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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主播時代網絡主播與傳統主持人之比較分析

來源:期刊VIP網所屬分類:免費文獻發布時間:2021-09-24瀏覽:

  摘要:隨著互聯網技術賦權的增強,新媒體技術使得媒體內容生產的門檻越來越低,讓持有移動智能終端的人們都可以成為大眾傳播活動中內容生產者的一員,人人都可成主播,泛主播時代已經到來。本文基于口語傳播視角,對目前迅速發展的網絡主播的口語表達進行分析,并與傳統主持人比較,對目前媒體主播的口語表達能力提升提出新的見解,從而帶來更好的傳播環境和輿論效果。

  關鍵詞:泛主播時代;網絡主播;傳統主持人;口語表達;比較分析

  一、泛主播時代到來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移動智能終端的革新,利用移動端進行實時信息接收與交流傳播已經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隨著互聯網技術賦權的增強,媒體內容生產的門檻越來越低,使持有移動智能終端的人們成為大眾傳播活動中內容生產者的一員,人人都可成為主播,引導社會輿論發展。泛主播時代已經到來。泛主播時代改變了原有的傳統媒體主播的傳播主體地位。在泛主播時代,主播的定義和范疇不再僅限于傳統媒體播音員主持人,而是包含各個網絡平臺上通過音視頻傳播信息的自媒體創作者。

  在泛主播時代,主播的定義和范疇從傳統媒體的播音員主持人,擴大到互聯網上音視頻節目的創作者。在此背景下,網絡主播以其新穎的形式、靈活輕松的口語表達以及個性化的內容獲取受眾的高關注度,網絡主播成為大量受眾的優先選擇。傳統主持人和網絡主播如何相互借鑒,把握住新媒體傳播規律與受眾需求,減少和避免在傳播中的問題與失范行為,優化和提高引導正能量的傳播力量,是本文的研究目的11二、網絡主播與傳統媒體主持人的界定與比較

  (一)傳統媒體主持人

  我國節目主持人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陸錫初(2011)在其著作《主持人節目學教程》

  中表示“主持人是指以,我,的身份在廣播電視中組織、駕馭、掌握節目過程,與受眾平等交流的大眾傳播者。”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俞紅

  (2004)在《節目主持人通論》中認為“節目主持人是在廣播電視中,以個體行為出現,代表著群體觀念,用有聲語言、形態來操作和把握節目進程,直接、平等地進行大眾傳播的人。”

  從媒介形式上來觀察,傳統媒體主持人是指特定媒介環境中(包括廣播、電視),在鏡頭或話筒前,代表黨和國家、各級政府以及人民群眾發聲的新聞工作者。從業務能力上來界定,筆者將其歸納為以播為主,具有采、編、控等多種業務能力的媒體人。

  (二)網絡主播

  網絡音視頻主播的定義目前并沒有被廣泛認可的權威界定。筆者在進行相關資料搜集和整理后,總結得出網絡主播的定義:網絡主播媒介環境是網絡,傳播方式為音視頻。網絡主播是指在互聯網的一檔節目或活動中,主要擔當節目主持工作,同時參與策劃、編輯、錄制、制作、觀眾互動等一系列活動的媒體人。

  網絡主播主要分為兩類:主流類與社會類。主流類包括傳統媒體轉型的新媒體平臺主播和國有單位的互聯網發言人等。社會類泛指在網絡中以非國家機關、政府機構等官方媒體身份來進行傳播活動的個人及非公企業組織等。

  (三)傳統媒體主持人與網絡主播本體的比較第一,在媒介形態上,傳統媒體主持人的工作地點與工作環境是單一的、穩定的,面對突發事件時往往采取連線的形式,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和成本。而網絡主播則較少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基本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傳播活動,真實的生活環境更能拉進與觀眾的距離。遇到突發事件時,網絡主播以其輕量化的設備能夠直抵現場,帶來一線視角,增強觀眾的感官體驗。

  第二,在媒介素養上,傳統媒體主持人普遍是科班出身,接受過專業的播音與主持傳播教育,擁有較好的媒介素養和傳播知識。而網絡主播,其媒介素養因身份特征與受教育程度千差萬別,在信息接收和分辨上能力較差,傳播活動限制性較大。

  第三,在自身立場上,傳統媒體主持人的工作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引導輿論,反映人民的呼聲,弘揚正氣。而網絡主播更多代表的是個人或者背后的公司,其目的是吸引受眾、傳播文化與盈利。

  第四,在受眾傳播上,傳統媒體主持人與受眾的交流受到技術與媒介形態的限制,所以在互動上存在嚴重的滯后性,此時為單向傳播。而網絡主播在與受眾進行交流時則可以輕松打破媒介壁壘,實現實時互動,實現了實時雙向傳播[2]

  三、網絡主播與傳統媒體主持人口語表達方式比較

  (一)播講方式比較

  1,傳統媒體主持人播講方式的固定化從宏觀來看,傳統媒體主持人是黨和人民的喉舌,肩負著引導正確輿論、傳播優秀文化內容等重任,其傳播方式具有大眾示范意義,口語具有莊重性。從微觀而言,傳統媒體主持人在有聲語言和副語言的編碼上需要具備審美性,所以在口語表達方式與內容上需要嚴格規范和藝術講究。相對固定的播講方式是官方形象的代表與權威的象征。

  2,網絡主播播講方式的多元化互聯網傳播豐富了媒體與社會、個人之間的連接端口,弱化了大眾傳媒的主流力量,增強了不確定性。網絡主播進入的門檻較低,在鏡頭話筒前的播講方式上并沒有嚴格的要求和限制,較為自由和多元。只要能獲取更多關注,吸引更多流量,可以運用朗誦、歌曲、脫口秀、饒舌等多樣化口語形式進行表達,節目具有娛樂觀賞性。

  從社會公共責任角度來看,網絡主播的言論所代表的是個人立場,其播講方式不時呈現無序化狀態,雖然實現了其特定利益,但觸犯社會道德倫理和法律邊界的言論行為時有發生[3

  (二)口語語體的對比(語境與話語生成機制)

  1,傳統媒體主持人語體欄目化傳統媒體主持人的口語表達風格與欄目鳳格定位相對應,呈現出鮮明的欄目化特點。例如新聞類主持人較為嚴肅穩重、文藝類主持人較為靈活清新、體育類主持人較為激情活力等。在傳統媒體的信息傳播中,主持人的話語生成特點主要以一個個語篇為主,全篇只圍繞一個中心點,一般并不需要做即時的延伸。這是源自欄目前期制定的計劃和方向,所以主持人語篇的份額會遠遠高于獨句。這樣的特點能夠將單位信息向縱深化發展,大概率引導受眾深度思考。

  2,網絡主播語體個人化

  網絡音視頻作品在傳播模式上屬于分眾傳播、小眾傳播。所以網絡主播的語體相較于傳統媒體主持人會較少規范,更具有個性,顯得隨意多樣。例如不同方言、不同語種均可作為網絡主播口語表達的語體樣態,主播的話語生成和網絡傳播特點相關,短平快、碎片化的語言模式取代了邏輯縝密的語篇結構,信息傳播直接、跳躍[4

  四、網絡主播口語表達存在的問題近十年網絡音視頻節目主播職業的發展,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網絡主播社會公共責任意識不強,進而導致網絡主播口語傳播低俗化現象普遍發生。

  (一)屈從市場,扭曲口語傳播價值一些網絡音視頻紅人主播試圖以“擦邊球”的方式來吸引受眾,這種方式迎合了網絡受眾的獵奇和審丑心理,屈從市場,傳播低俗信息,扭曲口語傳播的公共價值。例如“碧池”“滾粗”等詞語網絡熱度居高不下,部分網絡主播在節目中為了獲取網絡熱度而故意頻繁使用低俗詞語,渾濁了網絡空間,缺少基本的口語傳播價值意識及社會責任感。

  (二)自控較弱,大眾審美引導缺失網絡環境的泛娛樂化,導致網絡音視頻節目中主播在口語表達時也出現泛娛樂化的口語傳播特點,網絡女主播“迷人的郭老師”就在網絡中憑借出人意料但又引人發笑的語言迅速躥紅。她夸張自己的發音,從而形成與規范化語言背道而馳的口音。

  比如“獼猴桃”被她稱作“迷hotel","酸奶蛋糕”

  被她稱為“孫乃定溝”。部分網絡主播缺乏專業的理論知識與職業素養,將這種錯誤的語言發音與釋義引用到自己的內容中,在節目中出現成語的濫用,中英文混雜交流以及各種不規范的口語表達,違反了口語傳播中的語言結構規律,引導受眾和粉絲認知偏差,把審美帶向了“審丑”

  (三)方言惡搞,引發口語傳播失范在大眾傳播活動中過度使用方言會造成信息傳播不明確、受眾解碼受限等問題,更有甚者用方言的口音來惡搞、侮辱地域文化和形象。例如部分網絡主播在口語表達中將東北話與流氓形象結合,用河南話來隱喻偷井蓋,將上海話與尖酸刻薄畫上等號,在節目中以此為樂、嘩眾取寵,全然不顧社會影響[s]

  五、優秀的頭部網絡主播口語表達的啟示流量為王與內容為王的全媒體時代,網絡音視頻競爭激烈,一些節目存活了下來,其中網絡主播的類型也逐漸明晰:草根類、業界類、跨界類。每種類型都出現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草根類型的王尼瑪、李子柒,業界類型的羅振宇、吳曉波,跨界類型的高曉松、范志毅等,他們成為網絡主播群體被社會大眾所認同的標桿性人物,這些頭部主播的口語表達呈現出共性。

  (一)草根類網絡主播表達形式表面的不規范化與內在價值的邏輯統一

  《暴走大事件》主持人王尼瑪,頭戴漫畫主題頭套在鏡頭前評論新聞熱點,吐槽社會現象,吸引了一大批年輕受眾。他的口語表達代表了草根類主播的特點:語言表達不規范、語意表達個性化。節目中不標準的普通話究竟是自身所致還是節目設計我們不去評判,但是這樣的口語表達在主播的身份特征上就擺脫了人們對傳統媒體主持人端坐鏡頭前的刻板印象。他的這種看似不標準的普通話讓受眾形成他和自己是一樣的草根民眾的態度。這樣的口語表達樣態帶給他草根人設,而正是這樣草根化的口語表達能夠拉進與受眾的距離,在接地氣的同時把語言遞進受眾心里。在《暴走大事件》中,王尼瑪以其獨特的公鴨嗓與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將新聞與社會熱點輕松化、娛樂化,這樣的口語表達樣態帶給他草根人設,將他與其他網絡主播區別。

  法國著名哲學家、后現代思潮理論家利奧塔

  (2011)曾指出語言游戲性包含兩個維度:一是由

  “不斷地發明句式、詞匯和意義”所激發的巨大快感;二是因“戰勝根深蒂固的語言或內涵”而帶來的成就感。王尼瑪的自嘲精神和反諷語言表達大膽而又新奇,經常將貌似不相關的事物進行組合,打破時間和空間的普通認識邊界,從而表達出新的含義,例如“塵歸塵,土歸土,鋤禾日當午”“我和我的小伙伴都驚呆了”等自創語句。在早前的“名媛拼團”

  事件中,王尼瑪就在舞臺上說“這些活躍在我們朋友圈的名媛至少拉近了距離,降低了消費門檻"。這三兩句話語不僅以輕松幽默的方式帶給受眾表面的歡樂,還暗喻諷刺了社會上存在的拜金主義和不良價值觀,也通過自嘲讓受眾能夠認清網絡的虛偽。這些網絡主播表達的內在邏輯贏得了社會的認同和尊重,他們不規范的口語得到社會包容和接納。(二)跨界類網絡主播口語表達獨特的“我”

  對“你”說和名人效應

  在大眾認知里,高曉松是校園民謠音樂的代表,憑借一首《同桌的你》火遍整個中國,并借此走進大眾的視野,成為知名音樂人。而高曉松的《曉說》脫口秀跨界而來,在網絡端一經發出就爆火,在2012年上線三個月里就超過三千萬播放量。跨界而來的主播高曉松,其口語表達的獨到之處在哪里?

  1."9"為對象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沒有對象,這些話就不可能說的使自己和聽的人都相信有說出的實際必要"(付程,2002),所以對象感在口語表達中是十分重要的。對象感是播音主持中的內部技巧[6]

  在《曉說》中,高曉松面對鏡頭時雖然是單向傳播模式,但是因為其身份特征和自身經歷不同,所以在口語表達中并沒有相對規整的普通話和結構式的話語體系,而是用自己最舒服的北京話以及像和朋友聊天般的語氣講述節目內容。在《曉說》中經常會出現高曉松對著鏡頭說“我相信你們的感受也和我一樣”“你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也會這樣做”等等類似的互動話語。當受眾有一對一的名人對話感受時,會產生極強的認同感,也能拉進雙方的距離。

  2.“我”為中心

  高曉松作為公眾人物,其身份特征帶有典型的名人符號。受眾因為名人效應的影響,對名人自身故事天生好奇。節目中從主播“我”出發正迎合了受眾訴求。在《曉說》第1季第7集里,高曉松講述的是《大師照亮八十年代》。在節目的開頭,高曉松就以自身事例帶入,“我想起我在電影學院學導演的時候、上課的時候,我的一個教授叫戴錦華,也是我熱愛的一位尊敬的教授"。他口中的事例因為是他真實經歷過的,所以回憶起來在字里行間充滿著濃濃的懷念,從而讓受眾能夠真切感受并引發共鳴。

  (三)業界類網絡主播口語表達中的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和恰切的人文關懷

  羅振宇以其深厚的媒體工作經驗與獨特的"知識販賣者”人設,加之自身特色的口語表達形式,成為“業界類”網絡主播的代表。《羅輯思維》微信公眾號由羅振宇創立,每天準時在6:40發出60秒音頻,目前已有3000多條。如何讓受眾有耐心聽下去是個難題。設問式口語模型,就是羅振宇獨特的口語表達方式。羅振宇以生活化的語言營造生活化的場景,把看似難懂的知識通過簡單的類比問題提出疑問,引導受眾從自身角度帶入思考。心理學家納奇什維里曾經提出“自己人效應”,而羅振字在口語表達中正是將此效應發揮到了極致。《羅輯思維》

  第1季第36期里,羅振字要分享的是大眾關注的熱點話題-拖延癥。這是一個很容易陷入說教的選題。但是在節目中,羅振宇并沒有用高高在上的枯燥理論說教,而是通過自身事例引人,“我其實也是典型的拖延癥患者,我做拖延癥這個話題就是拖到前一天晚上十一點才開工,一直干到夜里三點半才做完。”接著羅振字引導受眾理性看待拖延癥,化解焦慮與壓力,遠離拖延癥的困擾。他用恰切的人文關懷撫慰和關照受眾。

  六、結語

  大數據時代,網絡主播不僅是自身生活與社會現象的個性記錄者,還是全社會共同美好生活的塑造者和引導者。在公共網絡平臺信息傳播過程中,網絡主播會成為特定社會議題的設置者和推動者而促使大眾更快形成有利于國家和當前社會發展的共識。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成為主播群體的基本義務。

  網絡主播大部分屬于社會群體和自媒體范疇,相較于傳統媒體主持人而言,欠缺專業系統的口語表達訓練。但又由于緊跟時代發展,把握時代潮流,又有其可取之處。所以在未來,網絡主播口語表達在發揮特色的同時,也要學習傳統媒體主持人口語表達的專業性和審美性,要以國家立場為基礎站位,樹立“把關人”意識,不斷推出優質內容,推動社會發展進步。

  參考文獻:

  [1]傅裕,從網絡直播看網絡主持人的口語傳播特點[J].戲劇之家,2019(23):230-231.

  [2]景偉健,淺談主持人思維素質和口語表達能力的培養[J].記者搖籃,2019(06):100-101.

  [3]李洪巖,多維傳播語境中播音主持的功能與拓展[J].現代傳播,2013(08):87-90.

  [4]時燕子,自媒體時代網絡主持人的角色建構[J].新聞愛好者,2015(10):64-67.

  [5]姚喜雙,李桃,試析網絡視頻主持人語言規范問題[J].語言文字應用,2012(02):41-52.

  [6]付程,實用播音教程(第4冊):電視播音與主持(第二版)[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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