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2009-2019年31個省份面板數據的研究表明，我國中職教育生均經費平均水平雖在不斷提高，但省際差異依然不斷擴大，且東中西部地區內部差異更大。Shapley值分解顯示，在校生規模、產業結構、地方財政能力、經濟發展水平是造成省際差異的重要因素，而后兩個因素對省際差異的貢獻率有所下降，在校生規模、地方政府對中職教育的努力程度和傾斜度對省際差異的貢獻率上升。為此，可從構建合理的政府分擔機制、出臺國家最低生均撥款標準、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力度以及調整中職在校生規模以滿足產業結構需求等方面實現中職教育資源配置的均衡化。

　　關鍵詞 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省際差異;Shapley值分解

　　一、引言

　　中等職業教育為國家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在服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促進高質量更充分就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充足的經費投入是其改善辦學條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2015年，財政部等三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建立完善中等職業學校生均撥款制度的指導意見》(財教[2015]448號)明確提出“到2016年底，各地應當建立完善中職學校生均撥款制度”[1]的目標要求。國家不斷加大對職業教育的財政支持，2019年全國中職學校生均預算內事業費達到15380.52元，與2009年的4262.52元相比，增長260.83%。但與此同時，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呈現出非均衡化增長態勢，導致中職教育經費投入面臨公平危機。2019年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職教育生均公用經費為1528.43元，僅為同期北京市的6.56%;云南省羅平縣中職教育生均預算公用經費僅為34.10元，不足上海市的0.5%①。在教育公平發展背景下，深入分析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省際差異、影響因素及其作用強度，并基于此提出縮小中職教育經費投入省際差異的政策建議，對于實現教育公平、提升職業教育全社會服務能力意義重大。

　　二、文獻綜述

　　綜合已有文獻，關于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差異問題的研究內容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關于中職教育經費差異的研究，李祥云發現2002-2011年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投入省際差異呈現倒“U”形，其差異變化主要是由集中效應引起，且東部內部差異最大[2]。古翠鳳等人研究發現，2008-2012年西部地區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投入差距不斷縮小，但東西部地區的差距依然存在[3]。沈有祿發現，2007-2016年各類生均經費基本都陷入“中部塌陷”的困境，京津滬遠高于其他地區[4]。Man Kong提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且缺乏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其中職教育經費投入相對較少，導致中部陷入了工業經濟發展緩慢的惡性循環，造成地區發展更加不均衡，社會公平問題更加嚴重[5]。

　　二是關于中職教育經費差異影響因素的研究。冉云芳[6]、張文靜[7]、鄔美紅[8]等人基于面板數據探討地方財政能力、產業結構以及中職學生數、中職專任教師數等與中職教育生均預算內經費間的關系。李欣旖[9]、蔡文伯[10]等人分析了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差異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除此之外，王奔[11]還通過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發現人均GDP、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等經濟因素對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影響最為顯著。

　　綜上所述，已有相關研究從不同角度證實了中職教育生均經費省際差異的存在，并對影響中職教育生均經費省際差異的部分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這為進一步考察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省際差異的變化趨勢和分析各影響因素對生均經費省際差異的貢獻程度提供了條件。本文基于中國2009-2019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中職教育生均經費省際差異變化趨勢及發展現狀，并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探討各影響因素與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之間的關系，利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研究各因素對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省際差異的影響程度，進而為縮小中職教育經費投入省際差距和實現教育公平提供政策建議。

　　三、變量、數據與研究方法

　　(一)變量選取

　　生均教育事業費能夠反映一個地區單位學生所獲得的教育資源，是衡量教育經費投入的重要指標[12]。因此，本研究選取各省中職教育生均預算教育事業費(以下簡稱“生均教育事業費”)(EXP)作為因變量，借鑒中職教育生均經費支出地區差異的實證研究文獻，選取了以下自變量：

　　第一，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資最終來源于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經濟發展水平的規模和速度，決定著該地區的生產總值和人均GDP。人均GDP越多，可能用于教育經費投入就會越多;反之則越少[13]。造成中職教育經費投入省際差異的原因往往是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14]。本研究選取人均GDP作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PGDP)的關鍵指標。

　　第二，政府財政能力和政府投入意愿。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縣為主”的中職教育財政投入體制，地方財政能力、地方政府對中職教育的努力程度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會造成我國中職教育財政投入地區的不均衡性[15]。本研究選取人均財政收入作為衡量地方財政能力(LFC)的指標。借鑒張紫薇等以地方對教育的努力程度和政府對普通高校教育經費傾斜度作為政府投入意愿的代理變量[16]，研究以公共財政教育支出占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地方政府對教育的努力程度(GEI)，以高中階段教育中中職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所占比重來衡量政府對中職教育的傾斜度(TSV)。

　　第三，中職教育規模。教育經費投入主要用于培養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教育的對象和產出成果是人，因此在對教育投資時最先考慮的應該是教育需求人口的數量。當教育需求人數增多時，地方政府應當加大教育經費投入以滿足需求。因此，本研究選取中職學校在校生數來衡量中職教育規模(STU)。

　　第四，產業結構。地區經濟產業結構的不同對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和依賴是不同的，而勞動力的需求結構會影響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大小，從而影響政府、居民對教育的投資意愿。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出臺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提出“根據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趨勢，逐步提高面向服務業的職業教育比重”[17]，現代服務業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選取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作為產業結構(TIS)。

　　推薦閱讀：探析中職教育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