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的本質是對人民賦予的權力、對公共權力的濫用。腐敗和權力是依存關系。權力過分集中,權力行使不當都容易產生腐敗。而腐敗就其表象來看,又表現為多種形式,概而括之,表現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生活方式上。若細分起來,政治上腐敗又可以分為用人的腐敗、用權的腐敗,腐敗者信奉任人唯親的選拔原則,濫用職權,欺上壓下,離間黨群關系,放棄共產主義信念,拋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最終蛻化變質。
一、反腐敗數字驚雷05年立案偵查國家工作人員4萬多
——檢察機關全年共立案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1447人，已偵結提起公訴30205人。
——職務犯罪案件起訴率比上年上升了4.4個百分點;已作有罪判決的人數比上年上升了5.6%。——全年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十萬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的國家工作人員8490人。2005年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99人，其中廳局級196人、省部級8人。
“近年來，職務犯罪在一些行業和領域仍然易發多發，涉案金額增大，手段更加隱蔽，攜款潛逃的增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如是說。
二、腐敗的表象及本質
經濟上的腐敗形式多樣,常見的有貪污受賄、權錢交易,新興的有利用“合法”形式掩蓋其非法目的,如在獎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將桌上送禮等等。經濟犯罪目前猛烈之勢在于團伙犯罪,許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網就是一幫、一伙,這種形勢更令人心驚膽寒。生活方式上的腐敗表現在揮霍公款、吃喝玩樂、買別墅、養情婦,完全喪失起碼的生活道德。不難看出,這三方面的腐敗是相聯的,政治信念喪失不可避免地轉向經濟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會隨之變得奢侈靡爛,因此,腐敗現象也就有增無減。
三、國內外研究腐敗現象的專家學者把腐敗的原因概括為以下三點：
人的因素。西方學者是從人性論的角度考察腐敗現象的。持人性惡的觀點的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是趨利避害的。這種人性一旦與權力實現了結合，它就會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就會造成公共權力的異化，改變公共權力的性質，成為私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腐敗是人性惡在政治領域的展開，行賄也好，受賄也罷，都是人性惡的結果。持人性善觀點的人認為，人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有道德、有情感的，本性是善的，他把腐敗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掌握權力的人道德內約的松弛。這些看法都結合自己的觀察體驗，依據不同的理論，提出自己對腐敗現象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觸及到腐敗現象的實質，從一個側面提出了對權力主體加強規章制約和道德規范的要求。
外部環境的影響。外部環境對腐敗的形成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腐敗者行為動機的影響上;正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腐敗犯罪的限制上。這些外部環境主要有一些傳統的價值和文化，此外還有功利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它們通過營造社會氛圍直接或間接引導、誘惑腐敗者產生對某種外在的客體的強烈追求(包括金錢、地位、名譽、享樂等)，然后，腐敗者就會為達到目的而不惜動用人民賦予他的權力去換取達到目的的條件，而形成腐敗犯罪。“慕馬案”所涉及的腐敗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有著傷風敗俗作風，慕綏新與前妻尚未離婚，就于有夫之婦關系曖昧;馬向東則賭博成性，多次帶人到澳門豪賭，一擲千金;一位副市級官員長期保持關系的“情婦”就有六七個;一位副局級領導“包二奶”等。如果說治本不夠，使產生腐敗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話，那么，腐敗分子抵御環境誘惑的意志薄弱，卻使“慕馬案”的發生及其蔓延明顯打上了社會環境影響的色彩。另一方面，一些環境條件，如法律、法規，人民群眾的監督、行政監督以及各種監督機制都形成對腐敗犯罪的制約，有效抑制了腐敗犯罪的蔓延。
權力的壟斷或缺乏約束。民眾把社會公共權力委托給政府機關，是為了管理公共事務、以便造福民眾的，從宏觀的方面講，還要達到協調社會發展，促進國富民強的目的，其中就暗含著對用于私人目的排斥。但是，權力代理者一旦壟斷了權力，或者說缺乏約束，權力的執行就會表現出更多的隨意性，在環境因素的作用下，有時就會脫離正軌而被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集中體現了這一點。“慕馬案”中暴露出的三個現象是令人深思的：“一把手”現象，在我國的領導體制改革中，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實行首長負責制，但是，與首長負責制配套的一系列措施還有待于完善。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現在實際上把廉潔奉公的希望寄托在首長的道德內約上。在成熟的法律、規章體系建立起來之前，已經形成各級首長權力集中的局面，在環境因素的沖擊下，道德內約的閘門一旦被沖跨，形成了領導腐敗犯罪的“一把手”現象是可以理解的，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待于法律、規章及監督因素的完善，有待于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開展。“選拔病”現象，概括為“三大弊病”：其一，選拔干部在少數人中選，由少數人選，監督制約機制難于發揮作用，易于造成腐敗的空間。其二，選拔過程重才輕德，降低了道德內約的門檻，排斥了監督機制的作用。其三，管理干部流于形式，治標不嚴，對腐敗分子震懾力不大，降低了法律及規章的價值，形成無視法規的風氣，嚴重打擊了法律法規的威信，這些都造成了權力約束的軟化。“渙散癥”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作為權力威信下降的表現，充分表明了權力約束的低效。任何對權力約束的放松，都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都是對腐敗的縱容。
四、以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斗爭
權力運行機制是關于國家公共權力運作和行使的一套具體程序和基本制度安排。任何一種公共權力，都必然有其運行過程，其運行過程是否科學、規范，是否在法定范圍內進行公共運行，直接導致權力行使的效能及后果。腐敗之所以被定義為權力的非公共運行，正表明它是在權力運行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能否建立完善、規范的權力運行機制，既是治腐的核心環節，又是防腐的源頭環節，更是腐敗現象不至于愈演愈烈的關鍵環節。
規范權力運行機制，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權力結構。即通過制度的形式，對各個權力主體予以合理的分解組合，以避免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同時以更加科學的方式，界定各權力主體的職能范圍，清晰權力界限，既做到各權力主體之間彼此獨立，又能夠各司其職。這就需要進一步廓清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委、法院、檢察院和各社會團體等各權力主體的職能，理順黨的領導權與國家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等各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這種對于權力分配的優化，是規范權力運行不可回避的一個要件。剖析我國當下一些腐敗案件，不難看到權力分配不合理、個別人在權力格局中處于“大權獨攬”的現象。
規范權力運行機制，還必須建立權力運行的程序，并確保“程序正義”的實現。完備的權力運行機制，必然包括規范的運行程序、明確的運行規則，因此也必然是保證公共權力在公共范圍內運行，消除權力尋租等腐敗現象的重要因素。也只有設置規范、嚴密的權力運行程序，才能確保公民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保障權力運行的公正、公開、透明，保障權力運行的理性、規則與效能。
同時，權力的運行機制必須與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相輔相成。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因此任何一項公共權力的運行，都必須置于有效的監督制約之內。也正因此，吳官正在報告中提出，“認真貫徹執行黨內監督條例，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建立健全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就常態而言，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各權力主體之間的相互監督與制約，二是包括政黨、社會團體和各種利益集團、社會輿論及公共媒體在內的各種社會或政治力量，對公共權力形成的監督與制約。應該看到的是，在我國，一直不缺乏這種對于權力進行監督制約的吁求與期待，因此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如何有效地發揮這種監督制約的作用。
四、機制建設是反腐敗治本之方
反腐敗已經到了從治標到治本、標本兼治的階段。所以，建立反腐敗機制，從源頭上治理腐敗，在依法治國的今天，已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反腐敗的機制建設應當從改變環境因素，建立對權力的約束機制，規范、塑造權力行為主體著手。具體建議如下：
首先，進一步完善首長負責制。在發揮首長負責制優勢的基礎上，加強“一把手”的監督和制約作用，在強調其權力的同時，明確其責任，堵塞漏洞，防止濫用。對凡是因為領導工作失職發生重大問題，造成重大損失的;腐敗問題嚴重，群眾反映強烈，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對子女、配偶、身邊工作人員管理教育不力，造成嚴重違法亂紀的;對責任范圍內反腐敗工作敷衍塞責，不抓不管，以致屢屢發生大案要案的;違反干部政策，用人失察，造成惡劣影響的;弄虛作假，騙取榮譽的等等，都必須嚴格按照職責分工，堅決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決不能以“集體負責”、“班子討論決定”為由推卸應負的領導責任。其中的關鍵是，形成法律條文，明確權責，形成硬約束。
其次，加強法制建設，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行為法制化，規范化，可推行道德立法。進一步改革行政審批制度，規范政府審批行為。要加快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資金監管，規范收費行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積極推行公務員制度，堅決防止和糾正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使政府行為向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發展。
道德立法是指對公共行政部門人員的職業道德以法律或法規的形式加以確定和強化，目的在于提高他們的道德水平，強化道德內約。政府機構是一個代表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機構，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工作人員必須具有比其它職業更高的道德水準，通過把職業道德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保證員工身體力行地執行，保證公共權威機構的純潔性。我國的反腐敗也可以考慮道德立法，把這種職業道德明確化、制度化，以提高官員的道德內約，使政府人員對腐敗產生免疫力，構筑反腐敗的鋼鐵長城。
再次，強化監督機制是反腐敗的重要途徑。法律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人大代表不應兼任政府機關、司法機關的職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應加強自身建設，加強對政府機關與司法機關的法律監督力度，形成對行政權、司法權的有效監督制衡。政黨監督，中國共產黨要對黨內干部和黨員是否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實行紀律監督;民主黨派要通過民主協商會議等形式，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責情況進行監督。群眾監督，群眾通過輿論、信訪等形式，可以起到揭露腐敗等不正之風的監督作用。行政監督，政府機關內部自上而下的監督系統，對防止各級、各部門的腐敗起到監督作用。在強化監督機制時，一定要注意制度創新，追求監督機制的有效性。
另外，國外的“高薪養廉”也有積極的借鑒作用。這是從生活上給公務員提供依法行政的保障，防止腐敗犯罪的有效方法。但是，我國借鑒這一方法，一定要根據我們的國情，使之發揮最大效用。
最后，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培育市民社會。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政府的權力應適當下放，把一部分權力返回社會，提高市民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使眾多的矛盾在基層就得到解決，這樣政府與人民之間就有了一個緩沖地帶，政府就不再直接面對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這樣一來，不僅政府的權力小了，而且社會的權力大了;政府直接插手的事務少了，自然腐敗的機會也就少了，而且社會力量的增大也對政府權力的濫用形成強有力的監督和抵制，增加了腐敗的成本，使其“不能為”，“不敢為”，形成硬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