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本《楚辭通釋》保存有完好的輔文、正文，由此可知該書之刊刻緣起、選編及其編輯出版過程，《序》與《序例》所蘊含的船山屈子情結(jié)，說明船山借屈子以言志的《九昭》是《楚辭通釋》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

　　關(guān)鍵詞： 王船山;《楚辭通釋》;草堂本;刊刻緣起;歷史意義。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珍藏著湘西草堂刻本的王船山著作《楚辭通釋》和《莊子解》各一部。這是船山先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以后，其子王敔主持，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刊刻的第一批船山著作流傳至今最完好無缺的兩部善本書(湖南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同刻本的《楚辭通釋》，經(jīng)由南岳衡山古典書庫轉(zhuǎn)來，但已有殘缺)。因這部《楚辭通釋》依次完整保存有康熙四十六年季秋月下浣張仕可《序》，康熙乙酉(四十四)年八月既望潘宗洛撰《船山先生傳》，《史記·屈原列傳》，王夫之署于“乙丑(康熙二十四年)秋社日”的《序例》，署“私淑門人王後較編”的《目錄》(目錄內(nèi)有“右船山子作”《九昭》九篇的目錄)，署“荊南儲大文六雅氏”之《書王薑齋先生九招后》，康熙四十八年署“同里后學王揚緒、王揚績同識”之《跋》，丁光祺署于康熙四十七年菊月重九的《刊楚南華附識》等八項重要輔文，且正文卷末有船山自撰的《九昭》，故尤顯珍貴。本文即從這些輔文附件和船山為“澡雪”《楚辭》“以旌三閭之志”而復綴于卷末的《九昭》，發(fā)掘《楚辭通釋》一書的刊刻緣起，彰顯船山注釋《楚辭》及其選目的深意，揭示船山借闡發(fā)《楚辭》微言大義以寄托自己與屈原一樣忠君愛國的身世之哀和亡國之痛，從而體現(xiàn)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編輯出版的深遠歷史意義。

　　一、刊刻船山《楚辭通釋》之緣起

　　據(jù)丁光祺《刊楚詞南華附識》：“祺少喜讀《莊》《騷》二書，苦不能解;近頗見有解此二書者，文義牽合附會，更不愜于心。得先生所著《楚辭通釋》及手解《莊子》本，如獲導引，以游武夷、天臺，心醉神怡，莫名其勝。乙酉秋，豚子元禛應試鄂州，得謁太史宜興潘公，值公為先生作傳，手把《楚辭通釋》本不置也。因與家弟錫極，姻友王于嗣、禹維昆仲約，剞劂《騷》本，以傳海內(nèi)。而《南華》手本，囑虎翁詳加補注，載謀之同志，期以相繼而成書。”①丁光祺，字吉士，湖南衡州人，是船山先生之子王敔的女兒親家。其識語中所說的“乙酉”，指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這一年“虎翁”(即王敔，字虎止)49歲。丁光祺之子元禛到武昌應鄉(xiāng)試謁見的“太史宜興潘公”，即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任提督湖廣學政的潘宗洛。潘于康熙四十三年孟夏在衡陽延俊才入幕，襄校試卷，王敔得以延入，也因此使潘宗洛獲知船山，“尚有志盡讀船山之書”。據(jù)識語，此時的潘學政正在為船山先生作傳(主要根據(jù)王敔已呈交的《大行府君行述》)，“手把《楚辭釋》本不置”，當即是王敔送呈的《楚辭通釋》抄本。丁氏于是與弟丁錫極，姻友王于嗣、禹維(即王揚緒、王揚績)相約，雕刻《楚辭通釋》稿本，以傳海內(nèi)。丁氏識語中的這一段話，可說對于湘西草堂初刻《楚辭通釋》的緣起敘述得相當清楚。

　　從這段話中也可以看出，清朝康熙晚期的四、五十年間，因政權(quán)建立已半個多世紀，社會日趨穩(wěn)定，民族矛盾日漸緩和，朝廷雖仍在以武力為主統(tǒng)一全國，但像潘宗洛之類地方官已在關(guān)注地方文獻耆舊，訪賢逸、求遺書已成一種時尚，這就為船山著作的刊刻印行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

　　二、船山《楚辭通釋》的選篇及刊刻竣工

　　關(guān)于這一問題，曾與丁氏兄弟聯(lián)合出資刊刻《楚辭通釋》的船山同鄉(xiāng)后學王揚緒、王揚績兄弟所撰的《王跋》(此頁中縫魚尾下刻有“王跋”二字)說得較為清晰。因為此《跋》只見于湘西草堂本兩冊中的上冊卷首，而當年岳麓書社負責編《船山全書》的總編輯楊堅因未見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的《楚辭通釋》初刻完好本，且誤認為省社科院無此書，而只有后來合刊的《王船山先生書集》五種之一的《楚辭通釋》(已抽去潘宗洛《船山先生傳》、船山《序例》及其自作之《九昭》以及參與刊刻校訂者的《附識》《王跋》等輔文)，因而在岳麓版《楚辭通釋》卷末依湖南圖書館所藏殘本照錄了《王跋》，造成此《跋》出現(xiàn)148個缺字白匡的遺憾(黑體為缺字)。①今為便于論說，擬借此全錄跋文以與學界共享：

　　歲戊子，緒兄弟倦憩湘皋，時屈子賽神之月也。蘭蕙飄香，若椒接馥，古人可作，髣髴光儀。姻友丁子吉士，過余于寓舍，袖中攜一編，乃吾鄉(xiāng)船山王先生所釋《楚辭》也。讀竟，吉士語緒兄弟曰：昔人讀《離騷》，有痛飲而讀者，有擊楫中流而讀者。是編也，攄忠孝之正氣，極文心之變化，我輩當正衿危坐而讀之。屈子所著二十五篇，宋、景互相揚搉，益之以賈長沙、江醴陵，而東方、楊、劉、嚴夫子、王叔師所著，俱汰之而不錄，此皆先生特出手眼，盱衡今古，俯仰盡致，澡雪不磨者也。慨自三閭沈湘，而后辨者、招者、吊者、惜者、哀者、嘆者、懷者、注者、譜者，不一其人，而旨蘊未悉。最后紫陽因趙丞相之設，為注《楚辭》以寄意，用傳《三百篇》之法，然亦略而未詳。故與王叔師、洪興祖舊本并行于世，而后之別為解者，仍相踵承焉。

　　今者先生《通釋》本出，是靈均千載而下，特遇一知音也。其為絕世獨立之士同，其為風雅擅代之才同，其為忠孝昭揭之神將無同。吉士因與緒兄弟相約，共任剞劂之費，屬嗣君虎翁詳加校補。書有成局，而吉士忽以疾捐館，緒兄弟因與丁錫極少微竹林力贊厥成，十閱月而書竣。嗟乎!“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作者難其人，解者難其人，即傳之其人亦難其人也。書行于世，識者尚鑒而珍之。時今上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歲孟秋月哉生明，同里后學王揚緒、績同識。②

　　此《跋》的珍貴，首先在于它揭示了船山注《楚辭》在選篇上的特點。船山全錄王逸《楚辭章句》和朱熹《楚辭集注》所收“屈子所著二十五篇”，及宋玉、景差的作品，而對漢人的作品則只收賈誼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其他如東方朔、揚雄、劉向、嚴忌、王逸(字叔師)的作品，“俱汰之而不錄”。較之其他注釋《楚辭》者的不同，船山增選了南朝梁文學家江淹(字文通)的《山中楚辭》四篇和《愛遠山》，即《跋》所謂“益之以賈長沙、江醴陵”之“江醴陵”(因梁武帝蕭衍時，江淹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伯)。至于船山為什么要如此選篇，據(jù)他在注《惜誓》《招隱士》中所說，是為了“得屈、宋之遺風” “紹楚辭之余韻” “廣三楚之遺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屈原百折不撓、堅貞不渝的愛國精神，就是最突出的楚人遺風。屈原、宋玉、景差都是楚國人，且“均為楚之詞客”。賈誼雖非楚人，但貶謫楚地湖南，其《惜誓》“文詞瑰瑋激昂，得屈、宋之遺風，異于東方朔、嚴夫子、王褒、劉向、王逸之茸阘無情”。江淹也不是楚人，但船山選其《山中楚辭》，是由于“小山《招隱》而后，騷體中絕，有如《七諫》《哀時命》《九嘆》《九懷》《九思》諸篇，俱不足附屈、宋之清塵”，所以他要“刪漢人無病呻吟之剿說，而登江作”。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所以都應當“汰之而不錄”。《跋》文認為這都是船山“特出手眼，盱衡今古，俯仰盡致，澡雪不磨者”，也就是船山神思異于常人，對古代《楚辭》洗滌淘汰之后，獨留高潔不磨篇章的“特出手眼”。所以船山的《楚辭通釋》一出版，“是靈均千載之下，特遇一知音也”。且認為屈原與船山都是“絕世獨立之士”“風雅擅代之才”，只是他們的“忠孝昭揭之神”有所不同;即屈原是至死不渝地忠于楚國，忠于楚國國君和人民，而船山是忠于前明王朝，其神思一直集中在研究和昭揭明朝為什么會滅亡;及至晚年，尤念世事滄桑，感屈子之孤憤孤忠，慨己人生之坎坷遭際，家國之痛，憤世之感，壯志未酬，情不能已，遂涌諸筆端，而注釋《楚辭》以寄意。這就進一步揭示了船山的情懷和編輯出版此書的深遠歷史意義。

　　其次，《跋》文說明了這次刊刻《楚辭通釋》，是丁光祺、丁錫極兄弟與王揚緒、王揚績兄弟聯(lián)合出資，并囑請船山之子王敔詳加補注。書將刻成時，而丁光祺突然病故，于是王氏兄弟與丁錫極(字少微)共同努力刊刻竣工。此書的刊刻從戊子(康熙四十七年)的五月，至康熙四十八年的七月，一共經(jīng)過了十個月。至于此書編輯出版的緣起和王敔的補注，則當從康熙四十四年秋算起，歷時四年才補注、編校、刊刻成功。

　　三、《序》和《序例》所蘊含的船山屈子情結(jié)

　　《楚辭通釋》的序文是張仕可題撰的，自湘西草堂本卷首刊載起，以后衡陽學署本、金陵刻本等各本皆有。張仕可，字惕存，是清江南丹徒(今鎮(zhèn)江)人，康熙年間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玉書的胞弟，曾在湖南任湖廣分巡衡永郴道六年。此《序》是張仕可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分巡湖南時，衡陽鄉(xiāng)紳呈請將王船山入祀鄉(xiāng)賢祠，都說船山著作等身，“昔所未有”，于是張仕可“訪嗣子”，王敔“錄遺稿以呈，對曰‘先人志文其在茲”，張仕可“燈下細翻，呼兒朗誦”，并“痛飲連浮數(shù)白”，然后寫下了這篇《序》。

　　序文雖不長，但這是清廷命官對《楚辭通釋》的第一次贊賞與評論。《序》中說：“船山王先生曠世同情，深山嗣響。賡著《九昭》，以旌幽志;更為《通釋》，用達微言。攻堅透曲，剖璞通珠，嘯谷凌虛，摶風揭日。蓋才與性俱全于天，故古視今藉論其世。”①張仕可贊船山是絕代空前與屈原同心志的人，他在深山中所創(chuàng)作的詩文是繼承屈原傳統(tǒng)、如響應聲的逸響偉辭。說船山繼續(xù)屈原的《楚辭》而作《九昭》，以表達自己的“幽志”;再作《通釋》，用以闡發(fā)《楚辭》的微言大義，來寄托自己的身世之哀、亡國之痛。作為朝廷命官，對于船山的“幽志”與“微言”張仕可不可能明說，后來的研究者多有探討。竊意復旦大學學長洪湛侯的《楚辭要籍解題》深得其要。洪先生說：“《楚辭通釋》一書在整個《楚辭》研究著作中，特點十分鮮明。如果說，屈原在《楚辭》中用香草美人來寄托他忠君思想的話，王夫之則以注釋《楚辭》來泄發(fā)他對社稷的淪亡之痛……王夫之仰慕屈原的氣節(jié)和品德，因此，從屈原《離騷》等作品中尋找共鳴，既闡發(fā)屈原的愛國思想，又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慨，所謂‘更為《通釋》，用達微言。”[1]85可以說，洪先生的這段話，是對張仕可《序》中之船山贊賞評論的中肯解說，同時也揭示了《序》中蘊含的船山屈子情結(jié)。

　　至于船山自己的《序例》，其所飽含的屈子情結(jié)更不待言。《序例》署曰“歲在乙丑秋社日，南岳王夫之釋”，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完成《楚辭通釋》。當時船山已66歲，由于連年多病，又從事艱苦的腦力勞動，所以已變成一個白發(fā)稀疏、瘦骨嶙峋的老頭了，但仍然不舍晝夜地廣泛閱讀，奮力著述。正如王敔所述：“迄于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于臥榻之旁，力疾而纂注。”[2]73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著成《俟解》一書后，即著重對張載《正蒙》和《楚辭》《周易》進行深入研究，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完成《張子正蒙注》初篇，八月完成《楚辭通釋》，九月完成《周易內(nèi)傳》和《周易內(nèi)傳發(fā)例》，其頑強而忘我的治學精神令人驚詫。

　　船山注《正蒙》，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至康熙二十九年重訂后，《張子正蒙注》成了他的哲學代表作。那么他何以要注《楚辭》呢?《序例》開宗明義云：“今此所釋，不揆固陋，希達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屬之際。”因此，他不僅對舊注和續(xù)騷中諸如“《九歌》以娛鬼神”“《天問》一皆諷刺之旨，復使忠告不昭而別為荒怪”之類，對屈子的曲解或玷污“交為正之”，還對屈原作品“或為懷王時作，或為頃襄時作”之時異、事異、地異，“舊時釋者或不審，或已知而又相剌謬”的瞀亂現(xiàn)象進行澄清辨正，認為“必于此以知屈子之本末”。他強調(diào)指出：“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而《七諫》以下，悻悻然如息夫躬之悁戾，孟郊之齷齪，忮人之憎矣。允哉，朱子刪之。而或以此誣《離騷》《九章》彌天亙地之忱，為患失尤人之恨，何其陋也!”①可見船山注釋《楚辭》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達屈子情于意言相屬之際”，甚至要“達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為達此目的，他精心選篇、傾情辯證，并把精力傾注在注釋中如何表達屈原忠貞愛國為國的赤子之心上。注釋傾情之不足，又為“澡雪”《楚辭》而“復綴《九昭》于卷末”，即將自己仿屈、宋《九歌》《九章》《九辯》而創(chuàng)作的《九昭》，置于全書的卷末。他謙遜而含蓄地點明：“匪曰能賢，時地相疑，孤心尚髣髴。”意謂自己雖不能說有屈子的能賢，但我與屈子所處的時運、地點是相似的，孤高的心懷是差不多的。然后，《序例》又突出楚地“澤國”“山國”的地理環(huán)境，“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楚人“出生入死，上震天樞”的大無畏精神以及激烈奔放的三楚遺風，這些都是東方朔、王褒之流所不得與的。至此，我們終于明白了船山到晚年，為什么還要抓緊時間，在古代浩如煙海的著作中選擇《正蒙》與《楚辭》作注的原由。這正如他《七十自定稿·病起連雨》詩四首之三的詩句所云，是“故國余魂長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他要趁著還有一口氣，抓緊時間用筆墨繼續(xù)戰(zhàn)斗。

　　船山在注釋《楚辭》的過程中，確實是在圍繞他高度概括屈原精神的一個“忠”字在借題發(fā)揮，抒發(fā)自己忠于前明故國、忠于舊君的思想。如他在釋宋玉《九辯》的按語中云：“玉雖俯仰昏廷，而深達其師之志，悲愍一于君國，非徒以厄窮為怨尤。故嗣三閭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又如船山增選的江淹詞作，除《山中楚辭》外，還有《愛遠山》。為什么要選《愛遠山》?船山說：“淹放黜為閩山長史，待罪三載，究識煙霞之狀、筆墨之勢，聊為斯文。其云郢路遼遠，則依屈子之心以自旌。而文筆沈郁，意指蘊藉，不忍忘君之意，溢于尺幅，非但如漢人怨懟之辭，徒寄恨于懷才不試也，故嘉其志而錄之。”又說：“屈子忠貞篤于至性，憂國而忘生，故輪囷絜偉于山川，燦爛比容于日月。而漢人以熱中寵祿之心，欲相仿佛，婞怒猖狂，言同詛咒，清湘一曲，起泥淖之波，非但無病呻吟，如昔人所譏已也。淹生千歲之后，獨能曲達其情，念系于君，而不與雞鶩爭粒粟之寵辱。故夕秀初含，朝華已啟，庶幾溫柔寬厚之旨，曠百世而嗣音矣。”[3]447，449

　　四、船山借屈子以言志的《九昭》，是《楚辭通釋》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

　　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十四卷之后另有“卷末”《九昭》，這是船山自撰的九篇辭作。他在序言中說：“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鄉(xiāng)，而遭閔戢志，有過于屈者……聊為《九昭》，以旌三閭之志。”這就公開表明他有以屈原自況的心情，而且點明自己作《九昭》的主題是借屈原來寫自己。全文九篇，篇篇都有隱寓和寄托。如《汨征》明為“述屈子始遷于江南，覽河山之異而興悲”，實寫自己回鄉(xiāng)后伏處巖穴，湘沅之間，地區(qū)荒大，望君不見，觸目蒼茫，悲感難已。《申理》明為“達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想其忠愛憤激之心，迨沉湘之日，申念往事，必有如是者”，而實為自己追思往事，自信忠貞坦白，憾桂王惑于險陂之說，不肯聽他的忠諫，言愈長而疑愈深。他懊悔當初沒有直揭讒人的奸慝，留禍本以使蔓延。所謂“投鼠忌器，而留禍本以使蔓延”，既是代屈子表白與楚廷靳尚之徒斗爭，未能清君側(cè)之惡的遺憾，更是自己與危害永歷朝廷的王化澄等奸黨作斗爭時，未能抓住有利時機，及時剪除奸黨的經(jīng)驗總結(jié)與遺憾。《違郢》篇寫山川之美，人物之盛，“目送江山，徒留余惜”，實際上是嘆惜這一切都是明朝生聚所積，而今卻落在異族手里。《引懷》篇托屈子的“意中生象”，實寫自己在若思若夢之間，與南明桂王邂逅相遇的幻景。《扃志》篇明言發(fā)屈子之扃(閉)，實寫自己孤情自怵，舉國無同心之侶，故家舊臣，僥幸茍安，不能遠慮，甚且附異族而求榮，己雖有心，誰可告語。《蕩憤》篇托屈子時的秦楚“勢不兩立”，“念大仇之未復，夙志之不舒”，竟設想了一段興師討秦的情節(jié)，而實際是幻想自己蕩平了異族，誅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禍，如滌陰翳而睹青天。總之，《九昭》各篇都在圍繞主題，借“旌三閭之志”來寫自己，是最能說明船山政治立場和內(nèi)心活動的言志之作。

　　對于《楚辭通釋》中的《九昭》這一重要篇章，船山之子王敔當然是心領(lǐng)神會的，故他呈送給潘宗洛、張仕可等清廷大員時都有《九昭》，且對張仕可還說過“先人志文其在茲”。曾入湖廣學政潘宗洛幕的儲大文也求讀過《楚辭通釋》，還寫了一篇《書王薑齋先生九招后》刊于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卷末《九昭》之后。他慨嘆曰：“世之人，不以騷之真者為騷，而以似騷而非騷者為騷，此騷之所以亡，而予讀薑齋先生《九招》之書輒為累欷流涕者也。爰識數(shù)語，授先生之子虎止三兄，以附簡末，令后世傷心者覽之，尚獲神解。”①可見，儲大文認為船山的《九昭》才是使他“輒為累欷流涕”的真騷，是令后世傷心者讀后能獲《楚辭通釋》“神解”的重要篇章。然而，因為船山在《九昭》中處處托稱屈原和楚國，所以竟連潘、張、儲等清廷官員也被他瞞過了，抑或是他們有意裝糊涂而為之寫序、傳和書后語，且感佩稱贊不已。但后來由于清朝文網(wǎng)的逐漸嚴密，王敔不得不慮患思危，而盡量減少直接暴露船山言志作品的《九昭》和《序例》等。故在康熙五十五年王敔六十歲時，借助門生姻友之力“續(xù)捐資刊先子遺書數(shù)種”的合刊重印本《王船山先生書集五種》時，《楚辭通釋》湘西草堂本初刻時的《序例》《九昭》等篇章及張仕可《序》、潘宗洛《船山先生傳》《史記·屈原列傳》和參訂者的《附識》《跋》文等均被抽去了，而僅于卷首保留“楚辭通釋評點并載”和“南岳王夫之釋，男敔補較，后學王揚緒、丁光祺、王揚績、丁光祹同訂”等字樣。幸好王敔湘西草堂第一批書集五種的雕板，于雍正九年(1731)王敔逝世后藏于衡陽學署，而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衡陽縣學教諭郭孔嵐主其事的《船山遺書子集五種》，其中的《楚辭通釋》就是那次補刻刊印的，而重新保留了張仕可《序》和船山的《序例》《九昭》。自衡陽學署本保留后，嗣后之同治金陵刻本及1959年的中華書局本均傳承保留。令人有些遺憾的是，像《九昭》這樣一個最能體現(xiàn)船山心志及其與歷代《楚辭》獨特不同，又與《楚辭通釋》全書緊密相關(guān)聯(lián)的篇章，竟在岳麓書社本《楚辭通釋》中被肢解出去了，而由原當在《船山全書》的第十四冊，改編到《船山全書》第十五冊的《薑齋文集》之中。這或許與當時主持編輯工作的同志未發(fā)現(xiàn)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湘西草堂刻本《楚辭通釋》有關(guān)。

　　綜上所述，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是船山先生迄至暮年，為了要抒發(fā)自己忠于前明故國和舊君的情懷，宣泄自己的亡國之痛，于是寄意屈原，借注釋《楚辭》以“達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屬之際”，同時對過去的《楚辭》注釋本進行篇目上的清洗“澡雪”，淘汰漢人自東方朔、王褒以來的一些續(xù)騷、誤騷甚或有誣屈、宋三楚遺風的名作，并在卷末自己創(chuàng)作《九昭》以旌三閭之志。而這一切，包括對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編輯出版的緣起、選篇、注釋和創(chuàng)作《九昭》等的記載，都完好無缺地保存在湖南省社科院那本珍藏的《楚辭通釋》的八篇輔文與正文之中。這就充分說明，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的編輯出版，為后世留下了一部別開生面、集中彰顯屈原與船山忠君愛國精神和高尚人格節(jié)操的新《楚辭》;其清一色三楚遺風的篇章及其深得屈子情志的注釋，必將煥發(fā)楚文化剛烈雄健、不屈不撓、銳意進取、奮發(fā)有為的勃勃生機。行文至此，筆者不由得作一奇想，倘若古籍能夠再造，照省社科院所藏珍本原樣復制一套湘西草堂本《楚辭通釋》，則肯定是一件嘉惠學林的大好事。

　　【 參 考 文 獻 】

　　[1] 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2]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

　　[3] 王夫之.楚辭通釋//船山全書：第十四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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