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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園危機治理中的利益相關者職能及互動關系探析

來源:期刊VIP網所屬分類:綜合論文時間:瀏覽:

  [摘 要] 理清利益相關者的職能,處理好利益相關者間的互動關系是構建高校校園危機多元主體協同機制的基礎。立足于“微觀個體—中觀組織—宏觀社會”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學生、教師與管理者等微觀個體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職能,黨群、行政與后勤部門等中觀組織利益相關者的協調職能,政府、企業與社會等宏觀社會利益相關者的協同職能內涵,探析了微觀個體利益相關者、中觀組織利益相關者與宏觀社會利益相關者等不同層級間的互動關系。提出塑造共同遠景、構筑共同價值,完善利益機制、強化信任關系,深化制度變革、激發主體活力等改革思路,以期推進高校校園危機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善治目標的實現。

  [關 鍵 詞] 校園安全;利益相關者;多元協同治理;互動關;危機管理

校園治理論文

  一、前言

  高校善治是大應急時代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作為世界上人群聚集時間最長、人口密度最大、人際關系最密切、知識技術水平發展最高的組織之一,特殊的組織形態使得其利益相關者分布非常廣泛、構成十分復雜。理清利益相關者在危機治理中的職能及互動關系,是構建當前高校校園危機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的基礎。

  據考證,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概念于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中心提出,指“沒有它們的支持組織就不再存在的團體”[1]。隨著西方日益勃興的商業道德、社會責任等倫理問題相契合,利益相關者概念受到學者們的廣泛贊譽。經過學者們數十年的努力,利益相關者逐漸被視為一種成熟的理論范式和有效的分析框架[2],廣泛應用于管理、社會、政治、教育等多個學科領域。與商業、政治利益相關者組織不同,高校作為一種特殊的利益相關者“社會組織”,其奉行的是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因此其利益相關者有其自身的特性。何為高校利益相關者?根據弗里曼的定義框架①,凡能夠影響高校“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文化的傳遞”等[3]目標,或者受高校目標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羅索夫斯基(1996)、胡赤弟等(2005,2010)、金銀鳳等(2005)、鐘洪等(2007,2008)、李福華(2006)、王健等(2007)、張燚等(2010、2009)、孫立新(2008)、楊煒長(2012)、賀靜霞(2019)等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高校利益相關者做了豐富的研究。

  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基于“微觀個體—中觀組織—宏觀社會”與“核心—外圍”的分析框架,將校園危機利益相關者歸納為教師、學生與管理者等微觀個體利益相關者②,黨群、行政與后勤部門等中觀組織利益相關者③,以及政府、企業與社會等宏觀環境利益相關者④。

  二、高校校園危機治理中的利益相關者的職能分析

  在微觀層面,應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與資源供給為出發點,強化教師、學生、管理者等個體利益相關者參與校園危機治理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在中觀層面,應通過理清黨群、行政以及后勤等組織利益相關者(部門)的職責權限范圍,強化組織之間的協調;在宏觀層面,應立足于政府、企業與社會等環境利益相關者各自的資源優勢,推進一體化的宏觀校園危機多元協同治理建設。

  (一)高校校園危機治理微觀個體參與職能

  教師、學生、管理者是高校校園危機的親歷者與參與者,他們的參與積極性與主動性直接關系校園危機治理的成功。因此校園危機治理的首要問題是通過完善體制機制,激發教師、學生、管理者等微觀個體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首先,應鼓勵教師加強常態與非常態下校園風險治理問題、風險防控知識的研究、風險防控技術的開發,并將這些治理、防控、應災知識與技能納入日常的教育、教學、科研活動中,降低師生管理者的風險脆弱性;其次,完善師學管理者的生活、學習與危機教育的連接機制,協同其他利益相關者開展多種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動,增強他們的應災知識、自救、救應處置能力;最后,通過健全師生管理者的危機治理參與機制,完善獎懲機制,激勵師生管理者等微觀利益相關者強化主體責任,守好每道風險關。

  (二)高校校園危機治理中觀組織協調職能

  通過制定的責任、風險、問題等清單,進一步理順校園危機各利益相關者組織(部門)的職責權限,落實各組織(部門)的主體責任,將專業性的風險、危機問題的防控與治理落實于具體的部門、個人。借助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加強跨部門性、跨區域性、“碎片化”等風險、危機問題的綜合挖掘、梳理、分析與處置,不斷打破部門壁壘,搭建組織聯動的溝通、互動、協同平臺與有機銜接機制,強化黨群部門、行政部門、后勤部門等組織利益相關者間的要素、資源的相容與整合,提升校園危機的綜合治理水平。

  (三)高校校園危機治理宏觀社會協同職能

  如習近平同志所言:“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4]同樣,在校園安全領域,各種風險、危機的復雜性、廣泛性亦是前所未有,且呈現多生、共生、衍生的態勢。因此,傳統的校園高墻已無法阻擋校園危機的叢生,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之間形成多元、多領域、全方位的合作、協同成為必然。首先,應挖掘、厘清、確定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宏觀環境利益相關者在校園危機治理中的權責邊界,認真梳理不同校園危機情景下各主體的角色定位與行為選擇,并建立盡可能豐富的案例庫;其次,結合各主體的利益/期望、資源/資本及風險焦點等因素,找準各主體協同的引領點、著力點、契合點、突破點以及共贏點;最后,從技術路徑和社會結構多個層面,解決好協同機制設計中“激勵相容”問題,從而推進校園危機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網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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