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新時代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研究數字經濟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具有重要意義。數字經濟有效實現了“時間”對“空間”的“消滅”，使高質量發展不再局限于空間的限制。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者發展聯系的基礎上，以供給和需求兩個端口以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維度為基點，闡明數字經濟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
[關鍵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發展理念;數據資本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694(2021)06-0085-06
當前，世界正進入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術、新業態、新平臺蓬勃興起，深刻影響著全球科技創新、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社會發展。自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體量日益攀升，與國際社會的聯系也日益密切，極大地促進了數字經濟的起步與發展。近年來，我國積極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技術同實體經濟發展的深度融合。數字經濟“跨時空”的特點能夠有效地引入新的發展切入點，推動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能夠開拓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平臺。面對國際環境的復雜化和多變化以及國內經濟發展矛盾，數字經濟是我國破解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困境的較好手段。因此，數字經濟正在成為新時代我國大力培育的新經濟增長點和新引擎，通過促進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助力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區別于虛擬經濟的投機性和泡沫性，數字經濟具有科技性、服務性、高效性和高質性特征，其發展與實體經濟密不可分，從理論上探尋數字經濟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就很有必要。鑒于目前數字經濟影響力科學量化尚存在一定難度，本文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角度，分析數字經濟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以期更好發揮數字經濟作用，從而助推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文獻綜述
一些學者從高質量的內涵(效率、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出發，探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助推作用。針對高質量發展中公平與效率這一核心要義，有學者從社會的包容性增長角度出發，闡述這二者的平衡運動關系如何在數字經濟下得以推進。張勛等(2019)調研了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情況，立足于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運用包容性增長理論，指出數字金融的推行有助于低物質資本或低社會資本家庭的創業發展。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解決好民生問題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戚聿東等(2020)從社會分工理論和馬克思勞動理論、技術變革與勞動力需求理論和“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論三個層面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就業結構、就業質量的影響及其機理。此外，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助推作用體現在其極強的滲透性和融合性上，數字經濟幾乎作用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為此，有些學者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數字經濟如何與市場相結合創造更多的價值，從而提升生產力水平。二是數字經濟創造的價值該如何分配才能更好地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總體福利水平的提高。三是數字經濟與資本運行規律的結合是怎樣作用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例如：荊文君等(2019)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進行分析，首先明確了數字經濟對于生產發展的微觀機理，再進一步從宏觀上分析各種新興技術及新經濟形態的廣泛滲透如何為生產力進步提供新動力。數字經濟對于社會再生產環節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分配問題。王敏等(2020)運用稅收征管行為理論，研究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稅收征納主體的行為影響，并分析了如何在數字經濟發展下優化相關稅收征納行為以及實現社會再分配治理現代化。李曉華(2019)從新舊動能轉化機制切入，闡述了傳統產業如何通過數字經濟實現動能轉化并影響資本市場的運行模式，由此來分析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和發展機制。
綜上，現有研究成果分析較為細致，這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但是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全局性和系統性問題，需要多維度的分析，現有研究成果角度仍較為單一。因此，本文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首先分析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機理，然后站在新發展理念角度，從整體上探討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問題。
二、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機理分析
早在185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就指出了數字經濟產生的必要性：“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因此，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通訊運輸工具——對資本來說是極其必要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空間是承載社會關系的容器，而在其中運行的資本不可避免地要無限擴大其運作的空間市場，而通訊運輸工具可以大大縮短交易與運輸時間，從而更多地占領空間市場。恩格斯也認為人類也正在力圖把時間和空間的范疇從實際的肉體中獨立出來，旨在“用時間消滅空間”，從而可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即數字信息技術革命和數字經濟產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數字經濟的產生一方面讓傳統實體經濟不再局限于空間的限制，擴大了傳統實體經濟的交易群體，節約了交易時間，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大大促進了人們的精神交往，創造了大量的新的有效需求，而精神需求更注重“時間”的重要性，因此在數字技術與市場經濟的交融下，我們將在更高層面實現馬克思所說的“時間”對“空間”的湮滅。具體來說，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數字技術進步推動數字資本積累規模化
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總是在不斷進行資本積累，而資本原始積累的速度在數字時代變得更加迅速。通過網絡平臺提取的大量數據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要素。在數字經濟時代，從生產交易到衣食住行皆可數據化，數據已經成為創造和捕獲價值的新經濟資源，數據流通過數字分析轉變為對企業有價值的信息流，并決定了企業在數字產品生產過程中獲得的剩余價值。對于企業來講，數字技術進步促進數字資本和數據積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通過收集儲存大量的分散信息，對其進行整理分類和統計，使其有用化。二是數字技術重新賦予了無用信息新的價值，并使數字資本和數據積累簡易化。對消費者來說，數據化的消費行為集合通過高效的收集和處理，成為可以不斷流通和增殖的數據資本。在這個過程中，消費者也參與了價值創造的重要環節。數字經濟使得價值創造方式和體現形式與傳統經濟大為不同，消費者和企業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因此，生產者和消費者被無形地聯合起來，它們共同推動了數字資本的規模化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