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作為20世紀初興起的“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的敦煌學，具有國際性、綜合性、多元性的鮮明特色。加強敦煌學學科體系建設，需要在進一步厘清它的學術背景及與一些學科門類之間的血肉關聯的基礎上，明確學科理論的主干是“學科基本結構”，即是該學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性，是指知識的整體性和相關事物的普遍聯系;同時，也需要注重本學科學術史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總結經驗，推動學術進步。

　　關鍵詞：敦煌學;學科建設;學科理論;學術史

　　《文明與宣傳》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敦煌學，作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自百余年前它興起之日起，就帶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色：一、各國學者積極參與的國際性;二、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三、體現多種文明交匯的多元性。因此，對于“敦煌學”是否能成為一門類獨立的學科，學界多有探討也不乏爭論，一些國外學者認為它是“國際漢學”或“中國學”“東方學”的組成部分，許多國內專家則認為它又是西漸之新國學，分屬于教育部劃定的歷史學、藝術學等學科門類中的一個特殊而重要的綜合性學科類，包含了文獻學、考古學、宗教學、圖像學等多個學科的內容。對此，我曾經在《對敦煌學百年回顧中若干問題的認識》一文中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弄清該“學科的構建與其學術背景、學術淵源的關系”[1]。

　　敦煌學之所以能成為一門新學問，其學術淵源并不是單一的，它是在東、西方學術文化的交匯之中逐漸形成的。近些年來，鑒于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絲綢之路”研究成為熱門，作為絲路“咽喉之地”的敦煌歷史文化，也越來越為民眾及學界所關注，敦煌學的發展處于空前良好的機遇，同時也進一步遭遇與其他學科碰撞以及界線不清、內容模糊、學科理論薄弱、學科體系建設滯后等方面的挑戰。對此，本文擬就敦煌學的學科體系建設提出如下一些初步思考，供學界同仁參考。

　　首先，應該承認，學科門類的人為劃分，雖有一定的類型學的客觀依據，但也有其主觀意義上的局限性(或曰欠科學性)。有些門類之間(如歷史學與哲學、軍事學與管理學，如定為一級學科的考古學與民族學、藝術學理論與中國及外國語言文學等)，研究對象與內容多有交叉，不可能涇渭分明。因此，我以為對于敦煌學而言，判定它隸屬于那個學科門類，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應進一步厘清它的學術背景及與一些學科門類之間的血肉關聯，從而確立它自身的學科特色。

　　誠如我曾經提出的，關于敦煌學的學術背景，過去講得比較多的是20世紀初莫高窟藏經洞文獻被發現與流散的時代背景(或可稱之為“近景”)，而對于這些4—11世紀古代文獻及石窟藝術品形成與保存的歷史文化背景(或可稱之為“遠景”)，則分析得較少。地鄰西域，原本水草豐茂、地廣民稀的敦煌，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前后，屯墾筑城，列郡設關，經魏晉時期中原及江漢地區大量移民遷徙至此，并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保護商旅、鼓勵民族交融，到隋唐之際，已成為絲綢之路南、北、中三道必經的“咽喉之地”。這一大的文化學術背景，與多年來活躍于學術界或期盼得到學界廣泛認可的我國其他一些“以地名學”者相比較，自有其特殊之處。例如藏學、吐魯番學、龜茲學、西夏學、于闐學、故宮學、法門寺學等，雖也都可以隸屬于我國教育部規定的13個學科門類，目前亦均非獨立存在的“一級學科”，其中在地域及研究材料、內容、方法上亦與敦煌學多有交叉和關聯，但它們的文化學術背景卻各有差異。弄清楚這一點，有助于我們進而探究學科性質，更好地拓展學術視野，運用更為豐富的出土文物、文獻材料與研究方法，推進學術繁榮。

　　其次，學科理論建設對于創立一門獨立的學科至關重要。“敦煌學”自上世紀初興起至今，已走過百余年歷程，成果豐碩。藏經洞文獻發現與流失之初，我國一些著名學者在整理和研究藏經洞所出古代寫本時，其實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熟悉的學科范圍內展開論述的，并沒有將它們從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等等的學術領地里脫離出來而另列門類，但后來可能便因材料的珍貴稀見與特別而冠諸“敦煌”名下。時至今日，學界既稱之為“顯學”“熱門”，又往往指為“絕學”“冷門”;這種矛盾性，正反映出它在學科理論建設上的薄弱。

　　多年來，絕大多數研究者關注的是它的“新材料”“新問題”以及研究它們的一些具體方法，而且鑒于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的五六萬件(號)古代文本流散海內外，長期不能觀其全貌，難于宏觀把握其“本質”“精髓”“靈魂”，因此在微觀、局部的研究課題上下功夫多，注重于其自身學科理論建設的甚少。

　　根據國外專家的論述，學科理論的主干，是“學科基本結構”，即是指該學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性，是指知識的整體性和相關事物的普遍聯系，而非孤立的事實本身和零碎的知識結論。而“敦煌學”恰恰由于其學術文化背景之特殊性、知識結構之復雜性，在學科概念、基本原理、學科關聯及治學理念方面還缺乏梳理、提煉，導致其“基本結構”的面貌還不十分清晰。主干不清，枝蔓龐雜，必然呈現出整體模糊的景象。當然，任何一門學科的理論，都不可能憑空產生，都只能是在學術實踐中一步步發展并完善起來的。敦煌學經過各國幾代學者百余年的堅韌努力，已經逐步奠定了構建其基本學術結構的基礎。

　　再次，注重敦煌學學術史的研究，正是總結學術研究的實踐經驗、厘清學科發展脈絡、加強學科理論建設的必要之舉。

　　一門學科的學術史，主要應涵蓋該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和主要成就，即縱向的學術形成、發展的歷史軌跡，橫向的研究機構、人物、成果(以書本著述為主要載體)等。近些年來，敦煌學界已經有一些學者著力于敦煌學學術史的研究，在廣泛深入搜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有的學者還申報承擔了這方面的國家重大課題，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也有高校與研究機構開始重視此事，如敦煌研究院院史的整理研究，北京大學的與此密切關聯的“絲綢之路”研究史的梳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也正著手進行《敦煌學大辭典》的修訂增補工作等。但是，必須指出，學術史應該是一門學科萌芽、形成、傳承、發展的歷史，涉及學科概念的確立與各個時期的該學科的認知范圍、理論框架、研究方法、應用例證、學派特征、演進規律等。學術史著作的編撰，雖以資料的全面搜集整理為基礎，但又不同于“資料長編”和我國傳統的“學案”著述，而應該有其理論分析與歸納，既有“共性”，又不乏“個性”，方能體現其學術特性。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學術史”概念，恐怕是晚近時期才逐漸形成的。梁啟超曾指出：

　　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2]

　　其實，黃氏的“學案體”，是按照學派來概括和分析某一特定時期儒學發展的歷史，從現代學術意義上來要求，應該還只是學術史的初型。

　　2011年4月下旬，我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上作了《談敦煌學學術史研究的一些薄弱環節》的發言，舉例說明敦煌學學術史研究中在學科概念、理論框架、學派特征，以及學案分析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7年過去了，在眾多研究者的努力下，許多方面已有進展，但也還存在著一些令人疑惑不解的問題，如“敦煌畫派”的提出和大肆宣傳(據我所知，常沙娜、樊錦詩等敦煌學著名專家對此均有不同意見)，愚以為并不符合學派形成及科學確定其本質特征的客觀規律，無疑是對構建敦煌學學術史理論的一種干擾，不利于敦煌學學科理論的建設。

　　以上系一得之見的思考，僅供參考，敬請批評指正。

　　2019年元月2日于北京

　　參考文獻：

　　[1]柴劍虹.對敦煌學百年回顧中若干問題的認識[J].文藝研究，2000(4)：109.

　　[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