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游客微觀路徑選擇模式的研究對景區管理、活動規劃與營銷制定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文章基于空間句法對景區路徑空間性影響進行量化分析，綜合考慮開放式景區游客及非游客群體路徑選擇的核心影響因素及路徑選擇模式，建立路徑擬合模型，實現不同群體核心路徑的空間生成。研究表明：空間因素(路段連通度、路段控制度及局部選擇度)對景區行人路徑選擇具有重要影響;游客與非游客行人交互作用下，開放式景區主要形成了生活性路徑、深度景點游覽路徑、休閑景點游覽路徑和通過性路徑4類路徑;基于空間影響假設進行各類路徑擬合，與實際調查路徑相比，休閑景點游覽路徑相似度達到75%，具有較高的準確度。該研究可為景區管理者進行景區路徑優化、公共設施優化布置及節慶活動指定方案設計定量化參考。

　　[關鍵詞]路徑選擇;空間句法;因子分析;聚類分析;路徑識別

　　引言

　　行人路徑選擇，即分析行人自同一出發地至目的地之間多種路徑的選擇行為[1]。對于景區而言，重點則是游客路徑選擇研究，進而可通過量化分析，為旅游管理者作出合理的管理決策提供重要參考[2]。游客路徑選擇研究內容，主要包含出發地至目的地的路徑選擇與目的地內部路徑選擇兩種[3]。微觀路徑選擇模式聚焦于目的地區域(如自然景區、文化街區)內部路徑的選擇行為分析及時空關聯性研究。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與人性化、精準化的旅游管理思路的普及，微觀路徑選擇模式日益得到重視[4]：首先，微觀路徑選擇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景區管理者進行更為合理的游客安排，降低游覽高峰期由于游客密度過大導致的沖突、踩踏等安全事件頻率[5];其次，后現代旅游時代背景下，個性化、體驗式游覽成為旅游行為的大趨勢[6]，景區傾向提供更具針對性、人性化、體驗式的游覽體驗以滿足游客需求，進而提升景區吸引力，這使得游客景區游覽行為的研究更具參考意義[7];最后，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與特色化服務提供也依賴游客行為特征作為參考。這一切使得微觀路徑選擇模式的研究對景區管理、活動規劃與營銷制定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8]。

　　然而，當前研究往往以景區內游客行為分析為主，對于開放式景區(如南京夫子廟、蘇州觀前街)而言，忽略了景區內非游客主體(如內部居民、周邊居民等生活性行人及通過性行人)與景區游客行為的交互影響。同時，當前研究對景區內部路網所帶來的空間影響與行人路徑選擇間的關系難以量化，主要將相關空間元素(如路徑寬度、路徑距離、沿線節點數等)作為量化指標與路徑行人量進行回歸分析[9-10]，而忽略了景區網絡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空間影響。

　　這一背景下，本文以開放式景區為研究區域，以景區內行人群體為研究對象，具體研究內容包括：(1)基于空間句法實現景區路徑結構的空間量化;(2)結合空間性影響分析景區內部行人微觀路徑選擇模式的核心影響因素;(3)基于聚類分析的路徑擬合，對不同群體行人的路徑選擇進行針對性識別與分析。對于開放式景區內不同行人群體的路徑選擇模式分析，可為景區管理者進行景區路徑優化、公共設施優化布置及節慶活動方案設計提供量化參考依據。

　　1 文獻綜述

　　1.1 行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與路徑分析

　　行人路徑選擇的研究重點在于，分析哪些因素在行人進行路徑抉擇時產生了何種影響[11]。總體而言，其影響因素可以分為3類：地理距離(實際步行距離)、拓撲距離(路徑/方向改變次數)和環境因素。最短地理距離是行人路徑選擇的首要目標[12-13]。最短拓撲距離則可單獨對55%～75%的行人路徑選擇進行解釋[14-15]。環境因素總體上可劃分為3個方面，即路徑特征、沿線土地使用特征及沿線交通環境特征[16]。Ferrer等通過對志愿者進行路徑測試，發現寬闊的人行道、高綠化率、充足的照明、大型交叉口少是吸引行人選擇該路徑的積極因素[17];Sarjala基于智能手機所采集到的通勤路徑，發現影響行人路徑選擇的重要環境因素包括交叉口密度、沿線公共用地面積、坡度及沿線建筑年限[18]。

　　對于景區而言，最普遍的行人路徑選擇的主體則是游客，其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景區路徑屬性因素與景區環境因素[19]。其中，景區路徑屬性因素主要包括：行程時間、路線長度、路線曲度、沿線節點數、路徑寬度等;Asakura和Iryo基于移動設備采集游客旅游路徑數據，結合景區路徑拓撲結構特征實現了對不同游客出行路徑的識別分析[20]。景區環境因素主要包括：景點類型(土地利用)、路徑沿線景點數量、景點占地規模、綠化占地規模、路徑沿線行人設施數量(休憩椅等)、路徑沿線商業設施等。Vu等基于帶有地理標記的游客照片，對香港入境游客的游覽路徑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對于不同景點，不同國籍的游客群體的游覽路徑具有特異性[2]。李淵等基于陳述性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s， SP)對于廈門鼓浪嶼游客景點偏好進行分析，發現景點類型吸引力依次為音樂文化、自然風光、萬國建筑等;而公共設施不足、過度商業化則降低了景點吸引力[21]。

　　此外，景區內不同群體的路徑選擇也具有較為顯著的差異性。Jubran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收入的個體差異在景點可達性的評估上具有顯著性差異[22]。劉培學等對山岳型景區游客軌跡進行聚類分析，發現女性游客游覽距離較短，中老年游客群體傾向于躲避擁擠，而散客更易選擇存在折返且體驗較差的游覽路徑[23]。然而，群體分析仍屬于游客主體的群體細分，對于景區內游客群體與居民群體的路徑差異性分析則相對缺乏。

　　1.2 空間因素對路徑選擇的影響

　　空間因素對路徑選擇的影響研究近年來逐步得到重視和發展。多個研究表明，空間因素與街道網絡中的行人空間行為聯系最為密切[24]，給定路徑的中心度水平可用于度量行人通行量[25-27]。具體而言，高通達度的路網結構與行人通行量具有最顯著的正向聯系[28-29]。路徑連通度、路徑選擇度也是影響行人路徑選擇的重要因素[27，30]。同時，不同模式的路網結構下，空間因素對路徑選擇的影響程度也存在差異——在傳統網絡結構下，空間因素對行人路徑選擇的影響程度更高[30]。因此，對于傳統路網下的開放式景區，分析空間因素的影響更具有研究價值。然而，景區路徑選擇的既有研究中，對量化空間因素的影響分析涉及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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