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稅制改革后，國家財政狀況逐年好轉，“兩個比重”不斷提高，財政收入占CDP的比重由1995年的10.7%上升至1999年的14.0%，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已達55.7%，并穩定在50%左右。2001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加快，企業經濟效益明顯改善。

　　稅收收入在連續幾年較高增長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較快增長，2001年全年完成稅收收入首次突破1.5萬億元，達到15172億元，比上年增長19.8%，增收2511億元。此外，2001年中國每個月的稅收收入均超過1000億元，國稅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財政狀況的改善為增值稅的轉型提供了可能。

　　生產型增值稅，由于對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不允許抵扣，使得產品成本中包含了這部分稅金，沒有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從而降低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對投資起到直接而強烈的限制作用，進而阻礙經濟的增長或防止經濟過熱。特別是對于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高科技產業和基礎產業，這種作用更加突出。

　　收入型增值稅，允許對固定資產所含稅金分期扣除，但從技術上說，計算復雜、征管難度大，因此采用收入型增值稅將付出額外的社會成本，即納稅成本和征稅成本的提高，從社會效率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只有極少數國家采用。

　　消費型增值稅，允許一次全部扣除固定資產所含稅金，相當于僅對全部消費品征稅，從而將產生刺激投資的作用，資本的形成將刺激經濟的增長。

　　3.不同類型的增值稅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同，現代國家在對外貿易中，都希望擴大出口，限制進口。因此，對本國產品的出口，為避免重復征稅，要實行出口退稅：在進口時，為保護本國生產商的利益，要征收進口增值稅。

　　二、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研究

　　(一)從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來分析：特定的經濟政策必須與特定的經濟運行狀況相適應，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經濟政策也應隨之進行調整。在這個背景下，1994年的稅制改革中選擇生產型增值稅是毫無疑問的。實踐證明，生產型增值稅發揮了預期的作用，在抑制非理性投資，治理經濟過熱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二)從加入WTO與對外貿易方面來分析：加入WTO使我國關稅壁壘嚴重弱化，加上非關稅壁壘的嚴格限制，使得這些傳統措施對外貿的保護作用日益減弱。面對加入WTO的經濟挑戰，國內增值稅政策必須進行改革，消除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對進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充分發揮消費型增值稅對進出口貿易的保護作用。

　　1.在出口環節：我國自1994年實行生產型增值稅以來，對出口退稅率進行了多次調整，現今，只有除機電產品等少數產品能享受全額退稅外，其余均不能得到完全退稅，這使得出口產品不能完全以不含稅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削弱了我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如果轉而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則可以對出口商品實現全額退稅，有利于出口商品不含稅出口，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增值稅轉型對外貿有強烈的促進作用，由此擴大外需將大大降低對擴大內需政策的壓力，配合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這將對我國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2.在進口環節：我國實行生產型增值稅，而眾多發達國家均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造成國內產品的稅負高于進口產品，從而使國內企業失去競爭力。

　　而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可以在保持原稅負的基礎上，擴大扣除范圍，提高稅率。對于國內產品而言，增值稅轉型不會增加稅負：而對于進口產品來說，無論實行生產型增值稅還是消費型增值稅，其計稅依據都是進口總值，實行消費型增值稅，計稅依據不變，稅率提高，稅負會增加。這就大大緩解因大幅度降低關稅稅率對國內產品的壓力。并且，這種改革完全屬于一國國內稅制的變動，是一種公平稅負的稅制改革，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又是多數征收增值稅國家通行的做法，完全可以被國際社會接受。

　　(三)從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基礎產業發展和推動企業技術進步方面來分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的發展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產業是支撐一國經濟運行的基礎部門，它決定著直接生產活動的發展水平。

　　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抵扣固定資產所含稅金，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行業承受較高的稅負。從實際情況看，高科技產業和基礎產業因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產品成本中固定資產投入的比重較大，按目前的生產型增值稅征稅，由于可抵扣的進項稅額少，使得這些企業所承受的稅負要高于一般企業。這樣的稅負結構不利于高科技行業及基礎產業的發展，不利于加速企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其結果將會加劇我國產業結構失衡。

　　三、增值稅轉型的可能性研究

　　任何改革舉措的出臺，既要分析其必要性，又要分析其可能性，即這項措施實施的條件在現實中是否具備。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這項改革是否能夠順利實施，主要取決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增值稅轉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是否可以接受?或者說增值稅轉型會不會對財政收入造成較大的沖擊?

　　1994年我國推行了生產型增值稅，這是與當時我國的財政狀況相適應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占CDP比重不斷下降，從1979年的31%下降到1993年的13%，同期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斷下滑，1993年僅為33.7%。中央財力有限，導致了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減弱，為此，1994年稅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兩個比重”，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而生產型增值稅與其他兩種類型的增值稅相比，具有抵扣額小，稅基寬的特點，能夠取得更多的財政收入，正是滿足該目標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