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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技術革命 可持續性標準 可持續發展目標 中國 全球治理
2016年以來,盡管世界遭遇了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民粹主義回潮、大國戰略競爭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事件,但全球技術革命的步伐并未放緩。只是在維持動力的同時,全球技術革命的潛在風險也逐步顯露出來。從各國政府到企業再到民間社會的一個共同關切是如何恰當地利用這些技術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良好的技術治理、政策和規范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顯然,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技術和商業模式并不能輕易融入傳統的基于市場的監管框架。當代技術革命的快速演進往往會跨越行業與政治的邊界,在傳播和分享信息的同時釋放出巨大的網絡效應。在此背景下,傳統部門分割的監管模式已很難奏效,需要一種更快、更敏捷的治理方法,以便能夠有效響應和適應這些技術正在改變的商業模式和社會互動結構。這種治理方法涉及多元利益攸關方、自我監督、非約束性標準和認證、非盈利指導等,將遠遠超越政府監管的范疇。 考慮到當前技術的去中心化效應和管理上的跨部門聯動性質,其治理方法也應符合相應的邏輯,將技術革命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乃至文化影響納入統一框架進行考量。因此,致力于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可持續性標準(Sustainability Standards)的運用便成為最具潛力的全球技術治理方法之一。
一、可持續性標準的界定
在全球技術革命不斷演進的大背景下,標準問題逐漸成為國家間經濟與科技競爭的焦點,其不僅可以用來衡量各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水平,而且也日益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縮影。積極推動本國技術標準成為國際通行準則,已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產業升級,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力、占有率和話語權的關鍵手段。目前,國際標準競爭的主導權仍掌握在美歐等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三大國際標準機構——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均由西方國家發起,而且經過一百多年發展,其管理體制已趨于穩定。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已形成有關標準的高度共識,如應以增進社會效益、實現最佳秩序為目標,經協商一致達成并得到權威機構的認可或批準,能為相關產品或服務提供統一技術規范要求或解決方案等。但也應看到,標準的內涵仍在持續發展和不斷豐富之中。隨著聯合國2030年議程進入落實階段,可持續發展正成為全球發展治理、全球技術治理等領域的焦點議題,由此而出現的可持續性標準界定與標準的發展,可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帶來新的機遇。
(一)可持續性標準的類別及制度溯源
盡管“可持續發展”理念 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如何界定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卻因各國國情、各行業實踐等的重大差異而難以形成共識。例如,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26000的界定,可持續性標準指那些將世界可持續性納入其標題或范疇和/或用于應對與可持續性相關的問題的標準,例如責任、環境、社會、治理、安全、公共衛生等。 作為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聯合機構,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并沒有直接界定可持續性標準的概念,而是認為可持續性標準模塊提供了關于環境保護、工人和勞工權利、經濟發展、質量和食品安全以及商業道德標準的全面、經核實和透明的信息。從其內容看,超過300項涉及上述領域的標準均被視作可持續性標準。 與一般意義上的標準相比,可持續性標準在內容上有明顯的側重點。這些標準通常旨在應對由經濟活動派生出來的社會、環境及其他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
第一,迄今為止,盡管可持續發展已經被明確認定為一項極其寬泛且涉及全球各國社會生活層面的概念,但并不意味著世界經濟活動中每一項標準的設定都與可持續發展相關。例如,只有當效能標準旨在降低或減少技術類產品使用過程中對環境或社會造成有害影響時,才能稱之為可持續性標準。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車或電器設備的能源消耗。又如,僅用于確定一個螺絲尺寸的質量標準顯然算不上可持續性標準。但是,又有許多其他質量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持續性標準的特征,如設定食品或其他日用品中殺蟲劑及其他化學品殘留量上限的安全標準。這樣的標準可以讓產品避免包含可追溯的有毒物質,從而在消費與生產階段保障人類健康及環境安全。
第二,可持續性標準還著眼于回應更寬泛且并不直接影響最終產品性質的環境、社會及其他可持續發展問題,如無法在產品中追溯的地方污染、產品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人工資和相關社會權利、財務透明度和良好企業治理等。這解釋了為何某些由企業或市場主導制定的商業管理標準有時也被視為可持續性標準。通常而言,可持續性標準中的效能標準或質量安全標準主要關注最終產品的社會與環境影響,而商業管理標準則是生產過程導向的,用于評判產品的生產過程是否出自良好的社會與環境實踐(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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