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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所引發學術界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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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農業經濟類論文發表了“民工荒”所引發學術界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問題,論文介紹了出現“劉易斯拐點”的兩個主要標志,我國確已進入這一拐點,這對我國經濟發展既是挑戰,更是機遇,不僅意味著我國已從“第一次人口紅利”階段向“第二次人口紅利”階段轉型升級,同時也由此為我們帶來諸多重要的結論和啟示。

農業經濟類論文

  關鍵詞:農業經濟類論文,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市場,產業轉型升級

  21世紀以來“民工潮”的退卻和“民工荒”的頻現,預示了我國經濟發展“劉易斯第一拐點”與國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到來。在我國已步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和國民經濟從高速向中高速增長戰略轉軌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經濟社會發展即將迎來嶄新局面的形勢下,在農村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入“有限剩余”階段,將相關材料整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的歷史分析,對推動各項工作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21世紀以來兩次“民工荒”概況

  21世紀以來,以往人流洶涌的“民工潮”逐步退卻,特別是2004和2010年兩次“民工荒”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詳細分析這兩次“民工荒”的背景和特點,對全面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尋求正確有效的應對措施有著重要作用。

  (一)2004年的“民工荒”

  2004年春,我國粵、閩、浙等沿海發達地區相繼出現“民工荒”,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從發生地域看,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其中尤以珠三角為甚,缺工率約為10%,缺口近200萬人。

  (2)從行業領域看,主要產生在低端的服裝制鞋、玩具生產、塑料制品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

  (3)從工種情況看,主要是熟練工、技術工等的短缺,新手、初級工的招工缺口不大。

  (4)從企業類型看,主要發生在管理苛刻、保障低下的部分中小私營企業和臺資企業中。

  (5)從收入情況看,缺工程度與收入高低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總體來看,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上的用工基本可得到保障;月收入700~1 000元的用工可部分得到保障,而熟練工、技術工則比較難招;月收入在700元以下的用工則普遍困難。

  (6)從性別結構看,女工短缺遠遠超過男工,有的企業對女工和男工需求比竟高達10∶1,從而使“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演變成為“女民工荒”。

  總體來說,這次“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下半年以后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出現較為強勁的增長勢頭,從而使東南沿海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增大并進而產生用工短缺。但從這一過程中也不難看出,各種社會保障和權益保護制度的缺失滯后,以及我國經濟長期以來的低成本、外向型增長模式,是上述“民工荒”產生的重要原因和深層原因。

  (二)2010年的“民工荒”

  “民工荒”一詞,曾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隨著經濟逐步回暖,自2009年8月起新的“民工荒”卷土重來。相比于前次,這次“民工荒”不只是“技工荒”,還是“普工荒”;不只是“節后荒”,還發展為“全年荒”;不僅是沿海發達地區的“局部荒”,還成為包括勞動力輸出地在內的“全國荒”。詳盡分析這次“民工荒”,可以發現一些重要變化。

  (1)從地域來看,缺工范圍有所擴大。除珠三角、長三角這些熱點地區外,渝、鄂、贛、皖等傳統勞務輸出地區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用工荒。如武漢勞動就業部門就預計該市2010年春季缺工達7~8萬人[5]。

  (2)從工種來看,普通用工也出現嚴重短缺。雖然也存在熟練工、技術工的短缺,但這次“民工荒”是以普通用工短缺為主。如廣東當時普通用工缺口占總缺口的68%。

  (3)從性別結構看,本次“民工荒”中女工、男工都短缺,因此很多招聘企業都表示不分男女一律招聘。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1.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迅速下滑,農村勞動力從無限供給真正轉向有限剩余。勞動力供給的基礎是勞動年齡人口,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減與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密切相關。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延續,我國早已進入低生育階段,2000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明顯趨緩,2012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6]。就此,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了有限剩余。隨著世界經濟企穩和中國經濟趨暖,無論沿海還是內地紛紛出現“招工難”,這種因人口增長和勞動力供給的整體格局發生轉變而導致的“民工荒”,與2004年在局部地區因供需錯位等因素導致的“民工荒”有較大差別。

  2.“孔雀東南飛”的“引力”與廣大內陸地區對本地勞動力向外的“推力”雙雙減弱。能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內陸地區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主要驅動因素。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步入中后期,這些年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資本、原材料、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從而產品的成本上升、利潤減少。這說明,這一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十分緊迫,從而自然會大量減少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力,增加能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

  3.農民工的權益和就業保障意識進一步增強。農民工工作時間長、待遇低,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因此“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權益荒”和“制度荒”,是農民工對城市“新二元社會結構”的無聲反抗。2004年“民工荒”時,一些原來在“珠三角”就業的農民工流向保障條件相對較好的“長三角”,可以說是農民工在“用腳投票”。雖然此后政府出臺了一些保障性的法律法規,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種種境遇,使更多的農民工變得理性,更加關注安全保障、工作尊嚴、職業前景等。因此,當2010年后隨著經濟回暖,即使很多沿海企業開出誘人的工資,但如果相關條件和保障不到位,還是不太容易招到以往那種“忠誠”的農民工了。此外不少有了些資本積累的農民工,更愿意回鄉投資創業。

  4.代際傳承使農民工勞動力的廉價時代已趨結束。由于老一代農民工逐步淡出歷史舞臺,以“80、90后”為主的新生代農民工日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相比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時代背景和成長環境不同,其價值理念等有了諸多顯著的變化,如更注重人格尊嚴、看重社會保障、呼喚合法權益、追求社會地位、渴望自我實現等。新生代農民工也或多或少地喪失了老一代農民工吃苦耐勞、忍耐克己的精神。

  二、“劉易斯拐點”理論的改進和兩次“民工荒”的實質

  隨著21世紀以來兩次“民工荒”的出現和其后進一步的發展,關于其實質——中國經濟發展“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7-8]。事實上,對劉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這類分歧的主要原因。

  1954年,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發表了《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一著名文獻,開創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是二元性的,即勞動生產率在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間具有不對稱性。這樣,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會不斷地轉移到現代部門,并且這種轉移將持續進行到現代部門把傳統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直到最終產生出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時為止。按這一模型的假設,“劉易斯拐點”就是從勞動力剩余的二元經濟走向成熟的一體化經濟的分界點。持否定意見的觀點,多是從這一模型出發,認為我國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依然龐大,城鎮又面臨著新增勞動力供給的壓力和失業問題,因此“民工荒”只是一個假象,中國并沒有出現“劉易斯拐點”。

  根據上述改進拓展后的模型,出現“劉易斯拐點”主要有兩個標志: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下降,二是農業工資水平顯著上升。近年來的經驗數據充分表明,我國確已進入“劉易斯第一拐點”。

  1.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帶來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一次大規模流動,開啟了“民工潮”的序幕。根據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從1992-2012年我國農業就業數量由3.91億下降到2.58億人,就業比重由58.5%下降到33.6%,農民工的出現和持續轉移,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幅減少。農業部的數據顯示,僅1995-2007年,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就從5 066萬人增加到12 609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比例從10.3%上升到26.5%。據研究,在我國農業勞動力總人口中,40歲以上的勞動力占了近53%,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遠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多[9]。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也顯示,雖然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從2008年的14 041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16 336萬人,但其增速已明顯變緩。

  2.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使勞動力的供給越來越難以滿足需求。1978年以來,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也經歷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劇變化。自從1992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降到2.0后,便一直處于替代水平之下。2010年聯合國發布的《世界生育率模式》,就將中國列入總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自然會使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迅速放緩。如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從2004到2011年,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據聯合國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達到71.9%這一峰值后,會開始不斷下降,到2030年時將下降到67.2%。從絕對量看,在2015年前后達到9.98億這一峰值后,也開始會不斷下降,到2030年時將下降為9.83億[10]。而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在2012年時第一次出現下降,比2011年的94 072萬人減少了345萬人[11],這一變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日趨緊張。

  3.農業工資和農民工工資都在不斷上漲,導致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的成本不斷提高。眾所周知,在二元經濟中如果農業部門擁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因為勞動力的供給彈性非常大,所以勞動力的轉移對既有工資水平不會產生影響。但如果剩余勞動力因持續轉移而不斷減少,則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將會下降,從而對現行工資形成上漲壓力。因此,觀察工資變化是判斷“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直接依據。從農業工資水平來看,農業長期雇工的日均工資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約為15元左右,20世紀90年代后約為22元左右,從2005年開始則迅速上升,到2007年時為31元。農業工資大幅上漲的這兩個時段,正好與20世紀90年代初的“民工潮”和2004年以來的“民工荒”勞動力的大幅需求相契合[12]。

  4.工資差距縮小和收入分配改善。在“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情況下,隨著勞動力市場由分割逐漸趨向統一,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間、不同行業間、不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同時,隨著勞動力資源變得日漸稀缺,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將不斷提高。而所有這些,都將會使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改善。

  這些年來我國相關領域的現實情況,恰恰印證了這一點。自2003年以來,不僅農業工資和農民工工資都在顯著提高,而且農民工和城市職工間的工資差異也在逐漸縮小,其基尼系數已由2001年的0.37下降為2010年的0.33。而且在這其中,農民工內部不同技能人員工資的基尼系數也由2001年的0.396降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同時,區域因素對工資差距的影響,也由2001年的56%降為2010年的51%[14]。正是在此基礎上,有學者認為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快轉移干凈,所以勞動力收入所占份額將會繼續上升,今后討論的問題將是勞動力工資增長過快的問題[15]。此外,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首次跑贏GDP,并連續領超3年;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也跑贏了GDP。事實上,2010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主要是由于城鎮、農村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時縮小所帶來的[16]。

  三、結論與啟示

  1.成功跨越前后兩個“劉易斯拐點”,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經階段。發展中國家在通向現代化的征程中,必須通過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將大量剩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等現代部門。如前所述,當越過“劉易斯第一拐點”后,勞動力市場的重大變化將隨之引起資源稟賦比較優勢、資源配置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等的轉換升級。當越過“劉易斯第二拐點”后,規范有序統一的市場體系才能形成,國民經濟的運行也才能更為高效平穩成熟。正因如此,成功跨越這兩個拐點是任何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備條件。

  2.“民工荒”的出現和“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到來,對我國經濟發展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新世紀以來“民工荒”的出現和“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到來,一方面提醒我國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因為,工資水平的上漲意味著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將會降低,如果不能有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在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中都將處于劣勢,從而將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越來越處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既意味著我國勞動力價格上升將會推動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創新和使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也預示著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改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將會顯著提高,從而有利于拉動消費,實現國民經濟良性發展。正因如此,我國應切實利用這一機遇,努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積極營造有利條件。

  3.越過“劉易斯第一拐點”,意味著我國已從“第一次人口紅利”階段向“第二次人口紅利”階段轉型升級。如果把凡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統稱為人口紅利,那“第一次人口紅利”階段主要指適齡勞動人口比重高、數量大、供給足的階段,而“第二次人口紅利”階段則主要指在適齡勞動人口的比重、數量和供給下降后,仍可挖掘釋放出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也就是說,越過“劉易斯第一拐點”后,我國人口紅利已經從數量型紅利階段轉型升級為質量型紅利階段,需要用人口質量的提升來彌補替代人口數量的減少。

  4.“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主要是由我國勞動力供需結構不對稱造成的。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一個頗引人關注的悖論現象,是“民工荒”與“就業難”同時存在。從經濟學角度看,失業并非由勞動力數量過多引起,而是由經濟社會與勞動力各自發展的結構不平衡造成的。從前文也不難看出,21世紀以來的兩次“民工荒”其實并非因為勞動力絕對量不足,而是由勞動力供需雙方多方面的錯位和失衡造成。因此,這就需要一方面全面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升級,實現經濟結構與勞動力結構的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 蔡昉.勞動力總供給相對不足導致民工荒[N].南方周末,2006-08-17(04).

  [2] 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J].勞動保障通訊,2004(11):37-38.

  [3] 張麗賓.“民工荒”:揭示出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J].中國勞動,2004(11):24-28.

  [4] 簡新華,張建偉.從“民工潮”到“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49-55.

  [5] 王美艷,蔡昉.戶籍制度改革的歷程與展望[J].廣東社會科學,2008(6):19-26.

  [6]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人民日報,2013-02-23(05).

  [7] 蔡昉.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J].中國社會科學,2007(3):4-12.

  [8] 郭金興,王慶芳.中國經濟劉易斯轉折的悖論、爭議與共識[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3):77-90.

  推薦閱讀:《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公報》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農業部主管,辦公廳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政府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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