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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轉型期間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轉換,必然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我國如何在穩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持續推進調結構和換動力,辯證處理好增長速度與結構調整的關系,需要用相應的方法論作為指導。穩增長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方法論,之所以能在我國當前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特殊指導作用,正是基于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把握。當前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任務艱巨,需要有經濟相對穩定增長的環境作為基礎。而以穩的思路統籌推進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動力轉換和質量提升,又需要根據我國所處的經濟周期、體制條件、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等,明確穩的價值觀,確定穩的原則及方法,構建一整套操作性強的宏觀調控工具體系,形成從理論到實踐相統一的穩增長認識和方法體系。
〔關鍵詞〕 穩增長;中國特色經濟理論;演進規律;經濟發展;經濟周期
作者: 盛毅
中國經濟經歷持續30多年的近兩位數增長后,一方面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已經得到最大程度發揮,再靠現有產業支撐經濟較快發展,動力已經不足;另一方面是中等收入階段任務基本完成,需要向高收入階段邁進,消費結構升級,需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去適應。基于以上原因,我國的經濟結構、增長動力需要進行大的調整,其過程必然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如何在穩增長的前提下,持續推進調結構和換動力,需要用相應的方法論作為指導。穩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方法論,將成為中國特色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它由認識基礎、價值導向、工具體系三部分組成。
一、穩增長遵循經濟周期演進規律
方法論是關于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學說,正確的方法論建立在對客觀事物的系統認識和全面把握上,利用這些認識觀察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運動。穩增長作為指導宏觀調控的總體要求和工作取向,之所以能在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特殊作用,正是基于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把握,是穩增長方法論的認識基礎。
經濟增長圍繞其潛在產出能力上下波動,是經濟系統運行的規律。導致經濟增速起伏的原因既有長期趨勢因素,又有短期波動因素。經濟周期理論認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將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經濟周期又分短、中、長三種:最短的基欽周期需要經歷3~5年時間;中等程度的庫茲涅茨周期需要經歷15~25年時間,或朱格拉周期經歷8年左右時間;最長的康氏周期超過45年時間。在短、中、長三類周期中起主導作用的影響因素,一般被認為是企業庫存變化、固定資產投資拉動和技術革命推動。相應地,經濟波動幅度也將主要由這些因素影響。但實際上影響現代經濟體系運行因素,已經大大超過已有經濟理論研究的范疇,影響因素更加復雜和多元化。首先,在任何時期,短、中、長周期始終在重疊運行,我們很難將三類周期的影響因素截然分開。譬如,庫存變動可能受短期的存貨供需不匹配的影響,也可能是進入了中期性質的產業技術改造周期,從而導致部分存貨無需求,還有可能是處于技術革命的重要階段,多數存貨已經被淘汰。后面兩種情況的出現,使我們依據庫存變動觀察周期性影響因素失效。其次,經濟制度和開放程度不同,其影響經濟運行的主要因素也會不同。競爭更充分的市場經濟體制與競爭不夠充分的市場經濟體制,英美的市場經濟體制與德日的市場經濟體制,私有制和完全開放的體制與公有制主導和正在開放的體制,影響經濟運行的因素及影響的方式,肯定不會相同。第三,現有政策措施在程度不同地發揮作用,其中既有抑制波動的因素,也有助長波動的因素,再加上宏觀政策措施的作用,始終存在一定的遲滯性。新出臺抑制波動的政策措施,與正在發揮作用的政策如何結合,也是宏觀調控的一大難題。
以上情況的存在,引發了針對經濟運行波動調控的不同認識:不少從事經濟周期理論研究的學者認為,逆周期調節、熨平經濟周期波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就是典型的反周期理論或者促進經濟平穩運行的理論。因為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羊群效應”、投資乘數等機制,在經濟繁榮時期,投資者往往會有投資和消費沖動,進而導致過度融資和生產能力的超前建設。一旦經濟開始收縮,又形成投資和消費的同時緊縮,并且會過度地放大不好的心理預期。對經濟運行中客觀存在的這種“助漲助跌”效應,是應當干預和能夠進行干預的,至少可以建立適當的逆周期機制削峰填谷,起到減緩波動的效果。實際上,只要我們能夠通過分析潛在增長率,來預測供求關系變化,在此基礎上采取適當的調控措施,是可以抑制經濟運行波動幅度的。因為增長是持續進行和由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動態過程,是可以進行調控的。我們能夠認清主導經濟運行的長期趨勢,厘清各種短期因素,做到尊重并引領它,及時采取宏觀調控措施避其可能沖擊經濟正常運行之害。消費者有平滑消費水平的偏好,企業需要更加穩定的預期來制定投資和生產計劃,這些都為政府出臺相關政策以熨平經濟周期波動提供了依據。熨平經濟周期、逆周期調節等觀點,就是根據以上理論邏輯展開的研究。并且認為由于信息的不完美,從而讓個體的理性抉擇合成為集體的不理性,最后引發經濟波動。而信息化社會和科學管理降低了信息不完美的情況,從而使得經濟周期被熨平。在上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出臺的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調控政策,歐元區實施的“長期再融資計劃”政策,就是減輕蕭條的逆周期調節政策。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危機,都較快擺脫了經濟的低位徘徊。我們必須承認經濟周期是一個客觀事實,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也是一個客觀事實。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政府的“逆周期調控”政策也未必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甚至可能因為錯誤的信號引導,扭曲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導致波動更劇烈。正因為消費者和企業決策時把宏觀政策納入影響范圍分析,增加了決策預期的不確定性,放棄“逆周期調控”應當是更好選擇。同時,宏觀政策作用有滯后性,譬如貨幣供給由于預期粘性及價格粘性的作用,政府易刺激總供給使之達到潛在總供給水平以上,進而導致接踵而來的通貨膨脹。“一放就熱”和“一管就死”,以及2008年為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導致的部分領域過度投資,可以說是典型例子。此外,還有一種觀點介于二者之間,如即使認為不要奢望“熨平”經濟周期的學者,也承認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時間內,可以“調整”經濟周期的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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