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莊子亦曾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莊子?齊物論》)人生一受天命之性命而成人身以來，實多為物于物而終身馳騁于物欲不知止息，難怪《大學》開篇即教“知止”，而孟子則謂學問之道唯求“放心”!不見心性之體，真乃難異于禽獸動物，或成行尸走肉，真是“人謂之不死，奚益?”而如劉咸炘先生所說迷信“物質科學”者，以為人死一場空，正是“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因此對于“或曰:茍惟久生為善，則豢養形骸，避害全生，以至老壽，若楊朱之所言者足矣，復何道術之紛紛乎?且形之久亦有限矣，終必有死。縱至百二十，亦五十步百步之走耳”[6]639。由是，回顧孔子所答子路之問，也許劉咸炘先生給出了他的答案:“此道固不以死為的，蓋能盡其性，死生無殊，非必死而后能也。故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永生者，生亦然，死亦然。”

　　一、善之準在生

　　哲學家嘗謂:“以常識非哲學，疑若可笑，實則哲學之穿鑿迷障，正當以常識正之耳。”[6]719面對在中西方哲學中自來便成立說繞不開之根本話題的“善”，劉先生卻舉重若輕地以一“生”字準之。初看來，似乎題不對義，也無奇特深刻之感。然而，這位“神童”加“天才”的曠世奇才從來出手不凡，他的“常識”是通達“神奇”而為言的。他雖一邊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對之詞，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無分別，特以人間所見有常有罕，遂以較罕者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認“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無以言之也”[5]263。劉咸炘先生說:凡人之所以學問思辨者，無非求善，而天下之難辨者，則無過于善。善者價值之詞，價值必有標準。審天下之所謂善不善者，固不以生為標準。殺人為不善，以其傷人之生也;淫欲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謂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為善，則試問全人之生何以為善?豈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謂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則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講道術乎?斤斤然講道術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則是生有善有不善矣。與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謬乎?曰:非相謬也。凡所謂生之不善者，淺見者以為生耳，實善不生也。殺人者人必殺之，欲全己生而終害己生也。淫人自以為盡生人之樂，而不知漏脯救饑，暫飽而終死也。是故生有盡不盡而以久為善，善之準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劉咸炘先生認為，善的根本義準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與此同時，斤斤然講求道術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賴決定生否的善作為根本標準。劉咸炘先生進而謂:“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傳》謂“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種“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謂“茍不固聰明圣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許也正是《衛靈公篇》中孔子告訴子路的“由!知德者鮮矣”所指之“德”。在劉咸炘先生看來，此“德”或“天德”無疑為至誠純善之道體，因此，人以純善而成全其生，通達天人一貫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說“善之準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證成“生即善”，故劉咸炘先生謂:“儒者所證得者，止此生生之機。”[6]790不僅如此，劉咸炘先生還引證西方學者亦有相同之見。如他說:“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書，作善之定義曰:所謂善，乃足資保全與擴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謂促助個人與其所隸社群和諧伸張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劉先生還認為除卻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賓塞這般主進化論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為，乃引致最長最廣最圓滿之人生者也”[6]682為準，也不得不以人生為善準。因此，劉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為善之本，非新說也，乃古今中外深達之賢哲所同主。”

　　二、人生鵠的

　　劉咸炘先生曾說:“明乎人居宇宙，以本身言，必有所守;以對他言，必有所事也。諸動物只全其生，以物養物，是謂事物。人之稍上者，更全其情，以心交心，是謂事人。其最上者，更全其性，盡性合天，是謂事天。此三者為算數然，后數該前而最高也。事天以全歸為終。《老子》亦言治人、事天、全而歸之，而以歸根復命為宗，與《禮》之以反本復始為大義同也。”[6]643在劉咸炘先生看來，人不僅具人身，人還具有人性。因此，除了物欲感官、功名利祿的追求外，人生難道不應該有更加超拔的高尚追求嗎?人生從來就不只是建立在唯物之上的無限感官欲望與沖動，除卻物質性，人還本具神性。孟子即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固也”(《孟子?盡心上》)之說。人得天地之神性靈秀而生，故而本來就不是與天道判隔為二的，人不僅可存心養性事天，盡心知性知天，更應該性修返德與天為合。而且，在劉咸炘先生看來，這才是人之為人生命本身最為根本、最為終極之價值意義所在。人有物質感官的“小體”，也有神性靈秀的“大體”，如果只從“小體”追求物欲與功利，過一天算一天，到死一切完結，這是人最大的遺憾與不幸!而人的至高生命則在于從其“大體”，進而參贊天地化育萬物，達到盡性合天的終極價值。“中國偉大的哲學家最看不起‘小人’———自甘墮落的人，這小人只是一個完人的小數點，瞬即萎縮消失，只有真正的人———真人、致人、完人、圣人，才是道德人格中最值珍貴的理想，他們共同追求的，正是要攝取宇宙的生命來實現自我的生命，更而推廣其自我的生命活力，去增進宇宙的生命，在這樣的生命之流中，宇宙與人生才能交相和諧、共同創進，然后直至無窮，止于至善!這就是中國民族最可貴的生命精神!”[7]172由劉咸炘先生之所見，可以說，“老子說得好:‘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以中國的思想家永遠要回到自然，在宇宙生母的懷抱中，我們才會走向正途，完成生命的價值”[7]111。所以劉咸炘先生才說:“今有一恒言曰:凡人生觀必本于其宇宙觀。蓋凡言人道者，無非求合于大自然而已。吾華先圣之道不過曰盡人以合天。”[6]641因此，劉咸炘先生說:“圣人知宇宙之相續相聯，故其言人道曰:上事天地父母，而下傳子孫。全其所得于天地父母之性命，而與天地父母同為久大，是謂大孝。此即人生之目的意義。……蓋相聯同續在于一仁，所謂生生之機也。仁之本著于親子間之愛敬。親子者，相續之要，相聯之始也。往者來也，以此相續;遠者近也，由此而推。故圣人于是焉立教，順自然也。”[6]642總之，劉咸炘先生將“人”與“天地父母”及“子孫”融通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之中，將之納入天道之“生生之德”的相續相聯之“生生之機”之中。人此生不再是手段與工具，而是要在全其所得天地父母之性命并上事天地父母而下傳子孫之高明薄厚的恢弘造化中，以成就人生所謂“最長最廣最圓滿之人生”正途。劉咸炘先生認為，蓋于天地父母為孝子，于子孫為賢親，于本身即完人。事天地父母即全其生，成己成他，同時一事，本不可以目的手段分。自延其生，即以延天地父母之生。[6]643-644唯有如此，方才可能在上達天德中盡人以合天，實現人生之終極意義。

　　三、結語

　　劉咸炘先生的人生哲學內涵是極其豐富和深刻的。他對人生命本身的關照不但是人性化的，而且是在根本上將人歸到作為神圣性的天道生生之德之中來看待。他的人生觀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哲學的土壤之中，也正因為如此，他對人生的體悟行思是和中國哲學及其文化的生命之源相通貫的，他的哲學與思想在根本上是與中國人歷來由天言人、由人通天相契合的。中國哲學的智慧正在于體悟到天道宇宙是有神圣性和生命的，因此，孔子才講“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才講“盡心知性知天”。由是，劉咸炘先生的人生哲學觀正在于理明中國哲學“天人合一”這一根本性智慧理路的人之為人的生命本相之所是。他對于中國哲學中的人生哲學有著過人的行悟思辨和坦蕩大方的洞見，這對于志在“為圣道足其條目”的劉咸炘先生而言，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而面對西學歷來在主流上多以概念思辨定義“善”等范疇，劉咸炘先生的學思恰恰又將其本來如是地返歸到以人生體悟和生命實境的中國哲學傳統之智慧源流中，這在根本上防止了人的異化乃至學術的異化。劉咸炘先生生逢五四時期，他的人生哲學觀不僅展現了他自本自根、通貫而深刻的學思成就及其堅如磐石的文化定力，與此同時，可以說在客觀上也極具現實針對性。而且，這種針對性從來就不可能消除，恰恰相反，在長期的過程中，以至于到了當下，當人們愈來愈不得不關照中國人和中國哲學及其文化之間的慧命相續性及其文化系統的適應性的時候，以及當人們愈來愈不得不更加關照人及其生命本身的時候，它就顯得更加具有根本性意義和不可或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