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勵是在20世紀5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氛圍下成長的，她的早年生活與文學閱讀深受理想主義精神影響，文學寫作也由此起步，并在跨文化流動經驗中展開，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左翼海派文學跨文化抒寫現象。左翼文化對周勵文學寫作的影響可分為三個階段：1.現實批判意識的初步形成;2.超越與改變現實的頑強意志;3.理想主義精神的深化。

　　關鍵詞：周勵 左翼 海派

　　1949年以后，上海經歷了城市文化的重要轉型。這一時期，左翼文化逐漸成為城市文化的顯在主流，與普通老上海市民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共同交織在一起，錯綜復雜。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身為南下干部子女的周勵，正是在這種濃重的左翼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她曾在書中深情地寫道：“上海，對于我來說，無異是世界東方最夢幻、最Fantastic(美妙無比)、最親和、最魅力不衰的城市。她養育了我，她給予我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激情、理想和夢想。”這種“激情、理想和夢想”，在很大程度上與周勵童年及少女時代所接受的左翼文化教育有關，它對周勵的生活、文學閱讀以及日后的寫作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一

　　周勵出生于上海瑞華公寓，并在這里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時光。這座公寓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上海城市文化轉型的一個縮影，它位于常熟路209號，原名Savoy公寓，1949年前是法國人的住宅，住客基本上都是外國人，或者是有錢的資本家，1949年后則成為上海市委機關干部住宅大樓。除了許多身經百戰的老干部之外，這里還住著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如彭柏山、吳玖儀、徐景賢、修孟千等人。瑞華公寓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也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空間，有著濃郁的左翼革命氛圍。大樓里的小伙伴大都是南下干部子女，據周勵回憶，他們成立了紅領巾小隊，種樹，演話劇，做好人好事，等等。而另一方面，這里又充滿著濃郁的知識分子氣息，許多孩子熱愛文藝，成年后也往往追隨父輩足跡，從事文藝工作，如周勵的童年好友修曉林(后來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等。左翼革命精神與知識分子文化的結合，造就了周勵童年特殊的文學閱讀環境。據修曉林回憶，幼年時的周勵經常到他家看書：“童年和少女時代的她，常常是靜靜地捧著書，就是在我家灑滿陽光的窗戶邊，她看完了《卓亞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少年鼓手的命運》《青年近衛軍》《復活》和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這顯示出了時代風氣對文學閱讀偏好的影響。大量的閱讀，使得周勵很小就富于理想主義氣質，渴望充滿激情、獻身革命的生活。

　　家庭環境如此，學校教育亦然。周勵所上的幼兒園，是上海市政府機關專門為干部子女所設立的幼兒園，也充滿著濃厚的左翼文化氣息。周勵在學校期間參加了許多活動，如其在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中所描述的那樣，在市少年宮盡情歌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在學校組織的篝火晚會中背誦萊蒙托夫的《白帆》，在晨會上給全校小朋友講蘇聯《青年近衛軍》的故事，被學校推薦為“艱苦樸素、保持發揚革命傳統”的好孩子，等等。這種以革命理想主義教育為主導的成長氛圍，給周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烏托邦式的金色童年”，周勵將這一段經歷寫進了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借女主人公之口深情地回憶道：“那金色的童年，是人間最美的圖畫，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貴的日子。從那時起，我血液中就浸透了對自己祖國的由衷熱愛。”

　　在周勵少女時代的閱讀中，除了左翼文學作品，還有不少政治、歷史、文藝理論著作。她在1966、1967年集中閱讀了《赫魯曉夫主義》《斯大林時代》《一元論史觀》《法國大革命史》《第三帝國興亡史》以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甚至《聯共(布)黨史》等。與此同時，周勵還去了一趟延安。“那是1966年，不滿16歲的我與小伙伴們舉著一面‘長征小隊’紅旗，坐著運煤貨車，忍饑挨餓從上海赴陜西煤城銅川，開始步行串聯。……出生在上海南下干部家庭的我，12歲考入上海市少年宮合唱隊，童年接待外賓時常唱《讓我們蕩起雙槳》和《延安的燈火》……52年前，我哼著這首歌穿越陜北……”延安經歷對周勵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此前自閱讀而產生的感受與思考在現實中被進一步熔鑄并激發出來。激昂的情緒、斬釘截鐵的語氣、帶有著充滿理想主義氣質的“少年老成”，這是周勵最初文學表達的特點。

　　在周勵身上，對文學的熱愛和對社會的責任意識從一開始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兩者密不可分，這是一個鮮明的特點。周勵所喜歡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崇高的精神品質、深廣的人道主義關懷的文學作品。在結束了漫長的北大荒歲月而回到上海后，周勵依然摯愛文學，繼續閱讀大量俄羅斯經典文學作品，如《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復活》等，經常沉浸在文學世界中，并常常與朋友一同分享文學閱讀和創作的喜悅。在修曉林的回憶中，“那時的她，是一位極其熱愛文學、懷有美好文學夢想，苦讀名著勤于寫作的勵志青年”，“我們兩人共同將文學圣殿視為精神家園，以寫作為生命甘泉，在‘千軍萬馬獨木橋’文學路上的艱難坎坷中催生奮進，我對周勵的內心，也有更多了解。……我和她在各自單位上班后的業余時間，多少次，相互介紹文學指導老師和文友，互相推薦精品力作，切磋討論作品精妙之處，彼此交流創作想法和計劃。……我們一同參觀西方著名油畫展，一起聽文學講座和音樂會”。由于姐姐在復旦讀書，周勵也經常去復旦玩，后來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讀書，也是由復旦中文系的賈植芳教授推薦，而她這一時期接觸的復旦學生，也成為日后《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中裴陽的人物原型。開闊而廣泛的閱讀和交游，促使周勵始終保持著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理想與信念的追求，以及對實現自身價值的強烈渴望，都在周勵此一時期的報告文學中有所體現，如發表在《文匯月刊》的《乘著歌聲的翅膀——記意大利歸來男高音羅巍》《打開國際市場的人們》等。而這種追求和渴望與她童年、青少年時期的左翼理想主義啟蒙教育是密切相連的。

　　二

　　1992年，周勵的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出版。這部長篇小說以女主人公朱莉的個人生活經歷為線索，描繪了一個女性勇于追求自我、探索生命價值實現的過程，時間上長達20余年，空間上則跨越了上海、北大荒、紐約。小說出版后，在中國大陸掀起了經久不息的熱潮。小說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傷痕小說的抒寫方式，譬如，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對個體苦難遭際進行描繪，致力于刻畫主人公的心靈世界與外部環境之間的沖突，以及富于抒情特征的文字風格，等等。這在經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尋根、新歷史、新寫實等諸種文學思潮的90年代文學語境下來看，整體敘事并未超出80年代傷痕、反思文學的范圍，寫作技巧也比較簡單，卻顯示出了巨大的感染力。這種感染力，原因之一是提供了一個走出國門的“成功者”的故事，這對于剛剛經歷過文化陣痛的社會大眾來說，無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小說除了接續80年代尚未完成的反思，銘記了一代人的精神歷程之外，還提供了一種在當時而言較為少見的理解精神與物質關系、理解自身與世界關系的視角。小說中毫不掩飾地對財富的追求曾經引起一些詬病與質疑，但這需要還原至一定的語境下去看。文學的重要品質之一是對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與張揚。在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中，文學與之抗衡的方式是反思物質給人帶來的束縛，反思金錢力量對人性的摧殘，從而彰顯人的精神自由。但是，周勵是從一種對人的欲望(包括金錢)極度壓制的社會中走出，在這場浩劫中，人的最基本的物質需要可能都不得不讓位于精神的“需求”，物質與精神已經極度分裂。在這種情況下，充分肯定物質財富追求，這本身就是對生命力的釋放，是對壓抑環境的反抗。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可以說，是給長期以來精神、物質處于雙重貧瘠狀態的中國人所打的一劑強心針，正如陸士清教授所言，寫出了中國人的“精氣神”。2009年，首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的頒獎詞辭指出，這部小說“曾以全新的內容帶來強烈的震撼，使人們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使他們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至今，書中所傳達的奮斗意識和民族情懷，仍為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作品中對追求物質財富的描寫，既是對人的價值的彰顯，同時也是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在改造物質世界時所具有的強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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