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文化意識角度進行文學研究，是在系統論原則的啟示下，在文化整體系統中把握文學的本質和功能，是文學研究的一種新的角度和方法。本文主要探討文化意識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以及對文學研究的作用。文章發表在《中國文房四寶》上，是論文發表網范文，供同行參考。
一、文化意識對文學研究起著重要作用
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文學從另一個層次來講，實際上是人類智慧行為的一種現象。文學研究就是文學怎樣達到人與人的溝通和交流，從而為建設人類的幸福生活作出貢獻。如果只翻來覆去地講文學反映了生活，而不去深入地探究文學是如何通過作家的創造性心靈去折射生活，則是相當粗糙的。文學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獨立自足的領域中運行。它必然受到社會其他方面的因素對它的滲透和影響，產生互動的關系。讀者看了文學作品就能認識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那個民族，認識那時候人們的心靈，就是因為文學跟這些東西滲透。這些東西就是文化。
深入探求作品的審美價值，就必然提出文化的問題、文化意識的問題。因為考察文學作品，它為什么發生變化，為什么恰恰沿著這條道路來變的，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為什么采取這么一種特定的形式，這很多的問題，都受世界各國的文化系統的制約和影響，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在冥冥中支配著人們觀察、思考問題的方向的文化意識、文化觀念屬于人們的無意識的心理層面。普通人沒有這種文化意識，比如說看到中國人打招呼：“你到哪里去?”很多人熟視無睹，從不對它進行反思。文學研究工作者要把潛伏在無意識中的、人們想當然的文化觀念拉到意識的層面上加以認真的審視。從上面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國人之所以對這類干預私人事務的提問熟視無睹，同他們在無意識的心理層面上很少認可自己或他人的主體性和人格上的獨立性密切相關。有些人在意識的層面上把主體性喊得震天響，但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卻不自覺地、頑固地否定自己或他人的主體性。這是人體無條件地依附于群體的一種表現。由于中國的自然經濟的半自然經濟基礎太厚實，個人被牢牢地束縛于群體之中，無法獨立出來。
文學研究總是與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樂黛云認為：“二十世紀，文學研究完成了從外緣研究轉向文學本體研究，又從文學本體研究轉向文化研究這樣兩次重要的。顯然，在新的世紀，文學與文化的相因相成將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
二、文化觀念可以擴展文學的功能
提倡從文化的角度看文學還可以擴展對文學功能的理解。
文學現象在文化的背景中產生，又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觀念。魯迅作為一個文化巨人，在作品中就貫穿著他的文化意識。比如在他后期的雜文《說“面子”》中，車夫在街上脫下衣服捉虱子，并沒有丟臉，只有闊家少爺在街上捉虱子是丟臉的，那么是不是車夫沒有臉呢?不是，只是這時候沒有丟。只有車夫回家去給老婆踢了一腳，躺在地上哭了起來才算丟臉。而這條“丟臉”律也適合于高等人家。他講這個例子，顯然是把人分成階層，有車夫的下層階級，有闊家少爺的上層階級，但他所揭示的“面子”問題，是一種民族的普遍心理。在《說“面子”》中魯迅說，中國人講面子是很好的，但太圓活了，所以跟“不要臉”就混在一起了。這就不只是階級論問題，而是涉及文化的深層次問題。魯迅在他的作品中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做了深刻的批判，旨在重建民族新文化。
對于文學作品的分析，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新的東西。比如說，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它確實如實地反映了某種游覽者的行為，比較一般的分析就是太陽下山了，黃河向海流去，要看得更遠，需再上一層樓，僅反映了這么一種層次。但是如果從文化的角度，用更深一層的角度來看，它還揭示了一種理想和實際之間的關系。
三、文化背景對文學研究的深層作用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文化同組成社會的人群息息相關，同人群的社會變遷步趨相續;這些正是文化賴以存在的空間和時間。季羨林先生認為文學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學現象本身是多層次的、多類型的，我們可以根據它們的不同特點進行多層次的研究。深層次地進行文學研究離不開對文化背景的考察。
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和“五四”文學運動都是在一種文化啟蒙運動的深化的過程中逐漸興起的。“五四”文學運動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提高文學參與歷史的能力，文學的政治指標不斷上升，從為人生的文學到革命文學。國內戰爭期間的文學，解放區文學、國統區文學，文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基本上失去了自我，成為運動、口號的宣傳稿。1980年第四屆文代會不再提“文學為政治服務”，而提“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學開始返回自身。文學在沖破禁區之后，一切都要從頭來，它需要探索自己的內在機能方面來把握自己的命運。同時，這種文學發展的趨勢又是和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不同有緊密聯系的。“文革”后，文學向現實主義復歸，興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熱潮，新時期小說，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敢于正視民族生活現實的一種文學。八十年代又掀起了文化熱，文壇上出現了尋根文學等現代主義先鋒文學，探索語言革新和藝術創新。隨著變幻莫測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對人們觀念的滲透，文化價值觀念也急遽變化。當前的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早已不再是政治斗爭或政治運動，而是商品經濟和市場制約和調節作用。后工業社會的各種高科技的滲入，使得人們的傳統時空觀念極大地改變了，在當今這個資訊社會，生活節奏變得越來越快。王寧在《比較文學與當代文化批評》中指出，伴隨著新時期文學的結束，以文化代碼和文學自身的動作規律為依據的“后新時期文學”已經開始。后新時期文學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主流的權威話語已失勢，單一的文學主潮已不復存在，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可以說進入了一個真正的多元價值取向的時代，或者說一個多元共生的時代，以激進的實驗為使命的先鋒派文學依然在繼續自己的藝術探索，但其中大多數作家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向滾滾而來的商業大潮妥協，或試圖在冷酷的市場規律和純真的高雅之夾縫中求得活動的空間;而以描寫日常生活真實為己任的新寫實文學仍然致力于弘揚一種“平民意識”，力求以“貼近生活的原生態”為原則描寫平民生活。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史可以考察文化的時代差異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投影，而在文化的空間性上依然可以看出其對文學研究產生的深層作用。中國各地的地理環境與歷史沿革也使各地的文學呈現不同的氣象。
在尋根文學中，賈平凹寫出了商州系列。商州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其氣象比關中靈秀卻不及江漢瀟灑，比安康—漢中厚樸卻不及中原通達。總體看來，又兼有四方氣脈，自然形象別具氣韻。商州的通道作用，溝通著古代兩大文化體系：秦文化和楚文化，形成其獨有的文化特質——豐富的包容性、古拙的渾樸性、進取的開拓性，商州的文化特質經過賈平凹心理圖式的變形和折光，使他商州系列小說走向渾樸，走向神秘，在藝術上具有開放和進取性。以《商州初錄》、《商州世事》、《商州》為代表的那批作品奠定了他的美學風格的基本格調，表現為透露著文化生命意識的獷野雋麗。
四、結語
用文化意識進行文學研究，是將文學作為文化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來理解，不是將文化僅僅作背景或一般的前提，而是在系統論原則的啟示下，在文化整體系統中把握文學的本質和功能。對文學進行文化研究，是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盛行的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新批評等過于重視文學的“內部化研究”的一種反撥，是文學研究接近平民意識和大眾生活的嘗試和努力。
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今天，以文化意識觀照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走向深入的一種有益的探索。首先，它帶來了文學研究多元化的思維模式，比如對經典作家曹禺的戲劇研究，以往較多用進步的民主主義思想價值標準判斷曹禺戲劇的思想意義與局限性，當曹禺研究被有的學者納入到西方基督教文化視野后，曹禺創作的人性主題得到了深刻的發現，也使曹禺劇作在文化視野中得到了更貼近其思想蘊涵的揭示。其次，文化視角體現了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精神，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重評陳獨秀、胡適，到九十年代中期人文主義傳統的討論，以及新世紀的“底層文學”研究，皆是由文化視野引出的熱門話題。最后，文化研究在更大的語境中拆解文本，進入深層次文學史成因和過程的清理和闡釋。比如對三十年代左翼文學中知識分子編寫的考察，以及對晚清出版及稿費制度的研究，無不使我們對文學編寫背后的歷史語境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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