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東坡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富有鮮明個性是人物。本文擬從蘇軾的生命歷程與詩歌創作中感悟到他的理想人格極其對創作的影響。
Abstract: Su Dongpo is the character with distinct personality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has elaborated Su Shi's life course and his ideal personality’s influence to poems creation
【關鍵詞】 蘇軾,人格,詩文創作
Key Words: Su Shi; Personality; Poetry Creation
國語大師林語堂的得意作品《蘇東坡傳》中這樣評價蘇東坡：“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癖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①
這段話經典的對蘇東坡的一生進行了概括。在中國，有多少人不知道蘇東坡呢?如若游歷名山大川，有多少人會情不自禁的想起他呢?仿佛離了他，山川日月都會為之遜色。在中國，最具文化意義的山是廬山，將廬山寫得最有意味的是蘇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義的水是西湖，將西湖寫得最有詩意的是蘇東坡：“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令多少才人學子們嘆為觀止;而最具傳統特色的節日是中秋節，自從蘇東坡大醉而作了懷子由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以后，宋胡仔評“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可見，蘇東坡在思親，在懷舊，在自品孤傲，他的心情暢快也好，苦悶也罷，只要他有所作，其作品幾乎都可列為同類作品之最。據說：當年宋神宗每逢“舉箸不食”時，人們就知道他是在讀蘇東坡的文章。學者章元弼家有美妻，可因太愛蘇子之文，其妻難以忍受，章便因蘇而休了妻。一個人的才華到了這種地步，實在讓后人佩服和仰慕之至。他總是在不經意中揮灑著才情，他一戲墨，就創立了中國文人畫，他一寫字，就有著驚世的書法流傳千古，他一好吃，就有“東坡肉”“東坡餅”，他一穿戴，就有“東坡帽”“東坡屐”在民間流傳――仿佛只要蘇東坡稍一動彈，就會留下一道濃重的文化色彩，一個人能活得如此舉足輕重，該是多么燦爛有趣的人生啊!
縱觀蘇東坡的生命歷程，我們會看到他的才華橫溢，看到他的政治順暢，看到他心系民眾，看到他登山覽勝臨淵賦詩，看到他結交各路朋友的爽快與豁達;然而，我們也會看到他的政治失意遭受排擠，看到他因詩獲罪被捕獄中，看到他生活困窘躬耕東坡，更會看到他逆境中的開朗與達觀。而這多舛的一生中，貫穿著他的詩文與創作，他直言敢諫心系民眾，發現問題，竟“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他因文才而做官，又因多言而被排擠，任何災難余打擊，都沒能阻止他放下如椽巨筆，阻止他對時弊的箴言余詰問，更沒能阻止他對理想人格的不斷追求。這一人生的過程是極其艱難的，思想的抗爭也是經歷了痛苦和磨礪的，而這些，更注定了他詩文的流芳百世。他快樂時，游玩賞景，詩文賞心悅目，他憂愁時，更夾雜著無奈與傷感在其中，然而細析其詩文，卻能窺視蘇軾的一生，看到他順暢時不忘民眾，也能看到他落魄時的達觀豪放。
一、做官伊始便鑄成了他勤政愛民、救濟天下的政治理想
嘉佑元年(1056)年，21歲的蘇東坡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第二名。嘉佑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舉考試，即通常所謂“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初仕鳳翔的蘇軾下車伊始，便勤謹踏實的開始工作。然而，年輕的蘇東坡當時還不能明白，天下之事已積重難返。官吏的勤勉盡責固然很重要，但是，北宋政治制度本身存在著許多弊端，而且正在日益嚴重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好官良吏只能局部性的緩解矛盾，不能根本性的解決矛盾。
一天夜里，寒風陣陣，白雪紛飛。蘇軾從小生長在溫暖的成都平原，對于下雪總是懷著一種孩子般的歡愉之情，所以，第二天一早，他便興匆匆外出賞雪：“南溪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得自披榛尋履跡，最先犯曉過朱橋。”他自斟自飲，流連忘返，不知不覺已是午后時分，這才猛然意識到：在這樣天寒地凍的日子，窮困的百姓可能陷入到了怎樣難堪的窘境。想到這里，他頓時覺得游興全無，心緒悲涼：“誰憐屋破眠無處，坐覺村饑語不囂。唯有暮鴨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村子里的人屋子破陋，風雨瀟瀟的夜晚沒有一處溫暖的地方可以安睡，可是有誰憐憫他們呢?直到現在還語聲悄然，那是他們饑餓無力的緣故啊。周圍這樣寂靜，似乎只有烏鴉知道我的來意，它驀然驚飛，震落雪花片片，來助我賞雪的雅興，然而，黃昏暮鴉，寒風凄厲，此情此景，不能不叫我冷徹心骨。詩的前四句盡寫探雪的歡悅，更顯出后面村人饑寒的悲哀，因而全詩于清幽中透出現實的蕭索于荒涼。
蘇軾在鳳翔任職期間，曾幾度遇到嚴重的旱情。在科技不發達的封建時代，人們基本上靠天吃飯，遇上自然災害往往束手無策，只能祈禱神明的救助。這在今天看來是愚昧可笑的，可在當時卻是社會的普遍觀念。所以，每當干旱來臨，憂心如焚的蘇東坡總是極其虔誠的履行求雨的職責，撰寫出一篇篇字字含悲，情詞懇切的《祈雨文》。他說：“乃者自東而徂，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兇歲，民食不斷，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也。”《鳳翔太白山祈雨著文》。一但久旱逢雨，蘇軾的欣喜之情便溢于言表，著名的《喜雨亭記》就是在嘉佑七年一場及時雨后寫成的。蘇軾深知“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這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那年春天，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民方以為憂”，直到三月才微微地下了幾場小雨，但是遠遠不足以解除旱情。到三月下旬，終于天從人愿，一場大雨連下三日，龜裂的土地吸飽甘霖，枯萎的莊稼重獲生機!“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喜雨亭記》。蘇軾懷著無比快樂的心情，將自己新近建成的亭子，命名為喜雨亭已示慶賀。這篇記文筆調輕靈活潑，行文富于變化，生動的表現了蘇軾關心農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民同憂，與民同喜的可貴精神。
至今，當我們來到鳳翔，站在喜雨亭下，重讀這篇刻有《喜雨亭記》的碑文時，仿佛又看見蘇軾在為鳳翔的父老鄉親而奔波。做官伊始，蘇軾便以他那飽含熱情之筆，書寫了自己對鳳翔人民的同情，以及自己對政治的遠大理想。
蘇軾是一位積極向上的青年，盡管偶爾會有消沉和倦怠，但是儒家的用世思想始終在他心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面對苦難的現實，衰弱的國事，蘇軾的報國之心會時時勃然而發。又是一個早雪的天氣，他提筆書寫到：“祁陽九月天微雪，以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后能消灑，白發秋來已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承傳問西琛。”(《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之一。在干預現實的精神鼓舞下，他還寫了一些反思歷史，指斥時弊的詩。如詠史詩《郿屋》，借古喻今，語多譏諷：“衣中甲厚行何懼，塢里金多退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這對當時瘋狂的聚斂民財的官僚貴族，無疑是個嚴重的警告。
二、政治上熔鑄盡自己的理想人格，形成了他詩歌內容的獨特風貌
在鳳翔三年任滿之后，恰逢父親病逝。蘇軾與弟弟蘇轍辭官，扶靈柩回四川，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還朝，時神宗任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上書反對，未被采納，自感難容于朝，請求外任。
當時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闊斧的進行變法，蘇軾不顧自身安危，屢次上書反對驟變，認為欲速則不達。洋洋萬言的《上神宗黃帝書》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中對新法進行全面的批評，向神宗提出結人心、厚風俗、立紀綱的諫言。蘇軾在文中反復強調“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的道德治國論，反對急功近利、滋事擾民、虧官害民的激進改革，表現了蘇軾求穩怕亂、力主緩進漸變的態度。
然而蘇軾遭受到了王安石的遏抑。王安石的免疫法，保甲法，消除了私人壟斷，建立的國家的獨占制度，致使小商人失業，農民被強迫貸款，只好賣妻鬻子，四處逃亡。蘇軾為此上表，想解救農民的這場危機，卻被誣阻止新法而被降職。然而面對司馬光等一批守舊派的老臣，他又反對完全革除新法，認為像免疫法這些對人民確實有好處的政策應當保留，又遭受到守舊派的排擠，此時蘇軾遭受兩面排擠，雙方夾擊，政治上實屬失意，雖然神宗皇帝與皇太后都欣賞他的才華，有心護他，卻也終于無能為力。
可是蘇軾并不動搖自己的政治見解，也不屈服與當權派的排擠與迫害，雖屢受排擠，卻依舊體恤民情，盡心職守，相機更革邑政。他以一顆勤政愛民之心，將自己的理想人格熔鑄在政治生涯中。熙寧時期，蘇軾歷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并在任上政績斐然，很受百姓擁戴。
蘇軾一到杭州，就情不自禁的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感受到許久不曾有過的清新、寧靜和愉悅，那些難以自遣的煩惱和郁悶不知不覺的消融在山間水畔，不見一絲痕跡，純凈無染的大自然將他活潑、開朗、好動的天性重新激發起來，也將他的詩心與靈感重新激發起來，他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到它的溫暖明媚的懷抱中去，就這樣，蘇軾很快融入到杭州美麗的山水自然中。他喜歡西湖，那里一年四季美景如畫：“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和蔡準郎中見邀游西湖三首》其一)他喜歡在望湖樓上看新月初升的夜景：“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瀲瀲搖空碧。”風雨交加的時節也未嘗不別有情韻：“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之一)每到賞花觀潮之日，杭州城里萬人空巷，熱鬧非凡，蘇軾也一路歡歌，沉醉其中：“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吉祥寺賞牡丹》)
層出不窮的游宴活動中，蘇軾留下無數浪漫的故事。漫步名山古剎之間，與許多高僧結為至交，蘇軾又尋得了心靈的安憩與慰藉。三年杭州任上，蘇軾本著一名正直的封建官員的良心和他所獨具的廣博深厚的仁愛之情，盡心盡力，為民造福。“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吳中田婦嘆》，“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山村五絕》之一。對民眾的悲憫與對新法的不滿在蘇軾心中復雜的交織著，他以詩人特有的敏銳觀察生活，以無私無畏的精神揭露現實，有時他也真的想做到親友提醒自己的“休問事”“莫吟詩”，學會沉默，將所有的不滿都藏在心里。然而他終究還是做不到，卻始終履行著一個父母官的職責。在杭州任上，他完成了供水系統，醫院等公共設施;疏通六井，重整西湖，平抑糧價，熱心賑災，以他的一腔熱忱不知疲倦的為百姓謀福利。蘇東坡曾對一位太守說，為官的秘訣是“使民不畏吏”，像這樣的父母官，民怎么會畏呢?蘇軾在政治上有宏才大略，在文學上大筆如椽，卻又能對普通百姓體貼入微，噓寒問暖。
知密州時，蘇軾“以杞為糧，以菊為糗”《后杞菊賦》，生活窘態可想而知，沒有歌舞，沒有酒筵，只有惱人的蝗旱和紛繁的公務，雖然蘇軾積極的投入到與蝗蟲的戰斗之中，但心中的煩惱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重讀《莊子》，這部早在少年時代就已經令他心醉神迷的奇妙著作，如今又一次將他深深吸引。莊子以他充滿詩意的筆調，塑造了一種與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解除了蘇軾思想上的苦悶。如果說杭州的詩情畫意，旖旎風情使蘇軾個性中浪漫、俊逸、詼諧、消灑等特質得以充分發揮，那么密州強健彪悍，質樸無華的民風則激發了他個性中本來包含著的雄渾豪邁，狂放不羈的特征。這些也影響了蘇軾詞的創作，使他的詞作在創作風格上邁出了劃時代的一步，作出了《密州出獵》這樣雄壯豪邁之詞。
即使后來與徐州人民一起斗洪水、筑長堤、建黃樓、抗春旱、還是任職湖州，他都以自己的才氣學問，結識了不少詩人名士，為這片土地灑下了自己的汗水，烙下了他的足跡，也留下了他的詩歌!當然，也形成了他詩歌的主要內容與風格特色。
三、貶謫時期的艱難歷程并沒有改變他的最初理想，而更增加了樂觀的人生樣態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李定等人摘抄蘇軾詩句，彈劾蘇軾“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并將其投入御史獄中，嚴刑堪問。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后，蘇軾被責貶至黃州(今湖北黃岡)。在近五年的遷謫生活中，他躬耕東坡，與田野父老交游。神宗死后，高太后臨朝，哲宗繼位，司馬光當政，蘇軾復朝奉郎，登州知州，被召為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等。因蘇軾不贊成司馬光盡廢王安石新法的做法，與司馬光意見分歧。司馬光死后舊黨分化，朝內斗爭激烈，蘇軾又遭疑忌，于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元祐六年一度召還，因受誣告，堅豈外任，先后知潁州，揚州，定州。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新黨再度得勢，章淳等用事，報復元祐舊臣，蘇軾一月之內三次降官，最后遠貶惠州(今屬廣東)。三年后，又放逐到海南儋州。蘇軾以衰邁之年，在當時極為荒僻的嶺南，度過了七年流放生涯，直至徽宗繼位方奉命內遷，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在輾轉北上途中，并死于常州。
蘇軾早年就說了“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豪言壯語，但現實卻難盡人意，繁冗的公務與頻繁的調動使他身不由己：“人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人生底事，來往如梭”，他的漂泊感、淪落感、厭倦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處萍漂泊”“天涯同是傷淪落”。烏臺詩案，黃州及嶺南兩度流貶，都曾使蘇軾的理想破碎，“宦游處，青山白浪，萬重千迭”，飽含著多少難言和曲折的苦衷!他忽而迷惘：“梧桐葉上三更雨，驚破夢魂無覓處”;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問書生，何辱何榮”;忽而負屈：“問公何事，不語書空”;忽而沉痛：“朱淚濺，丹衷碎”，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而引發的。
因此，蘇軾的詩中帶有著排遣不了的凄清落寞，甚至帶有悲觀情緒：“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游。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千側，休宿潯陽舊酒樓。”(《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政治生活是這樣的風云變幻，不久前宋哲宗還曾派人到定州給他賜日歷、衣襖給他，而現在卻忽然受到“落兩職，降一官”的懲處，真是“黃粱一夢游”，“潯陽舊酒樓”。蘇軾的晚年被貶，使他少年時的“奮厲有當世志”幾乎淪為無法實現的泡影。其《自題金山畫像》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余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空漠之意與感傷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即使蘇軾身處逆境，我們仍能看到他積極進取的態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我們也能看到他逆境中的從容：“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蘇軾用象征手法寫出自己在突入其來的政治風雨面前內心的坦蕩與氣度的從容。我們也能看到他面對境遇變化時的通達：“見說東園好，能消北客愁。雖非吾士且登樓。行盡江南南岸，此淹留。”蘇軾謫居黃州時期，效法陶淵明，躬耕東坡，有無限快慰與滿足：“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晚年遠貶海南，艱苦備嘗，九死一生，而筆下春景仍富有生機與活力：“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使得桃紅似肉紅。”即此一端，可見蘇軾確實做到了“此心安處是吾鄉”。
不論是“新黨”當政，還是“舊黨”當政，不管是仕途順達，還是逆境當即，蘇軾都始終保持著人格的獨立，不因“進”而流于逸樂，也不因“退”而短其氣節，他閱盡人世滄桑而常態依然。
四、貶謫時期詩中所透出的豪邁與達觀
黃州，是蘇軾仕途的重要轉折點。談到黃州，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赤壁賦》。東坡到黃州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萬幸。失意的蘇軾因黃州而率先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黃州時期是蘇軾政治上的失意期，卻是詩文上的成熟期與豐收期。前后《赤壁賦》都是在這一時期脫穎而生。在前《赤壁賦》中，蘇軾對人生缺陷的認識，對缺陷的彌補愿望，對人生自由的獲得，都濃縮在這短短的幾百字中。人在宇宙中的渺小正是人生存在的缺陷：水之逝往，月之盈虧，而卒莫消張，追求此“無盡”境界。文中蘇軾的“變與不變”和“物我無盡”的觀點，其實來源于老莊的相對主義哲學觀點，用這種觀點看待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作者的悲怨便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脫。如果說前《赤壁賦》描繪了一個寧靜清爽的境界，借景喻理，表達自己圓通達觀的襟懷，宣發胸中一段真情妙語，那么后《赤壁賦》著重渲染出一種寥落幽峭的氣氛，通過記余觀聞和夢境寄托其超塵絕俗的奇想，以及自身現境的妙語。
當生活境遇，人生道路遭遇坎坷時，一個文人才會真正的學刻與成熟。東坡在黃州成熟了，這是他人生最苦難的時期，同時，黃州也是他全新思想孕育之地。當看清楚了人生苦樂，天地宇宙萬象時，終于悟到了超物表，隨遇而安的人生哲學。
在黃州對人生的深度思考使蘇東坡思想更加通達，胸懷更加浩然。他了解了命運，因此在二度被貶時，他依然坦蕩從容，以隨緣自適的態度對待逆榮枯，心靈有著深度的安足。他說：“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生。念念自成劫，塵塵名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遷居》)
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迭遭磨難的蘇軾在“瘴癘之地”的惠州貶所寫下了一首很有名的詩，題為《縱筆》，詩中寫道：“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此詩傳至京師，為當時的宰相章悙所知，大為惱火，只說了一句，“蘇子尚爾快活耶?”遂將東坡發配到了當時最邊遠的蠻荒之地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南赴之時，“子孫痛哭于江邊，己為死別。”當時的儋州，食飲不具，藥食無有，人不堪其憂，而東坡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父老游，亦無間也。又作《縱筆三首》，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從惠州到儋州，蘇軾已由“白發蕭散滿霜風”變成“白須蕭散滿霜風”，已經是須發皆白了，但是他的豁達氣度和詼諧的風神依然如故。章悙等人是故意要以一再的貶謫消磨其志，摧殘其氣，讓其志消氣萎，郁郁而自毀。偏偏東坡之志，首在立德，次在立功，立功雖然無望，但立德之志自不可奪，而且東坡的恢宏氣量已成為他的人格精神的一部分，已經如同“貫心肝”的道理，“填骨髓”的忠義一樣深化到他的生命本質之中，超越于他的生命現實之上。
面對人生最苦痛的時期，他并沒有投降于苦難，也對苦難并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他從儒家那里學來固窮的堅毅精神，他從道家那里學來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他又從禪宗那里學來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從而做到了蔑視丑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于現世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藏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的逆境中照樣能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有人曾將蘇軾比李白，宋神宗道：“不然，白有蘇軾之才，無軾之學”。此是僅就才學而論。綜觀蘇軾一 生，其生平之曲折自孔圣人不比，情趣之豐富當屬大夫莫至，性格之剛正當靖節先生所不及，人品之偉大似詩圣杜甫所難到，交誼之深廣不短劉皇叔之度，智慧之聰睿不次蜀丞相之衡，審事之理性可與大唐明相魏征齊座，辦案之明斷可與一代青天包拯同堂……詩、詞、文、賦、書法、皆可圣稱;騎獵、制作、釀造、 鑒物、工程設計、均成神話。
蘇軾真正讓無數人們崇敬和偏愛，除了他才華蓋世以外，還因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曠達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高于正義又富于情感的天性。有詩曰：趙宋一代明星，神州千古奇人，生前多有奇遇，死后頻傳奇聞，蘇東坡堪當此言!
參考書目： 《蘇軾傳》 王水照 崔銘 著
《蘇東坡傳》 林語堂 著
《蘇東坡研究》 木齋 著
《蘇東坡選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