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華夏文明的民族精神已化為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穿透滄桑，悠遠而綿長，深深地根植于古典文學作品中。因此，充分利用教材中這些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進行民族精神教育，對培養學生愛國精神、高尚的品格以及道德觀、社會責任感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熾熱昂揚的愛國情懷

　　1.“國家至上，勇者無懼”的愛國膽識。為國而生、為國而死的偉大愛國詩人屈原，一生致力于楚國的獨立和富強，即使遭到奸人陷害、國王流放，詩人也從未動搖過愛國決心與意志。《離騷》中為國“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赤子之心，兩千多年來，一直煥發著不滅的光輝，感染和鼓勵了許多英雄志士。屈原以下，諸葛亮的“躹躬盡瘁，死而后已”(《出師表》)，花木蘭的臨危受命、金戈鐵馬(《木蘭詩》)以及陸游“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懷(《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都令人肅然起敬。

　　2.“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凌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氣節。在班固的《蘇武傳》中，我們看到一個奉命出使匈奴而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在冰天雪地里忍辱牧羊，歷盡艱難，心如鐵石堅，仍存漢社稷的民族英雄。辛棄疾《破陣子·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即使在夢中也不忘為國獻身的豪情;也有些作品由于作者的身份，不能戰場殺敵，但通過歌頌祖國山川美景表現出一片赤子之心。如楊萬里《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描繪的西湖美景、酈道元《三峽》描繪的名山大川的壯景。

　　二、“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

　　1.以民為本、實施仁政的安邦偉略。孟子的民本思想很具進步性，他把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提升到了關乎統治者“王天下”的高度。在《寡人之于國也》中，孟子根據梁惠王欲“王天下”的心理，引導梁惠王以民為本，實施仁政，說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賈誼在《過秦論》中分析秦速滅的原因時，總結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教訓，他告誡歷代君主想要國家穩定長久，必須以民為本，實施仁政。

　　2.心系百姓疾苦，抨擊時政憂民意識。《詩經》之《采薇》通過一曲“采薇歌”，借普通戰士之口道出長期服役、有家難回的悲壯;杜甫《石壕吏》則通過老婦說出“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的悲情，透露出詩人對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強烈抨擊，對百姓久戍疾苦的痛心;柳宗元的《捕蛇者說》通過蔣氏苦訴“苛政猛于虎”的嚴峻事實、白居易的《觀刈麥》通過描繪“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的悲慘生活畫面，表現了作者對繁重賦稅給人民造成痛苦和災難的血淚控訴;白居易《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表達了詩人對官吏劫掠行為的批判和對人民無奈與辛酸生活的同情.

　　三、“厚德載物”的道德情操

　　1.源遠流長的慈孝之美。尊老敬老是中華孝道文化的道德風范，古語云“孝為百行之首”、“父母在，不遠游”。李密在《陳情表》中上表君主以感人肺腑之言敘說了他辭不赴命之由，表現了一個孝孫誓報長者恩情的拳拳孝心。而尊師重道則體現了漢民族教育文化的道德風范，“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老師用師愛取得了如同父親般尊貴的顯赫地位。《論語》十則中，我們感受到了師生之間情深意厚的道德情操;《師說》則表達了要發揚尊師重道的傳統。

　　2.崇義尚禮的品行之美。在孟子看來，生命誠可貴，正義價更高，為了正義寧可舍棄生命。孟子《魚，我所欲也》表達了“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道義精神;《廉頗藺相如列傳》則通過塑造廉頗知錯就改、負荊請罪的形象，表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懷，弘揚了民族團結的精神。

　　四、“豁達淡泊”的超越心態

　　1.飄逸灑脫、寵辱不驚、自信豪邁的豁達心態。“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蘇軾一生仕途坎坷，但即使被貶而游離于黃州、惠州、儋州幾處，他仍以飄逸灑脫的襟懷、寵辱不驚的處世姿態、自信豪邁的人生態度來從容應對人生的起伏，屣險如夷，詩意曠達。閃現這種豁達情懷的作品還有蘇軾《赤壁賦》、李白《行路難》、劉禹錫《秋詞》等。

　　2.不以物役、淳樸高潔、自由恬靜的淡泊心態。陶淵明厭惡虛華浮躁、勾心斗角的黑暗政治，不愿“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選擇寄情山水，力求與官場的塵網和世俗的人倫保持距離，追求一種人格自由、心靈恬靜、生活閑適、與自然合一的理想狀態。因而他沉醉于漁獵躬耕、游山泛水、品茗飲酒、吟詩賦閑，其《歸園田居》、《飲酒》、《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等詩文描繪了一幅幅淡雅空靈而又余味無窮的山水田園畫和恬淡淳樸的生活場面，表現了他志存高雅和淡泊的心態。

　　五、“窮本探源”的求索品質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求索品質是國家興旺、事業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品質，它成為古往今來千千萬萬中國人奮發向上、求知求學、開創事業的源源動力。王安石《游褒禪山記》通過編寫者游褒禪山的見聞與感受，啟發我們：凡有所得者，必須要有深入觀察與思考的探索品質，因為“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并非有“志”與“力”能至，必須憑借探索品質。這種求索品質具有強大的震撼力，推動了華夏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