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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檔案信息服務體系研究對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促進檔案利用工作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創新檔案信息服務體系應從檔案信息服務主體、檔案信息資源、檔案信息服務體制、檔案信息服務理念、檔案信息服務方式等方面入手,同時注意處理好創新與繼承、先易后難與全面推進、統一性與多樣性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檔案利用;信息服務體系;管理體制;理念;創新
《檔案記憶》(月刊)(原:湖北檔案),創刊于1986年,由湖北省檔案局(館)主管主辦。1986年下半年改名《湖北檔案》,2016年2月更名為《檔案記憶》。雜志是一份開發檔案信息資源,走進大眾日常生活的文化月刊。
檔案信息服務體系是由與檔案信息服務相關的諸多要素共同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包括:檔案信息服務主體、檔案信息服務客體、檔案信息資源、檔案信息服務設施、檔案信息服務方式、檔案信息服務理念、檔案信息服務體制與機制等。檔案信息服務體系建設與創新是一個長期的不斷調整、逐步完善的動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章圍繞檔案信息服務體系創新進行探討,希望對我國檔案利用服務工作的健康發展有所裨益。
1創新檔案信息服務體系的必要性
1.1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必然選擇
檔案工作因其無可比擬的資源優勢,在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占據著獨特的地位和作用。明代內閣大學士邱浚在奏議建造檔案庫的上疏中就強調“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今世賴之以知古,后世賴之以知今者”。而今,“檔案是文化財富”“檔案是文明之母”“檔案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等觀點更成為社會各界和國際檔案界的共識[1]。從某種意義上講,檔案工作就是一項文化工作,它的文化性不僅表現在其工作對象上,而且體現在許多具體環節中。例如歷史檔案的征集工作就帶有搶救歷史文化遺產的性質;檔案文獻編纂工作既是一種高層次的檔案利用方式,也是一個精神產品生產和創造的過程,還是一種積累和傳播文化知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無數事實充分證明,文化學術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檔案的滋養,得益于檔案的利用。
多年來,我國各級檔案部門積極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項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檔案服務,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的檔案信息服務體系還不夠健全,功能也不夠完善,檔案用戶的“獲得感”仍然不高,檔案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此,改革與創新檔案信息服務體系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必須竭力盡快解決。
1.2解決檔案公共服務體系存在問題,實現檔案事業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檔案工作是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應納入公共服務體系范疇。隨著社會的轉型發展,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源自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逐漸受到追捧,這就對檔案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新公共管理更加強調顧客導向、外部取向和結果導向。首先,政府不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官僚機構,而是負有責任的“企業家”,公眾則是其“顧客”或“客戶”,政府的社會職責是根據顧客的需求向顧客提供服務。“隨著‘以顧客為中心’的呼聲一天天地高漲,以及要更好地對外部團體和個人的需求做出反應,公共管理最終認識到管理者應直接對公眾負責。”[2]只有受顧客需求驅動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樣化的社會服務并不斷促進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其次,政府公共管理不僅包括對自身行政組織內部的管理,同時還將管理的焦點由傳統公共行政的“內部取向”轉變為“外部取向”,由注重政府機構、過程和程序轉向重視項目、結果與績效。最后,新公共管理尤其注重結果導向,要求政府重視公共管理活動的產出和結果,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并能夠主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情況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應。
(2)新公共管理更加注重引入多元主體參與公共管理過程。它要求改變傳統的由政府大包大攬的做法,將一些政府職能通過向社會轉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轉移出政府,以達到提高行政效能,節約財政開支的目的。
(3)新公共管理是一種市場取向的開放式管理。它主張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廣泛引進競爭機制,消除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從而提高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
對照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上述要求,目前我國的檔案公共服務體系無論是目標導向還是參與主體或是運行機制都有不小的差距,如不及時進行改革與完善,不僅檔案部門不能融入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而且檔案事業也將因此錯失一次極好的發展機遇,游離于快速發展的社會之外,成為無人問津的“孤島”。
1.3實現檔案事業轉型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檔案利用需求的重要途徑
隨著社會檔案意識的不斷增強和民主化進程的逐步加快,社會各界對檔案的利用需求日漸增多,既有的檔案管理和利用體制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檔案事業實行的是黨政檔案集中統一管理體制,這是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的檔案事業管理體制。從理論上講,較之于分散式檔案事業管理體制,集中式檔案事業管理體制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它有利于加強檔案機構和人員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各地檔案工作的均衡發展,在更大的范圍內豐富與優化檔案信息資源,提升檔案利用的綜合效果。但是,由于條塊分割的檔案管理模式,我國檔案事業集中統一管理體制的優越性幾乎被遮蔽。
目前我國擁有各級各類檔案館4000多個,其歸屬各不相同,有的屬于各級黨委和政府,有的屬于專業主管部門,有的屬于企業、事業單位,彼此之間互不統屬、各自為政,沒有法定的業務聯系,數量更多的基層檔案機構(檔案處、檔案科、檔案室)也是如此。近年來,一些檔案部門自發地加強橫向聯系與協作,以方便用戶利用為宗旨,推行“異地查檔,跨館服務”的新舉措,但參與協同的檔案部門相對較少,且范圍較小,區域性或全國性的檔案館信息服務聯盟尚未建成(目前正在建設的“中國開放檔案平臺”只是匯集了全國副省級以上綜合檔案館的部分開放檔案信息),檔案館與圖書館、博物館之間的跨界信息服務聯盟至今還停留在理論論證階段,距離落地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可見,對現行檔案管理體制的小修小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自上而下地對檔案管理(信息服務)體制進行“刮骨療傷”式的徹底改革,才能使全國范圍內的檔案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成為現實。
2檔案信息服務體系創新的內容
2.1檔案信息服務主體創新
檔案信息服務主體就是檔案信息服務的供給者。長期以來,我國面向社會的檔案信息服務主體比較單一,只有檔案館才是法定的檔案開放利用主體,檔案室及其他機構均無權向社會開放檔案。這無疑極大地制約了檔案利用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各界紛紛呼吁擴大檔案開放機構范圍,實現檔案室的檔案開放服務功能。創新檔案信息服務主體,除了要盡量激發機關檔案部門的活力,還應充分調動社會組織和第三方乃至個人的積極性,逐步構建以檔案部門為主導,社會組織、第三方和個人共同參與的充滿活力的多元化檔案信息服務提供機制。
事實上,在我國,非檔案管理部門和個人參與公共檔案服務早已不是新聞,不少檔案編研成果就是通過檔案部門與其他部門或個人合作,以及委托其他部門或個人完成的。在公共服務供給領域,社會組織具有獨特的優勢,主要表現為:第一,社會組織的公益性,能夠使其更加專注于公共服務,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在公益目標之下,社會組織將會盡可能地降低服務成本、滿足公民的多樣化服務需求,彌補公共服務領域的政府失靈和企業失靈現象。”[3]第二,社會組織的靈活性,使其方便與政府、企業、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乃至國際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交流與合作,有助于擴大公共服務領域。第三,社會組織的自主性,使其免受或少受外界的干擾,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可以預見,數量眾多的社會組織和第三方機構必將在我國檔案信息服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2.2檔案信息資源與檔案信息服務體制創新
檔案信息資源是開展檔案信息服務的物質基礎,離開了檔案信息資源,檔案信息服務便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創新檔案服務體系,必須首先創新檔案信息資源。創新檔案信息資源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打破條塊分割的檔案信息服務體制,充分整合檔案信息資源,創建檔案信息服務聯盟,實現檔案信息的共建共享。在這方面,圖書情報界的做法可資借鑒。高校圖書館CALIS(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項目以吸納成員館的方式,實現資源的共建共享。自開始建設以來,CALIS管理中心引進和共建了一系列國內外文獻數據庫,包括大量的二次文獻庫和全文數據庫;采用獨立開發與引進消化相結合的方式,主持開發了聯機合作編目系統、文獻傳遞與館際互借系統、統一檢索平臺、資源注冊與調度系統,形成了較為完備的CALIS文獻信息服務網絡[4]。迄今為止,參加CALIS項目建設和獲取CALIS服務的成員館已超過500家,通過各中心館間接參與或獲取CALIS服務的館亦遠不止“十五”期間的809個[5]。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想卓有成效地提高檔案利用工作水平,就必須設法突破檔案管理體制和檔案信息服務體制的障礙,組建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檔案信息服務聯盟。目前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基礎。其一,三個全國性的檔案目錄中心(全國明清檔案資料目錄中心、全國民國檔案資料目錄中心和全國革命歷史檔案資料目錄中心)的編制,特別是2013年“國家開放檔案信息資源管理與共享利用綜合系統建設項目”的啟動,為區域性和全國性檔案信息服務聯盟的建立提供了經驗參考[6]。其二,21世紀初開始的“檔案模改”[7]探索和近年來興起的“異地查檔,跨館服務”[8]為檔案信息服務聯盟的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工作基礎。其三,數字檔案館和電子文件中心建設的快速推進,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全面普及,為檔案信息服務聯盟(中心)的建立提供了物質保障和技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