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這兩位政治哲學家都認為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純粹的半吊子說大話，品味低劣之極，從而認定波普爾是當代不學無術而欺世盜名的典型。施特勞斯對波普爾這類人的厭惡自然不足為奇，因為施特勞斯正是“開放社會的敵人”!事實上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全部出發點首先就是強調，任何“政治社會”必然是一個“封閉的社會”(aclosedsociety)即柏拉圖意義上的“自然洞穴”，而象波普爾這些自以為已經走出“自然洞穴”的人，在施特勞斯看來只不過是已經墮入了現代人自己制造的“人為洞穴”或“第二層洞穴”而尚不自知罷了。

　　為什么“前蘇格拉底哲學”竟能不涉政治哲學，而蘇格拉底本人則從哲人轉變為政治哲人，這是所謂“蘇格拉底問題“的題中之義。蘇格拉底從蒂歐提瑪那里得知愛欲的秘密時似乎還太年輕，…蘇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個深刻轉變是從少年式地鄙視政治和道德事務、鄙視人事和人，轉向成熟地關心政治和道德事務、關心人事和人。

　　引言

　　無論從思想學術的意義上講，還是從社會政治的影響上看，列奧·施特勞斯(LeoStrauss,1899-1973)及其創立的政治哲學學派都是當代西方最奇特的一個現象。這種奇特性突出地表現在其學術影響和政治影響的不對稱上，亦即施特勞斯學派對當代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歷來甚小，而對美國政界的影響卻似乎甚大。不太夸張地說，所謂施特勞斯學派在西方學術界內歷來是最孤立、最邊緣、最不受承認甚至最受排斥的學派。例如盡管人們公認施特勞斯創立了一個政治哲學學派并與其弟子們編有西方大學用書《政治哲學史》，但我們可以注意到，迄今為止的絕大多數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專著或政治哲學教科書和參考書都從不提及他的名字。在當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學的場域中，無論是自由主義的內部辯論，還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或后現代哲學等的辯論中，施特勞斯的名字幾乎完全缺席。這首先是因為施特勞斯學派的治學方式大異于一般西方學術界，他們長期來相當自覺地抱持一種孤芳自賞、獨往獨來的態勢，而與幾乎所有當代西方學術都格格不入。

　　施特勞斯本人幾乎從不引用任何當代西方學術成果，事實上在他眼里幾乎所有當代西方學術都早已誤入歧途而積重難返。從施特勞斯的視野看，無論是各種各樣的當代自由主義，還是各種各樣的當代左翼學術，說到底都歸屬同一陣營，即他們都是堅信現代必然勝于古代、而未來必然勝于現在的“現代人”或“進步人”，都屬于施特勞斯所謂“現代民主的官方高級祭司”(theofficialhighpriestsofdemocracy)，從而不可能真正切入他認為最重大的時代問題即“現代性的危機”和“西方文明的危機”。施特勞斯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他堅持必須從西方古典的視野來全面批判審視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兩者在他那里往往作同義詞用)。在他看來歐洲十七至十八世紀的那場著名的“古今之爭”或“古典人與現代人之爭”(QuarrelbetweentheAncientsandModerns)雖然表面上以“現代人”的全面勝利為結果，但這爭論本身并未真正結束，因為西方現代性的正當性究竟何在，西方現代性究竟把西方文明引到何處去，都是根本尚未澄清而且變得越來越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他同時認為，雖然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幾乎伴隨現代性本身而來，但從盧梭發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爾及其后現代徒子徒孫的現代性批判實際都是從西方現代性的方向上來批判西方現代性，因此其結果實際都是進一步推進現代性，從而進一步暴露“現代性的危機”和“西方文明的危機”。施特勞斯由此強調，對西方現代性的真正批判必須具有一個不同于現代性的基地，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必須首先獲得一個“超越自由主義的視野”(ahorizonbeyondliberalism)。

　　而這個超越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的基地或視野在他看來就是西方古典思想，特別是他所謂“柏拉圖-法拉比-邁蒙尼德政治哲學”的視野。我們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施特勞斯會與幾乎所有當代西方學術都格格不入，因為顯而易見絕大多數當代西方學者都會認為施特勞斯這樣一種取向簡直是一種“時代錯亂癥”(anachronism)。也因此，長期以來西方主流學界基本都把施特勞斯及其弟子看成是學界怪胎而從不認真理會。

　　但不可思議的是，從八十年代后期以來，施特勞斯這樣一種對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傳統進行最徹底批判的政治哲學，突然被美國主流媒體說成已經成為華盛頓的官方政治哲學，特別是成了美國共和黨高層的政治理念。尤其在1994年共和黨一舉結束美國國會被民主黨把持長達六十年的格局，取得在參、眾兩院都成為多數黨的歷史性勝利時，美國主要媒體如《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新共和周刊》以及《紐約時報雜志》等在驚呼美國政治大地震時，都指稱當時已經去世二十年的施特勞斯是“共和黨革命的教父”，認為這位原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家是“當今美國政治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不可否認，施特勞斯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確實大量進入美國聯邦政府的各重要決策部門，而且實際并不限于共和黨。

　　在政界地位較高的包括目前小布殊政府的首席全球戰略家、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茲(PaulWolfowitz)，共和黨軍師小克利斯托(WilliamKristol)，但也包括克林頓的政治顧問、自由主義派政治哲學家蓋爾斯頓(WilliamGalston)等。1999年施特勞斯誕辰百年，其弟子們出版紀念文集，書名題為《施特勞斯、施特勞斯派、與美國政教體制》，似乎也有意突出施特勞斯對美國政治的影響。而在此之前，自由派學者更出版有《施特勞斯與美國右派》，將施特勞斯與美國右翼政治直接掛鉤。所有這些，都不免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施特勞斯的主要關切不是古典西方政治哲學倒是美國政治。但事實上施特勞斯生前很少談及美國，也從不參與美國的任何當代政治辯論或政治活動，更從未寫過任何關于美國政治的文章。他在美國唯一從事過的一次“政治“行為也只屬于那種典型的院系政治，亦即當卡爾.波普爾在五十年代謀求芝加哥大學的職位時，施特勞斯曾與另一位政治哲學名家佛格林(EricVoegelin)聯手加以封殺，使波普爾終于沒有在美國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