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是人的類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馬克思理解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概念，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政治論文范文：探究馬克思關于共同體論述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查看。

　　共同體的建構是人類自古以來自覺的實踐，人類社會從一開始就是以共同體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人類的共同體生活從動物的群居生活進化而來，又遠遠高于動物的群居生活。早期人類共同體就是社會本身，人類共同體與人類社會在外延上是重合的。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擴大和發展，人類社會領域出現了分化，產生了不同形式的共同體。從人的社會性角度理解，人類生活的歷史就是一部各種共同體發生、發展并相互制約的歷史。

　　建構理想的共同體的基本依據在于，共同體是人類生活的必然選擇。沒有共同體，就沒有人的類生活;而沒有理想的共同體，就沒有人類理想的公共生活。馬克思關于共同體的論述，貫穿于他理論研究的始終。

　　一、共同體思想的歷史追溯

　　滕尼斯說：“血緣共同體作為行為的統一體發展為和分離為地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直接表現為居住在一起，而地緣共同體又發展為精神共同體，作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的純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1](P65)從這句描述中，滕尼斯把共同體劃分為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三種形式，而它們之間又體現了人類社會共同體從低級向高級的動態發展過程。在人類初期，人們夢想著諸神是共同體的中心，在其中諸神表現得無私和透明，反襯出人類的卑賤，而諸神的處所成為人們向往的、夢寐以求的神圣領地。古希臘時代的城邦共同體是以維持城邦本身的存在、抗擊外邦的騷擾和侵犯、激發本城邦公民政治熱情、培育公民的美好德行為目的的。

　　隨著希臘城邦共同體的瓦解，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不再由城邦的善的原則來維系，舊的社會秩序的崩潰，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規范社會秩序，這樣就產生了斯多葛學派，試圖用一種普遍的正義原則來重新構造社會秩序。西塞羅試圖依靠自然理性所制定的法，把它作為普遍原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從而確保社會秩序。因為羅馬帝國龐大，地域遼闊，如果按照希臘城邦共同體的管理方式管理帝國是不大可能的，也不可能對羅馬所屬地的成員繼續實施教化，培養其德行。因此，法律確定羅馬帝國的秩序比依靠公民的德行見效快，并正當和持久。然而，羅馬帝國向外擴張，不斷地發動戰爭，使人們產生一種過安寧生活的強烈愿望，就在這個時期，基督教很快傳入羅馬。起初羅馬認為基督教徒是帝國穩定的敵人，稱基督徒為異教徒，但羅馬很快就認識到，要持續統治這一廣闊的地域，僅僅依靠羅馬法是不夠的。羅馬越是鎮壓基督信徒，基督教的信徒就越多，就會形成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來與羅馬抗衡。基于這種情況，君士但丁認為，羅馬要充分利用這股力量，那些活潑的信徒正是振興和統一羅馬帝國的基礎。

　　于是，君士但丁皇帝皈依基督教，他想借此使羅馬重振往日雄風。從此，基督教在羅馬扎根，在基督的哺育下，神的共同體逐漸開始在大地上建立起來，與塵世的王權展開斗爭。

　　近代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發展以及市民社會的興起，在神學被打倒的情況下，需要一種論證政治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即神義論向人義論的轉變，政治的中心轉向人本身，從人開始論證政治權威存在的合理性。于是，社會契約論的思想被重新發現和應用。霍布斯等人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論證人造共同體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主張人們之間相互約定，一致同意把自己的權利交給統治者。而共同體就在于使人免于死亡和恐懼，保護每個人的應有財產。與此同時，洛克擔心政府的無限權力會對個人的財產、生命、自由構成威脅，因此，提出限制政府權力的三權分立的憲政思想，把霍布斯的具有絕對權力的“人造共同體”變成有限權力的“安全和秩序共同體”.孟德斯鳩從法的精神角度探究最好的共同體，指出共和制是最能體現法的精神的好的共同體。盧梭認為通過人民公意構建起來的共同體，是最能代表和表達人民意志的最好的共同體，然而，自由和平等問題在共同體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托克維爾為了尋求解決自由和平等的沖突問題，認為積極且強大的政治機構是民主的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條件。這就是說，民主制度需要政治權威和強有力的政治機構，但同時也要防止政府發展成集權主義。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在探究知識何以可能的語境中，為構建“知識共同體”和“科學共同體”提供了理論基礎和依據;與此同時，康德把“倫理共同體”置放在《純粹實踐批判》中予以評論，指出，共同體成員如果按照道德律令行事，成員是自由的，因為道德律令是源自人的理性，按照理性做事的人，一定是一個道德高尚之人，如果共同體每個人都是如此行事，那么這個共同體一定是個和諧的共同體。黑格爾構建了一種普遍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在揚棄了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基礎上產生的，只要共同體的共同利益獲得實現，個人的特殊利益也就相應地得到實現，因為個體是整體的個體，一旦整體獲得滋潤營養，相應地，生活在整體的個體也就得到了滋潤和營養。馬克思很快就意識到，有必要把黑格爾顛倒的東西再顛倒過來，這就是說，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為此，馬克思就立足市民社會，對共同體問題作出歷史的考察，指出本源共同體由三種不同形式構成，它們分別是亞細亞共同體、古典古代共同體、日耳曼共同體，對本原共同體的揚棄就是市民社會，這個社會的共同體是一種被異化的、外在于人的共同體，在揚棄了這種共同體之后，就進入到未來共同體即自由人聯合體，它才是真正的共同體。

　　二、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內生路徑

　　共同體是人的類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馬克思理解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概念。馬克思在不同時期分別使用過“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等級共同體”“市民社會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和“自由人聯合體共同體”等不同表述方式，這表現出他對人類不同發展時期共同體形態和本質要求的概括認識。一般地說，人的共同體存在形式是與人類實際所處的生產和分工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人們交往和聯合的方式決定了共同體占有和分配的基本形式。馬克思認為，在等級社會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共同體形式是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其“目的在于對付被統治的生產者階級”[2](P70).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分析了勞動異化，認為私有財產出現的根源在于人類勞動的異化，人類勞動的異化又導致人和共同體的雙重異化。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異化”理論。馬克思認為，政治國家是市民社會的異化，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因此，馬克思后來又轉向研究經濟領域，追溯“政治異化”的根源，開始從人類勞動本身著手分析“經濟異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3](P61)馬克思這句話不僅說明了勞動異化與私有財產的因果關系，而且還說明了私有財產所表現出的形式，即“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關系，以及兩者私有財產的相互關系”[4](P117).

　　一旦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達到極端，必然是一種舊的關系的滅亡和一種新的關系的產生。

　　新的關系的產生必然會孕育一種新型的社會共同體，這種社會共同體揚棄了私有財產，剔除了一切不合理的、不公正的社會關系，使人回歸人的自身，全面占有自己本質，從此不再是異化的產物。這種社會共同體，被馬克思看作是人道主義共產主義的共同體。

　　馬克思在《手稿》中，根據市民社會對私有財產的占有、異化和揚棄的情況，把社會共同體劃分為“粗陋的共產主義共同體”“民主和專制的共產主義共同體”和“人道主義共產主義共同體”,其中，共產主義共同體是人類社會共同體的最高階段。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3](P80)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第一次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揭示了國家的階級實質，把國家批判為一種虛假的共同體。取得統治地位的階級，憑借自己的階級優勢地位，總是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特有思想表達成合理的、有共通性的思想。

　　這樣，國家就可以成為“普遍利益”的合法代言人，使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合法化、永恒化;或者當利益沖突撕裂國家時，為了延緩其崩潰，將對立與沖突轉化為非沖突性的思想觀念，為國家的不公平、不平衡進行辯護，從而形成消除對抗的力量，增強國家的凝聚力。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共同體中，國家政權的合法存在要依賴于個人被統治，也就是說國家與個人的相互關系也是以異化的形式展現出來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對個人而言是一種虛假的、外在于個人的抽象共同體。馬克思從真實共同體角度出發，剖析了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市民社會是構成國家和其他一切上層建筑的基礎，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但資本主義國家并不等同于市民社會;并且在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會對市民社會中的個人構成威脅，會駕馭市民社會，因為政治國家的強制性和絕對權威性會壓制、統配市民社會中的個人。

　　也正是基于此原因，馬克思覺得有必要產生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形式來代替當下的虛假共同體。于是，馬克思提出一個消滅分工，消滅人的異化，消除物質關系，把人從被奴役、被統配和被忽視的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的真正的共同體。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2](P119)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通過批判“反動的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德國的社會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科學地闡述了人道主義共產主義未來聯合體。在這里，聯合體或者共同體是建立在對階級斗爭的科學分析之上的，它去除了籠罩在“共同體”之上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體現出來的虛假性和抽象性，同時也克服了人的異化狀況。

　　可以說，未來真實共同體能夠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P243)馬克思立足共產主義角度，對共同體做了科學區分，即前資本主義共同體(亞細亞共同體、古代共同體、日耳曼共同體)、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共同體、人道主義共產主義共同體，認為無產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獲得自由，才能建立起自由王國，也只有在“自由人聯合體”這樣的真正共同體中，人才能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關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亞細亞的共同體、古典古代的共同體、日耳曼的共同體)，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部分，提出這三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是不同于市民社會的，因為在這三種共同體中，自由勞動同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并沒有相分離，這構成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形式的總體特征。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里，“自由勞動”意味著勞動與所有是相同一的，勞動者既擁有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同時又擁有勞動對象即土地，主體與客體、勞動者與勞動對象之間完全沒有分離。“在勞動和所有的同一之處，才有自由勞動;勞動和所有分離之時，自由勞動者的血汗就要受到剝削。”[5](P345)

　　此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中，勞動者仍然依賴勞動對象即土地，還沒有完全作為對象性的存在。再者，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中，勞動的過程就是在創造價值、實現自我，勞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或者維持共同體的存在，而是以勞動獲得的勞動產品在滿足他人的同時也再現自身的創造性活動的價值。“各個個人都不是把自己當作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作所有者和同時也進行勞動的共同體成員。這種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價值，---相反，他們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各個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生存。”[6](P465)

　　馬克思立足當下的市民社會對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歷史考察，試圖說明個人成為工人不是先天的、天然的事情，個人成為工人是一個歷史的產物，這意味著，資本家也不是先天的、天然的事實，而是歷史的產物。通過分析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馬克思試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歷史偶然性、虛假性及其生命的終結性，并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終究會被具有公平、正義和正當性的人道主義共產主義共同體所取代。

　　關于人道主義共產主義共同體(真實共同體)，馬克思通過對巴黎公社的考察，試圖說明這種共同體與“自由人聯合體”的內在關聯性，即巴黎公社是“自由人聯合體”的低級形態。馬克思在反思巴黎公社時把“公社”看成是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它是有自治的行政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階級斗爭，正如馬克思所說：“公社---這是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7](P95)俄國公社和巴黎公社一樣，是一種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但不同的是，俄國公社相對于巴黎公社而言，它的勝利是全國性的，政治生命力更強大;并且，俄國公社在獲得了政治解放后，面臨的是經濟解放，也就是要積極發展生產力，創立一個生產效益高、勞動效率高的共同體。而俄國公社是可以利用世界條件來給自己注入新鮮血液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開始獲得新的生命”[7](P770).也就是說，俄國公社是俄國社會的新生的因素，它一方面保持了天然團結的人類社會本能，使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關系基礎穩定;另一方面它以聯合的、民主的因素取代了還處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奴役、剝削的因素。同時，公社還可以充分占有和利用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為公社內部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并且，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機制為俄國公社提供經濟發展手段，從而發展和完善俄國公社市場。總之，俄國公社是共產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與巴黎公社相比，它具有繼承性和發展性，但也是“自由人聯合體”的低級形態。

　　馬克思既論證了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的不自足性，又論述了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共同體的虛假性和依附其上的自由、平等和正義的不真實性，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把共同體永恒化和普遍化的真實意圖，就是要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是最合理的、也是普遍和永恒的、最適合人性的社會。可以說，馬克思共同體是自由人在理性的選擇之后，共同建構起來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不會對每個自治的人造成強制和傷害，共同體的運作是依靠每個人的贊同所產生的權威人來協調的。共同體成員有選擇留下或離去的自由，共同體尊重成員的差異，成員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幫助可以完善每個人自身。

　　三、構建和諧的社會共同體

　　一般情況下，現實的人總是生活在這樣或那樣的群體或共同體形式中。人類進入20世紀后，現代科學技術為更廣泛的人類共在共處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技術手段和便利條件，使人類共同體及其公共性在一個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存在和展開。不容置疑的是，曾主導近代以來西方歷史發展的四大歷史合力---工業化、市場經濟、科學技術和全球化，正在同一時期、同一歷史場景中共同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環顧今日中國，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基礎上構建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當下中國民眾的公共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但隨著交往實踐的深入，社會主體之間的矛盾逐漸深化，社會成員之間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機會不平等、利益保障不公正等公共領域的一系列問題加劇了社會的不和諧。那么，如何構建和諧共同體?

　　第一，秉持和諧理念。作為人類理想的和諧生活是人類久已有之的理想追求。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傅立葉的“和諧制度”、歐文的“共產主義公社”等，都貫穿著一個人類和諧的核心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了一個使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得以真正實現的自由人聯合體形式，“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P294).

　　和諧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維系國家、社會、個人共同生活的核心思想和價值觀主旨，從孔子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到康有為的“大同社會”,再到費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以及21世紀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和諧社會”的構建目標等，都說明和諧對人類共同體生存具有重要意義。和諧思維使主體間相互成全，使“利己”和“利他”在相互中成就人的共同生成。和諧是人與人交往的基本原則，使人的自我實現與他人和社會的發展內在一致。“以人為本”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維度。當人的存在以物的存在來表征，人與人的關系成為物與物的關系的代名詞時，精神生活的間隔將成為困擾人們物質追求的根本因素。因此，走出各種以物為本的文化心態，對于社會共同體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2004年以來，中共中央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努力塑造以國家為主導、凝聚和吸引社會多元力量共同參與社會建設和管理的新格局，這意味著我國的和諧共同體建設正日漸得到國家制度層面的呼應。并且在造就和諧中國的基礎上，進而倡導和諧世界的構建，使發展的中國走向世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關于“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當代回應。

　　第二，訴諸軟公共性。在現代人類共同體生活中，逐漸出現軟公共性與硬公共性日益相互作用的趨勢;而軟公共性作為人類共同體生活的基礎性，已日益凸顯。軟公共性是一種區別于政府和公共權力的硬公共性的另一種公共性類型，它主要指向社會及其共同體的存在，其中包括社會自治領域、行業自治領域以及公共機構內部的自組織管理等。

　　“軟”意味著人類共同生活由以往的激烈對抗和武力爭奪的生存方式，開始向以文化、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軟要素”“軟實力”“軟權力”的競爭，向以平等對話、協商合作基礎上共生共處的時代轉型。事實證明，從法、強權和武力中建構起來的硬公共性世界并不代表人類共同體生活的本質要求。例如，一國打著維護世界安全和全球秩序的旗號，以戰爭方式干預其他國家、民族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并不能掩蓋其侵占和掠奪的實質，且這樣的民主和文化價值觀也不可能給人類帶來和諧、穩定和美好的共同體生活。

　　硬公共性并不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公共性的全部內容。進入21世紀的世界狀況表明，依靠強權建立的人類共同體生活秩序以及在單方意志基礎上推行的硬公共性，正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與此同時，一種努力尋求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普世倫理等基礎上達成共識和共生的軟公共性實體和軟公共性行為，正在越來越顯示其巨大的力量，軟公共性正逐漸成為構建當代全球化條件下人類共同體生活秩序的基礎。加塞特說：“秩序并非一種以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壓力，而是一種從內部建立起來的平衡。”[8](P183)

　　當今全球化條件下的人類共同體生存面臨許多重大的公共性問題，如環境、資源、人口、衛生、移民等問題，一方面固然要借助政治的和公共權力的必要的硬公共性手段，但另一方面，建立在一種軟公共性理念和軟公共性機制基礎之上的各平等主體之間公開對話、共同參與、談判協商和共識合作等，對于全球性公共問題的解決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按照本性，人類原本應該生活在一個主要由軟公共性構成的自由和諧的公共空間和共同體世界中，但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必須具備一個客觀的歷史前提，那就是私有制的徹底消滅。因此，在現實的社會中，為了防止社會域共同體的軟公共性失效和來自于內部的利益競爭而導致共同體生活被消滅的可能，就必須引入國家和公共權力作為維系社會域共同體存續的必要條件和要素。和諧共同體的建構反映了我國當前的歷史境遇和理想訴求。當然，建設和諧社會，要求每個公民對公共生活的熱情融入和體驗，對公共生活的積極關懷和參與，意識到自己在我們這個社會既是權利的主體，也是責任和義務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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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馬俊峰。馬克思社會共同體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