世界觀侵蝕,或用金錢行賄收買,或用美色和腐敗的生活引誘,使黨內和公務員隊伍中的不堅定分子蛻化變質,達到其“西化”、“分化”我國的圖謀。
(三)社會轉型期政治、經濟、法律等改革不配套
1.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以往我國的政治體制一直實行的是金字塔型的權力控制,它以政治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方式,把整個社會都納入政治權力的掌握之中,以政治權力為中心調節包括經濟關系、法律關系、道德關系等在內的一切社會關系。由于我國產權關系長期得不到界定,再加上政治權力在計劃經濟時期調節和控制經濟活動的歷史慣性,我國的資源配置權力絕大部分仍然由政治權力掌握,而不是由市場調節。在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由市場來調節。在我國當前的“準市場經濟體制中”,由于國家和政府的控制能力減弱,控制手段滯后,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機制沒有完全形成,導致
政企不分,權責不明,權力過分集中。因此,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及經濟體制改革不配套等因素為權力腐敗產生了滋生的土壤。
2.法律體系不建全、不完善。一是立法質量不高,缺乏權威性,整體性和可操作性?,F有的法律法規中,除一部分制定于計劃經濟這個大背景下,其基本內容己不適用于當前的情況外,還存在著諸如針對某一特定問題治標的多,從總體出發治本的少;政策性規定多,法律規定少;原則性規定多,預防性和操作性規定少;要求遵守的內容規定多,而違反規定內容,如何進行處理的規定少;有關個人違法違紀的規定多,有關法人犯罪、集體違法違紀的規定少的問題。二是立法相對滯后,缺乏超前性、預防性和實效性,沒有形成一套系統的、有效的法律規范對腐敗現象進行預防、抑制和懲治。由于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立法體系不建全,一些權力主體鉆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私分國有資產。再加上懲治腐敗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已有的解釋多是個人的學理解釋,需要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立法解釋或“兩高”進行司法解釋。因此,司法實踐中針對一些腐敗犯罪具體適用法律難度比較大。由于反腐敗斗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和手段,民眾對一些腐敗現象失去了辨別是與非、罪與非罪、違法與合法的能力。這種現狀,遠遠不能適應今天公務員道德建設的需要。
(四)對公務員當前的物質利益補償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而我國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公務員的工資收入卻還維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不僅不能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相比,而且就以我國目前的物價水平來說,也僅處于稍高于溫飽狀態的水平。而在高通貨膨脹的年份,其實際收入還要下降。雖說是:“革命黨嘛,只要有飯吃就行,以不餓死人為原則。”①但追求比吃飽和穿暖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畢竟是和平時期每個人的客觀需要,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②所以,隨著整個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仍把公務員的工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就很容易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心理平衡,鋌而走險,走上以權力為手段和換取工資以外收益的道路,導致公務員道德的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