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在現代性進程中超越其同質性弊端，以每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為目標的解放學說。民族國家的建構是現代性的必由之路，而民族國家所弘揚的民族文化是抗衡現代性的同質化因素的有效力量。馬克思在人類解放視域下來審視民族復興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個意義上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它既提供了現代性的全新選擇，它所帶來的中華文化的勃興也將為全人類超越現代性的弊病提供中國智慧。伴隨這一過程的是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復興理論的構建。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民族復興;文化自信
《遵義師范學院學報》是由遵義師范學院主辦的學術刊物，初為季刊，現為雙月刊。是由遵義師范學院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
馬克思在人類解放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視域下審視民族復興問題，某種意義上，可以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復興都理解為在現代性進程中超越其同質性弊端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包含著一種重要的現代性理論，而且在實踐中成為后發國家加速推進現代性的重要模式。但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種超越現代性的理念，它旨在消解現代性中的泯滅自由和個性的同質化力量，追求一種超越異化和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表明，民族國家的建構是現代性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前提，民族文化又是平衡現代性帶來的同質性的重要因素。在現代性中超越現代性成為構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是建構一種體系化的民族復興理論的重要來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及全球化的全面推進，對民族國家及民族理論都構成了新的挑戰。例如以色列政治學家阿維納日(Shlomo Avineri)提出“有必要根據20世紀的歷史經驗而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1]。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英國學者蒙克(Ronaldo Munck)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中提出，馬克思主義面臨在信息化的全球化時代構造一種民族理論的任務。如果說西方學者主要面臨的是理論構造的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則同時面臨著理論和實踐創新的雙重任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和社會主義格局的最重要變量，建構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復興理論，既需要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重新審視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又需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實踐中對其作出創造性轉化。中國崛起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促進世界文明進步上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將為馬克思主義民族復興理論的構建不斷貢獻出理論和實踐智慧。
一、在現代性中超越現代性：馬克思民族復興思想的邏輯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復興兩種力量從一開始就難分難解。在實踐上，民族復興是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抗爭、求得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有力工具，這種反抗和解放屬性使得民族復興與馬克思主義存在著天然的親近性。二十世紀無產階級革命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來進行。民族復興成為共產主義運動難以跨越的必由之路。階級認同和民族認同是兩個相互交織，有時又相互沖突的因素。不管是居于何種立場，代表哪個階層的利益，任何政黨都必須要同時借助于民族和階級的力量，才能夠獲得最廣大民眾的支持。盡管馬克思并沒有一種體系化的民族國家理論，但他在論述法國和東方國家的現代性進程中，對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充分的估計和重視。因而馬克思一貫強調奪取國家政權并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推動社會革命。從二十世紀的歷史來看，除了先發的歐美資本主義強國，在國家富強道路上取得重大進展的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關鍵前提是他們都具有較為堅實的民族認同，階級動員與民族動員在民族國家的建構中相得益彰。
正如蒙克所說，“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不可分割地綁定”[2]，蘇聯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后發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而加速趕超的現代性理論。馬克思對現代性同質力量的論述可謂是無出其右，《共產黨宣言》對大工業吞噬一切傳統組織、習俗、觀念的破壞性力量的描述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片面強調這一層面會使得馬克思主義中超越性的因素和文化、價值向度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體現。事實上，現代性的同質化與超越同質化的個性和自由之間的張力始終貫穿著馬克思的思想創作。現代性當然是實現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的必由之路，但現代性的同質化力量不能一統天下，馬克思思想中始終存在著超越同質性的要求。從早期對于勞動異化和交往異化的集中批判，到《資本論》中對商品拜物教的解析，馬克思始終想要尋求一種能夠使所有人的自由和個性得以實現的路徑。馬克思的異化批判理論所具有的價值，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后現性理論的重要理論來源。在民族問題上，馬克思思想中強調大工業所具有的消除民族性的作用受到充分關注。在這條思想主線被高揚的同時，馬克思同情弱小民族及其優秀文化，承認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反同質性思想被遮蔽。
馬克思、恩格斯在人類解放的視域下來審視民族復興問題，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夠為民族的復興創造前提條件，這集中體現在他們對于波蘭和中國、印度等民族的解放事業的論述和呼吁之中。《共產黨宣言》波蘭文版序言指出，波蘭工業的迅速發展，“是波蘭人民擁有強大生命力的新的證明，是波蘭人民即將達到民族復興的新的保證”[3]24，而波蘭的復興同時關系到全歐洲的民族解放事業，當每個民族完全當家作主的時候才能實現各民族的國際合作。恩格斯也指出，“國際的工人政黨力求實現波蘭民族的恢復，這根本沒有絲毫矛盾”[4]630，因為只有一個民族掌握自己的命運及開始了內部發展過程之后，它才能夠以民族的力量來促進世界革命的進程和文明的進步。關于印度的民族解放，英國人所推動的一系列現代性的舉措為印度文明的復興準備了物質條件。但只有民族獨立才能夠真正地帶來自由和推動社會的進步，“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5]250，在印度人民擺脫了殖民統治的枷鎖之后，“在多少是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復興起來”[5]251。印度人民的文雅、勇敢、沉靜的高貴品格會得到顯現，而作為西方語言和宗教發源地的印度也將會迎來其文化的再次繁榮和文明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