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判斷經歷了幾次變化。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國的行政價值也經歷了由具有濃厚平均主義色彩的公平公正價值向效率優先價值再向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的嬗變，行政價值的嬗變對我國行政管理的實踐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價值追求，必將會對我國國家治理、行政管理產生廣泛而持久的影響。

　　關鍵詞：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行政價值;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于2015年1月創刊，季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主編。

　　準確判斷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及其發展變化，是有效解決矛盾、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理論前提，也是行政價值選擇調適的重要依據。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重大的實踐命題，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不僅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也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本文試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歷史過程入手，對行政價值嬗變及其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進行闡發和論述，以期求教于方家同人，咨政于偉大時代。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與把握

　　人類社會總是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種矛盾處于支配地位、對經濟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矛盾就是社會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誕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是社會矛盾發展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黨堅持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團結帶領人民著力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不斷推動各項事業贏得新勝利、取得新成就新進步。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多年來，黨對主要矛盾的認識也經歷了反復和曲折。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變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人民五億不團圓”的局面，實現了人民當家做主，迎來了各民族團結進步的新紀元。但從現實條件看，新生的人民政權社會經濟基礎還不鞏固，舊中國遺留下的私有制占比很大，社會主義公有制正在建立之中，新舊生產關系的矛盾很快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大力推進工業化建設的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90%以上的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90%以上的手工業者參加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已占原有資本主義工業總戶數和職工人數的99%，占生產總值的99.6%。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成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全面地建立起來了。從此，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成為關系全黨全國確定今后的基本路線、根本任務、工作中心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歷史轉折時刻，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明確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2]其實質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方式就是發展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黨的八大在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尤其是立足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突出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還很落后這一基本國情，強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實踐證明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隨后，毛澤東在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通過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比分析，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性質和特征，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可以看作是對黨的八大確立的正確方針的繼承和發展。

　　遺憾的是，這些思想成果及其路線方針并沒有得到一以貫之的貫徹執行。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導致毛澤東對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發生改變。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八大二次會議對主要矛盾的判斷發生偏離乃至徹底否定了八大決議中的正確論斷。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后來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逐漸被“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的錯誤口號所淹沒，以往形成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因此遭受破壞和踐踏。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黨積極開展撥亂反正工作，重新認識我國國情，認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應該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黨的工作重心也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1979年3月30日的理論務虛會上，鄧小平聯系中心任務回答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他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3]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領導層第一次對社會主要矛盾發表的判斷，它為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進行完整規范表述，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充分準備。正如《決議》所指出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該論斷符合當時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黨的十二大確認了決議的提法，并載入了黨章總綱。黨的十三大、十四大繼續沿用這個提法。此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至黨的十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相關表述均沒有實質性變化。

　　然而，表述的相對穩定并不否定客觀現實的持續變化。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層次、內容，已今非昔比。不僅有對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范圍更廣。更重要的是，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得不到滿足，已不完全是物質資料不豐富或者說生產不足的問題，它還可能是生產關系甚至是上層建筑領域的問題，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不平衡，發展不充分所致。另一方面，從社會生產能力看，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一些方面已躋身世界前列，并正在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邁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尤其是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優勢，已經并且還將繼續顯現出來。這種歷史性、全局性、結構性供求關系的深刻變革，是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的結果，也是生產關系不斷優化調整而形成的“歷史合力”的結果，它不僅使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鮮明特征，而且昭示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奮進新時代，筑夢新征程。如果再用“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來概括當今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顯然不夠準確，也不利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正是基于對世情、國情、民情的深刻洞察和對歷史、現實、未來的全新認識，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新的重大判斷，意味著三十多年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悄然發生改變，這種改變是黨確定治國理政主題的重要依據，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

　　(二)理解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三個向度

　　只有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表現形態，才能從整體上全面理解和把握社會結構體系的發展演進，也才能夠反映生產力發展要求，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切實推動社會有機體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人民群眾需求層次的“螺旋式”上升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內容。一談到需求，人們極易想到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43年提出的著名的需求五層次理論，即人類的需求從低到高可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只有低一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會追求高一層次的需求，并且成為激勵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因。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需求漸次提升的一般趨勢，但其囿于個體需求的線性心理分析，并未深入考察個體需求與社會環境尤其是社會生產力狀況之間的關聯性。與之相比，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留下需求理論的專著，但他們堅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寬廣視野來闡述人的需求結構和需求層次，不僅研究過自然、社會和精神等結構性需求，而且從生存、發展、享受和自我實現入手，詳細論證了人類需求的層次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隨著社會實踐的展開尤其是每一次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人類的需求結構、層次也將發生重大躍遷。社會有機體正是在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和釋放、進而產生新的需求之后又被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需求所取代的矛盾運動中，呈現出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態勢。換言之，一個社會的發育程度越高，社會成員的需求也就日趨多樣化、個性化，也就更加趨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目標。

　　第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各種需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初心使命。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人類歷史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是“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4]。”這種現實的人，又是基于自身和社會需要而從事一定實踐活動的、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且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因此，為了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就必須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各種需求。這個道理看似簡單，但對于剝削階級來說，卻難于“上青天”。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在于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剝削階級都有屬于自身的、特殊的利益和需求，而唯獨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換句話說，能否堅持從人民群眾的需求出發，而不是從小集團或個別人物的利益嗜好出發想問題、謀發展，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任何剝削階級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經過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越走越寬，民族復興中國夢也才越來越近。

　　第三，社會主要矛盾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狀況決定的供求矛盾。社會需求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貫穿于社會發展始終。從不同時期的表述可以看出，社會主要矛盾集中表現在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從需求側看，不管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幾乎涵蓋了人的需求的各種結構和層次。就供給而言，無論是“落后的社會生產”，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其深層無不指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基本矛盾運動所決定的供給狀況。供給不夠及時、不夠充裕、不夠優良，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典型特征。具體到我國的歷史和現實，供給問題顯得更為突出，也十分復雜。眾所周知，新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大肆侵略和野蠻掠奪，極大地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也導致了社會生產力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而封建制生產關系的瓦解松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強行“植入”，并沒有帶來社會供給能力的提高，相反，中國人民卻陷入了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地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盡管黨和國家著手盡快恢復生產能力，改善生產關系，增加供給保障水平，但受多種因素影響，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人民的生活仍然處于相對匱乏階段，國家調節的有限性與人民需要的多樣性之間的矛盾，幾乎貫穿于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