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特征和 2016—2020年青島市10區市的面板數據，選取14個一級指標，36個二級指標構建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法對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數法和Kernel密度法對其空間差距和演進規律展開分析。結果表明，青島市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差異性，其空間差距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趨勢，各區市之間均存在不均衡的發展特征。在考察期內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到提升，并未出現極化現象。

　　[關鍵詞]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Dagum基尼系數;Kernel密度

　　一、引言

　　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表述，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能的攻關期”。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和統計體系。高質量發展為中國新階段的經濟轉型提供了明確的方向，也成為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新指引[1]。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國民經濟中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及除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第三產業共同構成實體經濟[2]。實體經濟的發展豐富了人類的物質生活，推動了人類社會進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離不開實體經濟的發展，未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隨著中國金融業和房地產行業熱潮的興起，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虛擬經濟正在擠占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一般存在三種關系：一是虛擬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二是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而自我循環;三是實體經濟“脫實向虛”，實業企業犧牲在虛擬資本逐利的過程中，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受到阻礙[3]。實體經濟若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型，并催生新興產業，帶動新業態與新模式。“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特別強調了實體經濟的重要性[4]。

　　為響應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山東省發展改革委牽頭起草《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的實施方案》，出臺關于加快省會、膠東、魯南三個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膠東經濟圈的定位是全國重要的航運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海洋生態文明示范區，世界先進水平的海洋科教核心區和現代海洋產業集聚區。青島市作為膠東經濟圈的牽頭城市，只有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產業創新協同共進才能加快促進膠東經濟圈一體化快速發展。在當前區位、城市以及產業之間的競爭愈發激烈的背景下，在青島市、鄭州市、濟南市對“北方第三城”稱號的爭奪中，青島市若想實現進位趕超，必須不斷發展城市工業，持續加碼實體經濟。因此，2019年3月，《青島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青島市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要求“對于一些長期性的體制機制問題，各區市、各部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提出相應措施逐步加以解決，構建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機制”。

　　那么對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如何界定?如何構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怎樣衡量青島市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現狀如何，是否存在地區差異，其在“十三五”期間的演進規律如何?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擬在梳理實體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構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分析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特征，以期對青島市未來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政策建議，加速青島市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二、實體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相關文獻綜述

　　學界對實體經濟的研究多集中在與虛擬經濟的對比分析上，并根據虛擬經濟引致泡沫經濟來體現實體經濟的重要性[5-6]。實體經濟的概念界定大多以區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為核心。兩者的區分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采用資產定價行為方式的差異來界定[7]，認為實體經濟是以成本和技術為支撐的價格體系;二是認為實體經濟是提供物質產品以及精神產品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并改善了人類的生存發展質量[8]。中國實體經濟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不斷壯大，經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曲折探索后逐步擁有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為中國實體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打開了大門，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實體經濟的發展進入加速騰飛階段[2]。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逐步提上日程。

　　當前學界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概念。普遍觀點認為高質量發展應與中國的“五大發展理念”相結合，在維持國民經濟活力的同時，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產生正的外部性效應[9-10]。有學者認為，高質量發展應以創新驅動為特色，以綠色發展為演進方向，最終實現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機會均等和成果共享[11-12];還有學者認為，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應體現在更加具體的領域，如城鎮體系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一體化、生態環境優化和區域的協調發展等，使人民群眾能夠通過主觀視角感受到、享受到高質量發展的成果[13-14]。

　　基于對高質量發展內涵理解的差異性，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也相應地具有不同側重點。許多學者融合新的發展理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地區差異、對中國各省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和分析[15-16]。也有學者基于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的理解進行指標體系的構建，通過構建高質量供給、高質量需求、發展效率、經濟運行和對外開放五個維度的指標體系，測算中國省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17];或者以經濟發展能力和經濟發展效益兩大維度為基礎，構建經濟結構、要素增長、收入能力和綠色發展能力等共27個二級指標的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對2007—2018年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情況展開分析[18]。此外，部分學者針對不同的行業，對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進行構建。如以農業生產質量、農業生態質量和農民生活質量為準則層，對四川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全面衡量[19];或者以經濟效益、產品質量、創新能力、智能程度、數字水平和綠色發展為一級指標，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分析[20];或者以經濟結構、經濟效益、技術創新和生態環境為一級指標，構建包含40個二級指標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對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進行理論分析[21]。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進行了多角度的闡述，并在不同視角下演化出各類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這對本文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然而，已有文獻的不足之處在于：有的對高質量發展內涵的界定過于狹隘，并未與中國當前的發展目標相結合;有的在高質量發展指標的設置上未能區別過程指標和結果指標，對高質量發展指標的選取不夠準確，具有一定的主觀性;鮮有文獻構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缺少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并展開分析的研究。本文針對上述不足，在深刻理解高質量發展內涵的基礎上，系統科學地構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法對青島市2016—2020年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探究其空間差距和演進規律，為促進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性建議。

　　三、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以及研究方法

　　(一)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構建

　　1.指標體系構建。實體經濟創造產品、服務和生產資料等，能夠滿足民生的基本需要，也滿足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需要，是人民生活和社會活動的重要保障。作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社會發展的支撐，實體經濟在整個經濟運行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決定著整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21]。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方式，也要滿足人民不斷改進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結構以及動力狀態[1]。當前許多學者建立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22-23]，但存在較多重復的指標。本文綜合考慮已有相關成果，并基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內涵，從實體經濟運行、創新驅動、協調共進、綠色發展、開放包容和成果共享六大維度入手，構建青島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

　　(1)實體經濟運行。良好的實體經濟運行狀態是提高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前提。從中國經濟整體來看，經濟增長速度已由中高速轉向中低速，并且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實體經濟的發展和轉型在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由“量”轉變為“質”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及結婚率和出生率的不斷下降，整個中國的人口紅利已逐漸消散，要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注重經濟社會中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體經濟的產業優化升級體現為：保障實體經濟絕對規模中低速增長，為整個經濟運行提供后盾;注重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勞動結構;加大對制造業企業的投資，提高要素資源配置的效率;為居民創造更多的精神產品和服務，優化居民消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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