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旺盛生命力。根植中國土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著眼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在探索和建立政黨制度中獨創新制，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生命之源。確立70年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優勢作用、展示鮮明特色，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生命之花。作為中華民族創造歷史、改造世界的政治智慧，對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建設作出重要貢獻，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生命之光。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多黨合作制度;政黨制度;國家制度;國家治理

　　《新東方》(雙月刊)創刊于1992年，是由中共海南省委黨校、海南省行政學院、海南省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社會科學綜合性理論刊物，現已逐步成為我省黨政干部學習交流的益友，專家學者思想交鋒的平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新中國成立時形成和確立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沒有像東歐一些國家的政黨合作那樣中途夭折，歷曲折而愈奮、經風雨而彌堅，成為世界合作型政黨制度的最長存在;也沒有如西方競爭型政黨制度那樣因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而導致社會撕裂、行政效率低下，而是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多黨合作有機結合，推動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共同事業而同心協力、團結奮斗。

　　作為中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在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維護穩定等重要功能[1]。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道亮麗的風景，也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中一枝別具風采的花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生命之源：根植中國土壤的偉大政治創造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之所以具有獨特優勢和價值，就在于它不是從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繼承下來的，不是從西方文明國家移植過來的，也不是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簡單模仿，而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國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著眼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在探索和建立政黨制度中的獨創新制。這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生命之源。

　　(一)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和政黨理論中國化的產物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面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的艱巨任務，如何最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千千萬萬、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并成為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2]，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建立統一戰線和實行政黨聯合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3]。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由于受帝國主義壓迫，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斗爭，因此，無產階級在一定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并盡可能地維護它。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并為它們所豢養的階級，歷來是革命的對象，但由于其各個集團是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無產階級可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時期同其他大資產階級集團建立統一戰線，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條件下盡可能地維護它。

　　這就為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與其他民主黨派聯合，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并決定了黨的失敗和勝利、后退和前進、發展和鞏固。正是在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在兩次國共基礎上，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民主黨派建立了穩固的溝通，逐步形成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也正是由于與中國共產黨不是資產階級全部，而是具有革命性進步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從而避免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最終破裂的結局。

　　(二)對近代中國政黨制度探索的總結升華

　　中國對政黨制度的探索，是從辛亥革命后仿效西方搞議會制、多黨制開始的?！吨腥A民國臨時約法》規定的中華民國政體為內閣責任制，實行多黨競爭。

　　但隨著1913年5月宋教仁被刺殺，1914年1月袁世凱強制解散國會，中國從此陷入政治嚴重動蕩局面。最初力倡多黨政治的孫中山開始改弦易轍，以俄為師，與中國共產黨合作。1927年后，蔣介石歪曲孫中山的“以黨治國”思想和新三民主義理論，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就是搞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瘋狂迫害中國共產黨、第三黨及其他黨派。第二次國共合作中，蔣介石雖然承認中國共產黨等政黨的合法地位，設立國民參政會，但仍在暗中“限共、溶共、防共、反共”，沒有實質改變國民黨的獨裁集權體制。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拒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堅持獨裁反共內戰的方針，悍然撕毀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召開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頒布確立國民黨一黨專制政體的憲法，終于把國民黨帶上了絕路，落了一個被趕出大陸的結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就是在否定“已經臭了”的議會多黨制和“天怒人怨”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另辟多黨新路和新制，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合作型政黨制度。

　　(三)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共同創造

　　新型政黨制度不是“飛來峰”，而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為建立新中國而團結奮斗中，不斷架梁立柱、增磚加瓦，終于在新中國誕生時建起的巍峨大廈。第一，共同奠定多黨政治基礎。在多黨合作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方針政策和政治品德、高風亮節，越來越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認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發布的“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他們相繼奔赴解放區，明確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使多黨合作建立在堅實的政治基礎之上。

　　第二，共同創設多黨機構和方式。國共兩黨曾兩次合作，第一次采取黨內合作方式，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第二次實行黨外合作方式，但兩次都是隨機性的，始終沒有形成制度化內容、方式和機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通過協商建立新中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多黨重要機構，政治協商成為多黨基本方式，人民政協成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平臺。第三，共同建立各黨派參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中實行“三三制”原則，開了黨外人士參加政權的先河。

　　新中國成立時，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委充分吸收黨外人士參加人民政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后，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代表成為人大代表的重要構成。黨外人士參加國家政權并不斷實現制度化規范化，成為多黨合作重要內容和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