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其他學科象征研究一樣政治象征研究也對政治象征概念作明確說明哪些是象征而哪些不屬于象征;哪些象征是政治象征哪些是其他象征這些問題均未獲得明晰解答這使得政治象征研究“邊界”難以確定因此難以獨立學科但從另意義上來說研究領域模糊性給政治象征研究提供了寬廣發展空間

　　[關鍵詞]政治象征;政治傳播;美國

　　[中圖分類號] DO [文獻標識碼]A

　　象征是與人類社會同時誕生文化現象它影響著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因而受到哲學、社會科學普遍關注雖然有關象征研究著述浩如煙海但象征定義依然是模糊大多數學者對何為象征作描述性表達這一是由于象征本身很復雜可指涉不同意義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涉及社會生活和學術研究諸多領域——諸如政治、宗教、文字、文學、哲學、美學、心理學、戲劇、建筑、雕塑、繪畫、符號等等因此無法被準確定義另一則是如果對象征作界定則可能形成對研究領域限制——畢竟象征世界中事物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

　　然而理應獲得長足發展政治象征研究在20世紀以前幾乎處于“無聲”狀態這是早先政治研究關注倫理和概念不注重對現象分析;也可能是最原始政治象征來源于圖騰崇拜和原始宗教儀式經過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加工很多象征了只可膜拜而不可深究更不可褻瀆禁忌即使對政治象征內涵有清醒認識學者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一、現象揭示與領域開創：20世紀前期政治象征研究

　　早在原始社會就有政治象征但人們對它熟視無睹政治象征現象之揭示和隨之所展開政治象征研究是20世紀前期事

　　政治象征研究興起子20世紀前期美國這是由美國當時社會環境和學術思潮所決定20世紀初期滅絕人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荷爾蒙引發了懷疑主義思潮一些美國學者開始懷疑人是否是由理性支配動物隨后經濟大蕭條又導致了對美國整個民主體制不信任對人類理性懷疑以及民主體制不信任促使一些美國學者開始關注政治中非理性層面一些美國政治學者如沃拉斯( WallasG.)與他學生李普曼(LippmannW.)、阿諾德(ArnoldT.)和梅利亞姆( MerriamC.)等開始把政治象征看作維持政治系統運行非理性因素并以此為基礎展開相關討論政治象征研究序幕從此拉開

　　沃拉斯與李普曼探討政治象征專門成果并不太多而阿諾德則出版了探討政治象征專著《政府象征》此書寫于20世紀30年代時值美國經濟危機人們對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充滿了懷疑羅斯福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采取了很多與普通法規甚至是憲法相悖措施這些“非法”措施非但使美國分崩瓦解反而推進了經濟復蘇基本法則被拋棄社會不但退步反而進步了這個現象引發了阿諾德對基本法則實際作用思考為了解釋基本法則作用他打了比方：古埃及是醫學中心古埃及人制定了一系列醫學基本原則但這些基本原則實際上推動醫學發展而是把醫術變成了巫術讓一代又一代古埃及人挖出人內臟制成木乃伊與古埃及人醫學原則一樣社會基本法則作用不是推進社會發展它成了政治象征作用是給予人這種社會動物以希望和信仰雖然了政治象征控制思想“邪惡”作用但從整體上看阿諾德對政治象征現象持中立態度認為政治象征既有控制思想又有聚合人心功能全盤接受或完全否定作為象征社會基本原則都是不可取而應該采取中庸態度達到合理平衡阿諾德認為科學是精神病學普及加上在大眾媒介上討論能夠塑造出成熟、理性人格具有這種人格公眾對政治象征作用會有清醒認識也能影響政府行為公眾如果擁有這種理性認知能力政府就無法濫用政治象征去操控人心而是只能用它去維護社會學家涂爾干所說“社會團結”(第2 6?8-2 70頁)

　　阿諾德研究主要意義在于其獨特研究視角和敏銳洞察力先前許多學者把經濟、法律基本原則作為抽象真理而阿諾德則把這些原則視為影響行為象征并展開討論揭開了政治神話面紗阿諾德研究意義還在于其研究方法他試圖把宏觀社會分析和個人心理分析結合起來探討政治象征作用使研究具有深度雖然這種嘗試還顯得比較幼稚但這給后來政治象征研究者很多啟發阿諾德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依靠科學和理性導引.民眾就能撥開“象征迷霧”判斷也許太過樂觀《政府象征》出版以后現實情況是心理學被大眾所掌握卻被公共關系人士用來操控政治傳播第二懷疑人理性以及一切理性創造物思潮引發了阿諾德對于政治象征研究但他又把撥開象征“迷霧”希望寄托于公眾理性之上這體現出他思想中矛盾第三他對政治象征是政府象征基本概念討論相當粗淺何為政府象征其功能、作用又是怎樣對這些重要問題作者往往語焉不詳這不禁讓人質疑其書名合理性和準確性

　　梅利亞姆對于政治象征研究主要貢獻不在于對政治象征直接探討而在于他在《政治權力》一書中對“米蘭達”( Miranda)和“克里丹達”(Credenda)兩種權力狀態劃分米蘭達一詞源自拉丁語意為“值得崇敬事物”在梅利亞姆論述中它指人們因崇敬某些偉大、神圣事物(如紀念碑、英雄)而產生政治服從態度狀態換言之指通過作用于人們情感而非理性使權力獲得認可狀態克里丹達則是與米蘭達相對應權力狀態這一詞匯也源自拉丁語意為“值得信賴事物”具體而言它指是權力有理性依據(如法律、政治體制)而獲得合法化狀態不難看出劃分米蘭達和克里丹達也就劃分出了兩種類型政治象征它們分別作用于人情感和理性更為重要是這種權力狀態劃分實際上包含著政治象征研究基本假設：政治象征作用是使權力獲得認可并最終合法化在梅利亞姆對于“合法性”(legality)論述中他對政治象征作用理解顯得更加清楚：在平常狀態下“合法性”對于普通民眾意味著信服和自豪;在社會危機和社會轉型時期“合法性”象征意義就更加明顯革命者攻擊現有法律及其制定者但絕不會攻擊“合法性”概念本身這是一旦革命者掌權他們也需要用“合法”這一象征形式來實施社會控制并獲得權力(第307頁)

　　梅利亞姆論述給予了后來研究者很多啟發使象征與權力關系了政治象征研究中心議題梅利亞姆被視為政治科學化先驅《政治權力》中行為主義烙印已經非常清晰他對研究方法強調和對政治行為關注對后來政治象征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阿諾德與梅利亞姆共同功績在于并揭示了政治中象征現象并使政治象征政治學重要研究領域兩人不同之處在于其一阿諾德關注是政治象征對于個人和社會普遍意義——個人如何通過政治象征理解政治世界政府如何通過政治象征維護社會團結梅利亞姆則關注政治象征如何被當作“權力合法性工具”使用亦即關注政治象征功能阿諾德與梅利亞姆之后研究者正是沿著意義解析和功能評估這兩條路徑展開了對政治象征深入探討其二阿諾德試圖對政治中象征現象做出宏觀解釋和說明而梅利亞姆則提倡經驗分析和實證研究解釋性和科學實證這兩種研究方法對后世政治象征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行為主義與解釋主義：20世紀中期政治象征研究

　　20世紀中期主導美國政治研究是行為主義行為主義政治學關注不是道義、正義等政治倫理問題而是政治世界現象和行為;運用主要方法不是邏輯推理而是精確化、數量化實證梅利亞姆是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創者之一而他學生拉斯韋爾( LasswellH.)則是集大成者拉斯韋爾對于政治象征有濃厚興趣他政治象征研究帶有鮮明行為主義色彩

　　與他導師一樣拉斯韋爾關注政治象征與權力合法性之關聯如果說梅利亞姆研究仍帶有政治哲學意味那么拉斯韋爾研究則完全建立于政治科學立場之上關注是政治象征“所然”而不是“應然”早在1927年年僅25歲拉斯韋爾就指出：“象征具有表達和宣傳功能”(第627頁)在其行為主義政治學代表作《政治學》中政治象征被視為精英用以維護自身利益工具(第19頁)拉斯韋爾在此后幾十年研究中都把政治象征視為政治家或精英使用工具而研究重點這些工具功能他對政治象征功能分析加深了人們對于政治象征理解同時也為政治象征理論實際應用打開了大門——學習他理論可以更好地使用政治象征

　　拉斯韋爾研究政治象征方法有二：內容上定量分析是其主要方法所謂“內容”是指文本、語言和其他可觀察到經驗事實“定量分析”則是指借助完整和精確數據來把握研究對象方法它使拉斯韋爾著述具有自然科學著作所具有精確性這在當時政治學界是不多見另一研究方法是精神分析法阿諾德只是偶爾使用這一方法拉斯韋爾則把它貫穿于其政治象征研究在他那里政治象征功能發揮主要在于對群眾情感影響象征擁有不是直接力量而是間接力量不作用于人心靈象征就無法產生影響對于象征研究而言精神分析不僅是有益而且是必須

　　拉斯韋爾學生以及后世一些研究者繼承了他衣缽繼續用科學實證方法探討政治象征功能直至20世紀70年代還有研究者強調政治象征研究必須找到一系列可以依據經驗測試命題才能從揣測和爭論升華為嚴謹科學探索(第335頁)

　　雖然行為主義政治象征研究結出了豐碩果實但其缺陷也十分明顯：(1)行為主義政治象征研究僅僅關注政治象征功能忽略了對政治象征意義以及意義產生過程、環境研究而理解政治象征意義應該是分析其功能前提(2)僅把政治象征視為工具是褊狹和機械政治象征工具屬性固然明顯但它還具有文化、心理多重屬性這些缺陷產生根源也許是行為主義政治學實證主義內核實證主義認為社會事實外在于人意識所以可以用研究自然方法研究社會然而人類社會不是對相同刺激做出一致反應自然世界而是由具有主觀意識和不同目人結合而成因此用研究自然方法研究社會就會產生許多問題如研究維度受限具體研究方法需不斷修改卻總有缺陷研究結論片面等總而言之如果象征有固定內在屬性人對象征也有固定反應那么政治象征功能也應該是明顯和固定對其展開深入探討或許就必要了

　　20世紀中期美國政治學界是行為主義天下但來自歐洲解釋主義開始產生影響在政治象征研究領域解釋主義開始被少量政治研究者所接納解釋主義政治象征研究不如行為主義政治象征研究那么“振聾發聵”但卻彌補了行為主義象征研究不足解釋主義有著與行為主義相反核心思想即認為社會事實不是外在于人心理而存在而是由不同人不同思想建構按照這個理解社會科學就采用研究自然方法來研究社會只通過觀察某些現象、行為就總結出人類活動一般法則而是應該從研究者主觀出發對社會作不同解讀通過多種不同主觀性解釋展現社會全景行為主義政治學關注是政治行為及其結果追問誰何時如何得到實際利益解釋主義政治研究則關注是具體政治事件及其意義追問意義是被誰何時如何建構解釋主義政治學排斥行為主義所采用實證、定量研究方法而是以個人、宏觀、歷史、社會視野去解釋和分析政治象征現象

　　解釋主義政治象征研究主要追問兩個問題：第一政治象征是如何維護社會團結這類研究以涂爾干理論為基礎認為象征是人類生活集中表現具有某種社會神性能起到重現社會記憶實現社會認同作用代表作品有華納(WarnerW.L.)<生者和死者：美國人象征生活研究》等第二政治象征是如何引導人們理解政治世界研究者把象征看作混沌不清政治世界路標和指示牌人們在它指引下探索政治世界代表作品有戈斯菲爾德(GusfieldJ.)《象征性征途：身份政治和美國禁酒運動》等①研究者往往都以具體政治事件作為切入點通過對大量史料解讀和對當時政治、社會環境分析發掘政治象征對于個人和社會意義

　　關注政治象征產生意義錯綜復雜環境是解釋性政治象征研究一大特點也是一大長處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之下政治象征內涵可能是不同個人或群體對同政治象征理解也是不一致若不對復雜關系和環境作分析有關政治象征論斷就很有可能是錯誤或者至少是偏頗若要展現錯綜復雜環境解釋方法比精確數據分析更“科學”也更具可操作性

　　解釋主義政治象征研究展現了政治象征對于個人和社會多重意義彌補了行為主義政治象征研究某些缺陷但自身也有不足首先這一研究傾向于發掘政治象征對于個人和社會積極意義卻忽略了政治象征工具屬性忽略了政治象征與權力、利益緊密關系忽略了政治象征被精英用來控制大眾這一“陰暗面”其次解釋方法往往帶有難以避免、明顯主觀性而這種主觀性可能導致結論片面性

　　不難看出行為主義與解釋主義政治象征研究是互為補充在關注點上關注政治象征工具屬性和功能卻忽略丁它意義;關注政治象征意義與意義產生環境卻忽略其功能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嚴謹性和準確性但卻限制了研究視野和研究領域導致了機械化理解;全面且富有人文氣息但卻難以避免主觀性因此要對政治象征展開更加全面研究就必須把這兩個研究路徑整合起來而這一整合工作首先是由美國學者艾德爾曼開展

　　三、功能解析與現實批判：20世紀后期政治象征研究

　　在拉斯韋爾進入暮年20世紀60年代政治象征研究領域中最引人注目學者是艾德爾曼( EdelmanM.)艾德爾曼與行為主義政治象征研究者一樣關注政治象征功能但他力圖擺脫僅視政治象征為精英工具狹小視野不去追問其具體作用而是努力探索其深層次社會心理功能這一努力主要體現在兩個：第一說明政治象征作用在于滿足社會個體心理需要他認為“矛盾心理”( ambivalence)是人類所固有他們有時需要威脅有時需要安慰政治象征作用滿足這種心理需求它具有抽象性和“距離性”( remoteness)易于引發情感變化并帶來威脅和安慰政治象征可以滿足人類固有心理需求所以所有人都離不開政治象征“精英與普通民眾一樣也把信念建立在對象征理解之上”(第10頁)第二視政治象征為社會群體心理互動產物他寫道：角色取拿是社會心理學家米德(H. Mead)符號互動理論中關鍵概念與“換位思考”類似指個人試圖站在他人立場上去觀察現實世界以確定在世界中角色在艾德爾曼那里它是指精英通過站在民眾或特殊利益團體位置上思考預測他們對于某些行為、言論、姿態反應然后采取相應富于象征意義行動以獲取民眾支持(第188頁)這也說社會過程中相互關系先于個人意識而存在民眾對于政治象征理解以官員與精英社會心理互動過程為前提;精英無法全盤操控政治象征它意義來自于社會心理互動而不是被某個精英強加

　　與“精英工具論”分道揚鑣之后艾德爾曼繼而展開了對現實政治批判他宣稱民主社會中被用來保證民眾利益機制如選舉、政治機構、憲法和法規、政治語言等實際上都是象征性主要用途在于滿足心理需求而非實際需求若心理需求不斷獲得滿足民眾對所謂民主社會中客觀存在各種社會不公、貧困、壓迫乃至滅絕人性戰爭也就不發一言陷入“無動狀態”( quiescence)(第22頁)

　　超邁前賢努力和強烈批判精神使艾德爾曼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了紀念他美國學界設立了“默里·艾德爾曼政治傳播研究獎”當今美國政治傳播研究者皆以獲得此獎為榮然而艾德爾曼在超越前人同時也使陷入了人類學家格爾茲(C. Geertz)所說“曼海姆悖論”之中——他堅稱包括精英在內所有人都為政治象征所迷惑那他如何能夠撥開迷霧民主社會中存在各種社會不公和壓迫“事實”?

　　艾德爾曼陷入悖論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咎于他所處學術環境20世紀五十六年代主導美國政治研究是行為主義理論行為主義政治學是政治學科學化結果實證主義是其方法論在整個學界奉實證主義為圭臬情況下他作為初出茅廬年輕學者難擺脫其影響這使得他在對人思維受制于政治象征而無法看到客觀事實情況做出說明之后仍堅守實證主義陣地相信政治科學家以及其他知識精英能夠揭示被政治象征所遮蔽“客觀事實”于是陷入了自相矛盾境地

　　20世紀六十七年代在“新左派”運動和“反文化”思潮影響下美國政治學界認識到了行為主義政治學不足并開始修正其研究方向和內容被改造后行為主義政治學不再片面追求客觀區分事實與價值而是致力于改造社會試圖建立起對社會有益規范與此同時福柯、德里達等人掀起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后現代主義批判理性和現代性認為現代社會對理性狂熱崇拜導致了各式各樣二元對立建立了制約人思想既定秩序晚年艾德爾曼仍然與行為主義者一樣關注政治象征功能在這兩種思潮影響下他逐漸拋棄了行為主義者所使用科學實證方法開始采用解釋方法艾德爾曼就把行為主義和解釋主義這兩種政治象征研究路徑局部結合了起來與此同時他也希望通過引入解釋方法消解“曼海姆悖論”1984年他提出了相對主義觀點：政治象征意義不是固有而是由觀察者和觀察者所處環境決定;無論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如何分析、解釋客觀政治現實并不存在[73(第200頁)他指出悖論產生原因是否認客觀事實存在相對主義觀點無法被證實或證偽但證實或證偽都是實證主義方法其前提條件是承認客觀事實存在承認科學研究可以區分價值與事實(第4-5頁)這也說問題不在于相對主義觀點本身而在于實證主義方法論在于人們試圖以實證主義方法去驗證這些觀點如果不采用這些方法相對主義觀點就不會導致悖論因此他提出政治象征研究應該使用創造新意義主觀解釋方法“必須致力于對主體解釋而不是對客體觀察(第195頁)

　　認為已經成功消解悖論艾德爾曼順著主觀主義解釋學邏輯展開了對政治象征世界進一步探索但是即便是采用了解釋學方法悖論依然存在1995年他完成了《從藝術到政治>一書該書強調人不可能通過觀察達到客觀眼見不為實但他宣稱他觀察到了政治新聞制造幻覺、藝術消除幻覺這些“事實”他援引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著述批評導致二元對立秩序“邏各斯中心主義”卻又把藝術劃分為高尚和粗劣兩個對立面(第106 -144頁)

　　至此情況已經基本明了：無論是采用實證還是解釋方法艾德爾曼都無法拒絕分類、歸納、演繹等理性思維方式以及揭示事實、尋找真相沖動這就與他相對主義立場形成了不可調和矛盾正如艾德爾曼所言政治象征不是可以輕易拒絕和去除東西它影響著每人認知塑造著社會意識形態與此同時理性主義也不是可以輕易拒絕東西它已經在每人頭腦中植根并編織著心智結構那些用來反對理性主義理論和觀點在本質上都是學者們運用理性推理結果這也就意味著“曼海姆悖論”將在政治象征研究以及對于文化、傳播等與意識形態相關研究中長期留存

　　有學者觀察到越來越多當代美國學者加入了以促進民主為己任左派陣營艾德爾曼雖然也被劃歸為左派但是他對民主、科學理性持續攻擊導致了政治傳播研究領域其他學者對他排斥和刻意忽略(第335頁)同時他又一直為悖論所困而自拔悲觀失望艾德爾曼于2001年出版了他最后一本著作《錯誤信息政治》他在該書第一頁就否定了整個人類理性堅稱政治象征控制著包括精英在內所有人思維、籠罩著一切人類無法逃離[11](第1頁)

　　四、流派整合與結論驗證：新近政治象征研究

　　艾德爾曼以“集大成者”姿態使政治象征受到學界普遍關注但他與“曼海姆悖論”角力最終以失敗告終于是走向了虛無他窮盡一生艱難探索卻換來了結果這就不禁讓人懷疑：政治象征研究是否可能繼續下去?

　　美國傳播學者凱里以格爾茲象征人類學和英國文化研究理論為基礎提出傳播研究者不應該試圖去消解悖論而應該接納它接納它意味著研究者應該保持謙恭治學態度把野心和研究目標限制在合理范圍像行為主義者那樣去尋找普遍法則試圖去揭示普遍法則就意味著研究者相信具有“超凡”理性認知能力而這種態度常常導致研究者將主觀臆斷強加于研究對象使他們行為“被符合”某些實際上并不存在法則[12](第181-186頁)筆者認為凱里觀點了當代政治象征研究者共識無論采用何種研究方法關注政治象征世界哪個層面當代政治象征研究者大都未被“曼海姆悖論”所困而是在接納它基礎上繼續推進政治象征研究

　　新近政治象征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三類(1)通過考察某特殊政治現象或者某個具體政策揭示政治象征意義與作用例如：《象征性防御》通過對政治漫畫內容分析和人物訪談分析了在美國戰略導彈防御系統大辯論中正反雙方所使用政治象征并把這場辯論歸結為象征角力;《象征之戰》考察了“9. 11”前后美國與中東國家政府和媒體對政治象征創造、傳播和控制得出了世界反恐戰爭實際上是象征之戰結論(2)關注政治系統組成部分如《象征總統》該著作通過對美國總統政治語言系統分析總結出了構成總統之職象征性內涵如政府代表、民族代表、宗教文化領袖、獨自工作人等(3)前兩類研究綜合既有對某些公共政策考察又有對政治系統展開分析代表性作品是《血犧牲與國家》該書以涂爾干圖騰崇拜和社會團結理論為基本出發點通過對建國至今美國國旗媒體呈現和儀式呈現分析指出美國愛國主義是市民宗教( civilreligion)它通過要求國民犧牲發揮團結民眾作用

　　這些研究呈現出兩點：第一從總體上看新近政治象征研究已基本實現了對行為主義和解釋主義兩個研究流派整合首先它變成了各種研究方法混用領域一本政治象征研究著作常常采用了多種研究方法科學實證還是解釋方法已經不再是區分政治象征研究派別指標其次政治象征作為統治工具功能以及它對于個人和社會意義都為研究者所關注例如《血犧牲與國家》既對美國國旗這一政治象征意義做了解釋又通過數據統計分析歸納其政治功能第二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國政治而是具有了國際化視野例如《象征之戰》和《血犧牲與國家》都包含著許多對外國政治歷史和現實分析

　　雖然新近政治象征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整體上仍有不足首先研究理論觀念陳舊《血犧牲與國家》旁征博引但其主要理論來源仍是涂爾于于1912年出版《宗教生活基本形式》;《象征性防御》、《象征之戰》作者則未對其研究理論出發點作任何說明其次缺乏對政治象征整體性考察新近政治象征研究大都只關注某個特定政治象征或某特殊時期使用政治象征管中窺豹褊狹之弊不免

　　早在20世紀60年代艾德爾曼就意識到要把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理論納入政治象征研究(第20頁)并對廣義政治象征做了整體性分析由于缺乏新理論知識注入關注面又比較狹小新近政治象征研究難以得出讓人耳目一新結論而大多是充當前期研究“注腳”——用多種研究方法反復驗證前期學者已經得出結論因此也許可以認為新近政治象征研究還未能形成對前期研究全面超越

　　只有引入新理論觀念政治象征研究才能獲得顯著發展近年來出現可喜現象是語言學、符號學理論被廣泛運用于政治象征研究為研究增添了不少色彩例如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所著《宣傳與公共意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通過對政治話語分析揭露了美國政府和政客利用象征性語言控制政局、維護霸權主義行徑與語言學、符號學一樣人類學和傳播學對于政治象征研究不無裨益且還未被充分應用引入這兩個學科理論知識將使政治象征研究獲得更大發展

　　五、余論：對政治象征研究啟示

　　隨著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等與軟實力相關問題也開始受到密切關注;經濟發展也使社會多元化、復雜化對內政治宣傳工作因而面臨更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象征作為政治傳播中關鍵問題理應受到關注

　　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政治象征展開研究對政治象征直接探討并不多見主要有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建構與傳播》(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陳洪生《政治象征：概念、過程與功能》(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5期)以及馬敏《政治象征/符號文化功能淺析》(載《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等但在一些相關政治傳播研究領域如國家形象傳播研究、輿論宣傳研究之中也有對政治象征零星探討

　　從整體上看政治象征研究剛剛起步而且工具主義傾向明顯主要關注政治象征具體功能和實際作用誠然這是政治象征研究忽略重要問題此類研究有助于展現政治象征重要性也能為制定傳播策略提供理論支持但是美國政治象征研究發展歷程表明工具主義視野過于狹小無法展現政治象征世界全貌政治象征社會心理功能它對于社會個體和群體意義以及意義產生社會互動過程也應該關注對象實際上對政治象征意義展開探討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明顯實踐意義這是政治象征對于社會群體意義不是一成不變只有把握了當今民眾對于政治象征意義理解.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政治傳播策略

　　筆者認為要了解政治象征意義政治象征研究應該引入西方象征人類學理論知識此外還需要把政治學理論和新鮮傳播學理論有機結合起來政治象征與傳播密不可分在當代大眾傳播政治象征就難以發揮作用因此政治象征研究離不開對于傳播、媒介分析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政治象征研究主力是政治學者由于缺乏傳播學知識背景他們對于媒體在政治象征傳播中所扮演角色理解往往有些簡單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政治象征研究者也有類似問題例如艾德爾曼雖然研討了大眾傳播媒介在政治象征傳播中所發揮作用但他傾向于把大眾傳播媒介理解為精英“幫兇”——使用簡單化、戲劇化報道毫無保留地把精英想要傳達政治象征傳達出去從而達到“愚民”效果他提出觀點一是受到了傳播效果研究史上第一階段理論“魔彈論”影響認為大眾傳播擁有不可抵抗強大力量媒體所傳播政治象征會如子彈一般射人民眾頭腦之中;在另一也許是深受從李普曼時代就已經出現對大眾傳播媒體與公眾悲觀情緒影響不但徹底否定了公眾理性分析能力也徹底否定了大眾媒體主觀能動性把他們看作聽憑政府與政治家擺布木偶這種理解缺陷是顯而易見：新近傳播效果研究已證明“魔彈論”具有單向度、簡單化缺陷;受眾和傳者研究則證明大眾傳播媒體與公眾也都具有主觀能動性會積極解讀信息并賦予其不同意義因此引入新傳播理論有助于使政治象征研究者擺脫對于大眾傳播媒介簡單認識有助于展現政治象征世界全貌引入新傳播理論還有助于尋找政治象征研究終極意義很多美國政治象征研究者關注都是政治世界陰暗、令人悲觀“所然”卻強調“應然”也去尋找改變“所然”方法新近出現媒介素養理論關注如何使民眾獲得對媒介信息理性分析能力把這個理論引入政治象征研究也許能在“霧氣彌漫”“象征之林”中為民眾找到一條通往真實道路

　　[1] Arnold, Thurman W. 1962. The Symbols o f Governmen.t. New Haven: Harbinger Books.

　　[2] Rothman ,Rozann. 1981. "Political Symbolism," in Long, Samuel (ed). ThE Han.dbook o f Political Behavior (2). New York: Plenum Press.

　　[3] Lasswell, Harold. 1927.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