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周邊地緣政治格局的重組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不斷向更寬、更深的領域發展，邊疆的內涵與外延也得到豐富和拓展。回應治邊的多層次需求，中國的治邊模式日益呈現出創新性和多樣性。大數據技術的興起和日益增多的跨境次區域合作為建立新型的邊疆治理模式帶來了寶貴的歷史機遇。本文以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中的中國云南省為例，通過闡述大數據技術參與瀾滄江—湄公河可行性和中國邊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為，論證大數據技術對提升邊疆治理能力、助力次區域合作和大數據技術運用于次區域合作對促進邊疆地區發展的重要意義，進而提煉并論證了“大數據+邊疆地方政府+次區域合作”的治邊新模式。

　　關鍵詞：大數據技術;次區域合作;邊疆地方政府;邊疆治理

　　《大數據》的辦刊宗旨是“以開放、創新姿態，推動大數據技術的研究與應用，促進技術交流，推廣創新成果，服務大數據社會”。

　　中國邊疆地區由于受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和開發歷史等因素的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一定的滯后性，往往以“欠發達地區”的面貌呈現在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藍圖中。這就決定了邊疆若要實現“彎道超車”，與全國各地同步實現現代化，建成小康社會，只能選擇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發展思路和發展路徑，而這往往依賴于邊疆地區依據自身實際，對傳統治邊模式加以揚棄，并在新形勢下嘗試探索符合時代特征的、富有創見性的治邊新模式。

　　一、治邊模式研究相關綜述

　　“治邊”就是治理邊疆，是國家政權系統對邊疆社會進行有效控制和引導的活動與過程的總和①，“模式”指的是標準的結構或樣式②。模式是主體行為的一般方式，包括經濟增長模式、旅游發展模式、社會治理模式和企業管理模式等，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間環節，具有一般性、歸納性、重復性、結構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因而，模式的設計是基于實踐的創新性和具體性而又超越具體性的一般性歸納和上升，實現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銜接，代表某一方面理論與實踐發展的新技術和新方向。在運用的過程中，模式的結構和要素須得根據實際情況而調整，具有一定的彈性和適應性。“治邊模式”是指在治理邊疆的過程中可以作為體例加以遵循的樣本。中國在封建王朝時代便已具備成型的治邊模式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邊疆治理實踐豐富了邊疆治理的內涵，形成了全新的治邊模式，但是，在中國由國家建設時期向國家發展時期轉變及周邊地緣政治格局重組的現實面前，以往的治邊模式已顯露弊端，難以適應新時代的治邊要求。因此，中國的邊疆治理迫切需要轉型與重構④。

　　近年來，學界對治邊模式的探討深入而具理論創新，構建起不同類型的新型治邊模式。首先，以治理資源角度的治邊模式論述，具有代表性的是“軟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前者是指國家通過經濟幫扶、政治團結和文化關懷爭取邊疆地區的高度政治認同，以此作為治理邊疆公共問題的基礎;后者是指運用國家系統在邊疆地區厲行法治，揮動國家權力的“硬拳頭”解決邊疆問題⑤。而“軟治理”又可根據治理資源側重點的不同分為“情感型治理”和“文化型治理”兩種類型⑥。其次，以治理主體角度的治邊模式論述，主要有“市場自由競爭模式”“政府計劃主導模式”“政府市場混合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等⑦。其中在學界得到廣泛運用的是“多元治理模式”(也稱“合作型治理模式”或“協作型治理模式”)，其核心理念是邊疆治理要在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的基礎上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及其他主體的全方位力量共同參與，協同共治⑧。從邊疆治理的具體策略出發，也有學者將治邊模式歸納為“一般區域型”“問題導向型”“優勢導向型”和“復合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陸地邊疆治理的“差別化治理模式”⑨。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治邊的實現形式角度闡發了“政治吸納模式的邊疆治理”⑩“依托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邊疆治理”(11)，等等。

　　這些治邊模式在理論上為邊疆治理開拓了新思路、提供了新路徑，但這些模式多是基于某一角度歸納而成，不可能囊括邊疆發展的全部形勢和邊疆治理的所有訴求。首先，既有的治邊模式論證提供的多是一種理念，而基于新的治理技術和手段論證的治邊模式在學界并不多見。其次，這些治理模式依然帶有在主權國家范圍內尋找和運用治理資源的思維慣性，而忽略邊疆地區既是“國家腹地的邊緣”又是“對外開放的前沿”的雙重特征，進而忽略治邊過程中對域外資源的運用。當前，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國家之間邊界的作用正在發生變化，除了隔離國家領土和主權功能，其經濟功能也越來越凸顯，邊疆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帶，次區域合作、跨境經濟合作區和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建設得到較快的推動。最后，科技力量參與國家間治邊博弈已是重要趨勢，現代科技作為信息時代治邊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既有治邊模式論證中仍然未得到較好的吸納。

　　因此，中國的治邊實踐迫切需要治邊模式能夠回應邊疆治理的新訴求而不斷創新，開創融可操作性、開放性和技術性于其中的治邊模式。伴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邊疆治理的外向性和技術性要求日益凸顯，大數據技術應用于次區域合作不失為對新形勢下治邊模式的一種有益補充。

　　二、新形勢下治邊模式的創新訴求

　　中國的傳統邊疆治理模式歷史悠久，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已逐步顯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伴隨著近些年來新一輪的大國博弈及科技控邊、數字邊疆①等新概念和新理論的出現，傳統邊疆治理模式愈發體現出其解釋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傳統邊疆治理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國家對邊疆的整合，但邊疆與內地的發展差距依然存在，經濟、安全和生態等邊疆問題依然突出。這些都是創新治邊模式的現實要求。

　　與此同時，邊疆治理也出現了新的抓手和支點。近些年來，伴隨著大數據的興起，利用大數據技術提高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水平已為國內外學界廣泛關注，地方政府運用大數據技術提升治理效能也以電子政務和智慧城市等方式逐漸鋪開，更有一些邊疆地方政府通過建設大數據管理局和電子政務大數據平臺等形式開始了加快借助大數據技術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探索。這說明，在大數據時代，大數據技術為邊疆地方政府創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工具。

　　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為加快自身發展，中國一些邊疆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中國與鄰國的跨境合作，并充當了中國與鄰國開展次區域重要主體，扮演了中國與鄰國開展基于地域相鄰的次區域主要角色。在中國的西南邊疆、東北邊疆和西北邊疆都已建立以發展區域經濟為核心要義的跨境次區域合作機制。“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② 可以預見，未來中國還會有越來越多的邊疆地方政府參與到不同形式的次區域合作中來。能否利用次區域合作提高邊疆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考驗著邊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時也為邊疆地方政府探索新的治邊模式帶來了新的機遇。大數據技術與次區域合作理應結合，也可以結合。推動大數據技術廣泛參與次區域合作是運用大數據思維探索治邊新模式的一條值得嘗試的路徑。

　　云南省地處中國西南邊陲，西部與緬甸唇齒相依，南部和東南部分別與老撾和越南接壤，是中國參與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的主體省份。可以這么說，中國參與瀾滄江—湄公河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將通過云南省參與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來實現③。云南省在大數據領域也表現出一定的前瞻性，對大數據技術的研發應用業已起步。因此，運用大數據思維，借助次區域外在條件探索治疆新模式，云南省已具備良好的條件，以之作為研究該命題的個例，是具有可行性與代表性的。

　　三、大數據技術在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中大有可為

　　“次區域合作”一般是指地理相鄰的3個或3個以上國家的相鄰地域之間由政府協議所推動的合作④，它以經濟合作為核心，涉及到政治、安全和環保等諸多領域。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是由瀾滄江—湄公河流域6個國家所倡導建立的中國—東盟次區域合作機制。

　　瀾滄江—湄公河六國山水相連、人文相通，傳統睦鄰友好感情深厚，安全與發展利益緊密攸關。為推動打造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經濟發展帶、建設瀾滄江—湄公河國家命運共同體，中國政府于2014年在緬甸首都內比都舉行的第17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2016年3月23日，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在中國海南三亞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泰國總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撾總理通邢、緬甸副總統賽茂康和越南副總理范平明共同出席。會議以 “共飲一江水， 命運緊相連”為主題，發表了《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三亞宣言——打造面向和平與繁榮的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 這標志著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的正式啟動①。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成立迄今，已經建立了包括領導人會議、外交部長會議、高官會和各領域工作組會議等在內的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架構，它以政治安全、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社會人文為三大支柱，優先在互聯互通、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領域開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