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環境史不但是一個新興的學術研究領域，而且也是一個新的教學門類。目前在中國開設環境史課程的高校不多，未能與環境史學術研究的進展同步，也不能滿足當下生態文明建設對歷史知識與智慧的需要。當下對在高校開展和推廣環境史課程教學的意義應有深入的認識，系統研究推進高校環境史課程教學的具體辦法。環境史為傳統的歷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視角，更新了許多傳統的認知，把這種新的理念和新的認知通過環境史課程傳遞給大學生，有助于促進大學生生態文明觀的形成，同時也可促進大學的跨學科教學，培養兼具多學科知識、具有綜合素養的復合型人才。在高校推廣環境史課程的意義非常重大，應給予高度重視，可以從學科設置、師資建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方面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徑與模式。

　　[關鍵詞]環境史;環境史教學;生態史觀

　　作為一門有自覺意識的學科，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率先冠名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究竟何為“環境史”，學界迄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見，這與環境史研究的內容具有的廣泛包容性有一定關系。如今，作為一個新的前沿學術領域，環境史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國內獲得了普遍認同，環境史教學也登上了大學的講堂。在美國，最早在大學中開設環境史課程的是環境史家羅德里克·納什(Roderick Nash)。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環境史課程教學在美國大學中已相當普及和成熟。在中國像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云南大學、中山大學、河北師范大學和遼寧大學等高校較早開設了環境史課程，近年來國內開設環境史課程的高校又有所增加。不過總體來看，環境史教學在中國高校開設的情況未能與學術研究相同步，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基于這種情況，本文圍繞在高校開設環境史課程的意義、環境史課程的設置及如何開展環境史教學等問題，談談自己的思考與認識，希望引起關注。

　　一、在高校開設環境史課程的重要意義

　　首先，在高校開設環境史課程是由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在古代，史學實際上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近代早期歐洲的學科界限也是比較模糊的，只是后來隨著科學的發展，分科治學才日漸興盛。分科治學有時代的合理性，有利于研究的專深，但走到今天隨時代的變化與學科的發展，其局限也日漸顯露。未來的趨勢是學科的交叉和交融，這是由學科研究的對象——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整體性、統一性和復雜性決定的。19世紀以來，史學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由最初的政治軍事史擴展到經濟史，后來是社會史和文化史，在20世紀下半葉又出現了環境史。環境史帶有跨學科的綜合性整體史特征，學界有人稱之為21世紀的史學，代表了史學發展的方向。從現實意義來看，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建設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五位一體”的戰略目標，然而究竟何為生態文明，如何建設生態文明，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在歷史地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作出深刻的歷史闡釋。高校教學與課程設置應當考慮這種學科發展趨勢和生態文明建設對環境史知識的時代需求，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環境史教學。

　　高校課程教學的宗旨和目的，除了傳授知識，幫助學生構建知識體系之外，就是啟迪學生的思想，引導學生形成新的歷史觀。在高校開設環境史課程有助于促進學生歷史觀的轉變，即由傳統的“文明史觀”轉向“生態史觀”。傳統的“文明史觀”把與人類社會息息相關的環境從人類歷史中剝離出去，專敘人類史，把人類歷史視為脫離自然環境的純粹社會運動，而忽視人的生物性和自然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由此得出的結論不僅片面而且可能是錯誤的。生態史觀要求把自然環境納入歷史，正所謂“人類回歸自然，自然進入歷史”，①采用系統整體、復雜聯系的生態理念，立體地考察人類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動力機制以及人與自然協同演變的生態進程，從而達成更客觀更全面的歷史認知。通過環境史教學，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自然觀、價值觀，使學生充分認識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生命和生計依賴于自然生態系統，并不能完全操控自己的命運，那種認為人類脫離自然、高于自然并能控制自然的思想是錯誤的，要從內心深處敬畏自然，尊重和順應自然規律。

　　近代以來，源于西方的文明與進步史觀嵌入世人的思想深處，文明、發展、進步幾乎成了很多歷史教科書編撰的主線和主軸，現代社會中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美國環境史家唐納德·休斯(Donald Hughes)講過：在最近的時代，差不多每本世界史教材的線索或編排原則都是“發展”，這個詞無處不在，通常以“文明的發展”這樣的題目出現。即便“發展”一詞沒有定義，但很明顯它指的是由技術發展所推動的經濟增長。雖然世界史教材也描述了藝術和科學成就，但它們所認為的發展顯然不是好于荷馬史詩的文學作品，勝過拉斯科巖洞壁畫的繪畫，甚至物理學中將會超過愛因斯坦理論的發現，而是工廠、能源設備、金融機構的創建，還有為了人類的目的而不斷增強對地球資源利用的產物。②其實，在環境史家那里，人類社會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要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什么樣的發展才真正造福于人類和有益于自然的問題。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的座右銘“不要盲目地反對進步，而要反對盲目的進步”正代表了這一立場，這涉及歷史評價標準問題。20世紀40年代，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就曾提出過判定人類活動的倫理標準——是否有利于“土地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后來美國環境政治史學家塞繆爾·海斯(Samuel Hays)曾以“美麗、健康與持久”為書題名。國內學者提出了“生態生產力”概念。像這樣的歷史觀，通過開設環境史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傳授給學生，能夠引導學生反思許多長期秉持的傳統觀念。

　　歷史是人與其他生物和自然環境共同創造的。但長期以來無論在我們的教科書中還是教學中，歷史似乎一直是人類的獨角戲。美國環境史家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指出：人類并非創造歷史的唯一演員，其他生物、大自然的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寫歷史時忽略了這些要素，寫出來的歷史肯定是令人遺憾的、不完整的。①環境史家認為，歷史是人類與其他生物和環境協同演奏的樂曲。這樣，環境史就突破了傳統的歷史主體觀。②不僅如此，與傳統史學不同的是，環境史家筆下的“人”的角色具有多重性：環境史家眼中的“人”不但是文明的創造者，也是自然的干擾者與破壞者，還可能是生態系統的修復者;生活于社會環境中并受法律、道德和倫理約束的人，依然不能擺脫生物屬性，如果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無視和忽視這一點，很可能作出錯誤的判斷，得出片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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