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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奇切林法哲學思想的理論依據

來源:期刊VIP網所屬分類:綜合論文時間:瀏覽:

  摘要:俄羅斯近代的法治化進程不是一帆風順的,但奇切林的法哲學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奇切林創造了在黑格爾主義基礎上一種獨特的哲學體系,他的法哲學對“人格”、“個性”、“權利”、“自由”、“社會”等思想的獨特闡釋客觀上推動了俄羅斯的法治化進程。

  關鍵詞:俄羅斯;奇切林;法哲學;法治化

哲學論文發表

  一.關于奇切林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奇切林(1828-1903)是俄羅斯近代著名的法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同樣是見證了俄羅斯歷史關鍵時刻的社會活動家。在那個時代,他也是許多標志性人物的對立者或者志同道士: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波別多諾斯采夫和卡特科夫,革命家米柳庭,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伊萬.屠格涅夫以及許多其他作家。

  出身于世襲貴族和富裕家庭的奇切林,在家里受到了精細的培養并且很早就考入莫斯科大學。在大學教授群中,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是特·德·格拉諾夫斯基,以其嚴格而又冷峻的學養和深厚的高尚氣質吸引了他。一般來說,奇切林在少年時代總是圍繞著他那個時代一些最杰出的人物轉悠,并與之有密切交往。奇切林的天性屬于那種最看重知性生活并且首先是知性生活的人,雖然他學的是法律專業,但卻對哲學非常感興趣,對自然科學和數學也行為盎然。奇切林的大腦非常傾向于“體系化”,正如葉·特魯別茨科依伯爵關于他所說的那樣,因此他的興趣的確是百科全書式的,但也正是這個原因引導他產生了宗教危機,以致靠自己的力量居然不能當即就擺脫這個危機。存在這似乎兩種奇切林哲學:一種是書面語的、深思熟慮的、黑格爾式的;另一種是生活哲學、直接直訴胸臆的哲學史在自己內心經驗基礎上創造的哲學。在考入大學時,奇切林完全離開了宗教生活,從而走進一個無神論時期。但研究哲學引導奇切林的意識走向宗教內在論,后者甚至成為其全部超驗唯心主義體系的基礎。奇切林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在我面前展現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在這樣世界觀里,存在的最高本質不是從外部支配他所創造的這個世界的以個性神的形態出現”,而是以宇宙所固有的內心無窮的精神的形態出現的。[3]

  二、奇切林的法哲學思想

  奇切林的法哲學思想非常接近于康德和費希特,而非黑格爾。奇切林的全部人類學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知之上的,即人身上有一種“絕對本質”。對他來說,從人的形而上學中可以推導出人身上道德本質的絕對意義。奇切林的自由主義體系與關于個性絕對價值的學說有著密切關聯。然而,奇切林在堅定而又執著地捍衛個性權利的同時,把它與“秩序”理念結合了起來。他非常自覺地擁護強力政權。這使得當時的俄國學術團體疏遠了奇切林。相反的,這也使得他在政府眼中很有價值。然而,對于奇切林本人的性格來說,他嚴峻的內心性格,開闊的智慧,對于一切光明和有價值的東西都積極響應。在奇切林冷漠的心靈表層下面,隱藏著永遠都熾熱的、甚至激情洋溢的情感的生命熱情。只需深入讀一讀他的全部回憶錄,就會發現:奇切林在他的著作和生活中所固有的外表冷靜的理智。這妨礙了所有人看清他身上充實而又豐盈的情感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歷過宗教危機以后,奇切林并未停留在純粹從理智上“接受”宗教立場。他毫不猶豫地走上了神秘主義的生活之路。在有關辯證法的學說中,奇切林如此高度評價辯證法,甚至稱其為“最高哲學科學”。奇切林還完全按照黑格爾的說法,認為“本質自身的內在矛盾是推動事物的動因”。與此同時,奇切林始終都是認同存在和理性的統一性實質上是一個超驗主義的公理。[2]

  三、奇切林法哲學思想的哲學依據

  在奇切林的倫理學里,他的思想更接近于康德。僅就其承認個性的絕對意義和關于人的“形而上學本質”的學說,就可以斷定其屬性了。因此,關于自由的學說在他那里是與人格主義的主題聯系在一起的。人的自由的意義在于直接情感的表達,以決絕的方式肯定其現實性。在于對人“上升到對其絕對本質的意識”,只有自己除外的意識。因此奇切林走向對于人的自由的獨特解釋:在人身上,有“兩種相互對立的本質 -- 無窮和終極”。在他的《權利哲學》中,人格主義主題在奇切林那里主要取決于他的倫理學觀點,甚至更確切地說,取決于他關于權利的本質與意義的思考。他認為,個性不僅僅是轉瞬即逝的現象學,而也是一定的、持續的本質。個性就是單個的本質,是在自己身上得以集中、與其他人隔離的,作為力量和活動之獨立中心的本質。

  在奇契林的認識論里,全部都取決于他的超驗主義。奇契林承認經驗的絕對非理性,但這卻無法動搖其總的理性主義。最基本的理性主義導致這樣一個結果,即到處都能揭示出存在的“四個”結構,也就是說辯證法過程到處就具有四個階段:關系、統一、組合、多。黑格爾主義給他提供了恢宏的形式,而奇契林對這一形式的掌握任何人都無法比擬,他的哲學是獨特的和具有創造性的。[3]

  四、結語

  俄羅斯19世紀的思想家們普遍具有具有斯拉夫主義傾向。他們敏銳的發現了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西方法治化社會的局限和過分理性化。同時,他們提出了“完整知識”的方案,但是這種方案強調的還是道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而輕視了邏輯、理性以及法律等在社會生活和思想生活中的作用,這種藥方如果用在西方社會或許還有某種“解毒劑”的效果,但是用在理性傳統本來就相對匱乏的俄羅斯不僅無助于解決俄羅斯思想和社會的問題,反而使這些問題愈加嚴重。[1]

  在這其中,并非所有的俄羅斯思想家都固守這樣一種思想路線,以齊切林的法哲學思想等為代表的俄羅斯法哲學家們順應時代與發展潮流,他們從本國文化傳統的實際出發,推進法治化改革的道路是立足于本國的國情傳統。

  參考文獻

  [1]馬寅卯。俄羅斯的法律虛無主義傳統[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01-26(005)。

  [2]徐鳳林。俄羅斯宗教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62-75頁。

  [3]津科夫斯基。俄國哲學史(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180頁。

  作者:耿海天,姚雪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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