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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基于文化間傳播的理論來考察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表現和策略,闡釋了文化間傳播的含義,分析了中國文化的文化間傳播現狀,最后提出中國文化的文化間傳播的提升策略。
【關鍵詞】中國文化;文化間傳播;媒介;有效傳播
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關系出現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的態勢,國際輿論環境復雜多變,我國正面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重要發展期,需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1]。講好中國故事不僅“需要中國媒體多向外部傳播消息”[2],還需要創新發展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路徑。
當前學界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構建、傳播策略優化、傳播途徑轉換等方面,這些研究較注重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等宏觀層面,由于當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理論中有一個尊重受眾的理念,即在文化傳播過程中要考慮文化與受眾的關系,因此,文化間傳播理論逐漸進入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研究的視野,該理論重視解決跨文化交際中的有效人際溝通問題,這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思路。
一、文化間傳播的內涵
文化間傳播主要是在群體傳播視域下來關注文化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側重于來自不同國家文化的人們之間的傳播活動,其研究對象是文化與人際互動的關系[3],主要研究目的是減少跨文化交際中的誤解,尋找有效傳播的決策。
從概念范疇上看,文化間傳播是個廣義的范疇,內容上包含了跨文化傳播,文化間傳播主要是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文化信息交換,該類型的信息交換可以發生在各個層面,如不同社會群體的成員之間、不同組織之間、不同國家之間等。
從研究結果看,文化間傳播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會影響傳播的有效性。一是文化交際活動中的“不確定性”,具體指在人際或群際溝通中,由文化差異導致交往雙方無法預測或解釋別人的態度或行為。二是焦慮,是指因為交際雙方感到緊張、擔心或憂慮而影響有效傳播的效果。[4]這兩個因素不僅影響文化間的傳播效果,還影響著交際雙方對文化間傳播有效性的感知,進而影響交際雙方下一步的決策。
目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還存在著傳播效率低、國外受眾理解度不高的問題,因此,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文化的文化間傳播的表現,并采取一定的改進策略來降低不確定性和焦慮的負面效應,進而提高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效果。
二、中國文化的文化間傳播現狀
中國文化的文化間傳播主要發生在大眾傳媒、社交媒體、漢語國際教育、對外經濟文化活動等層面,主要的參與群體有來華旅居者和留學、工作人員,以及中國在外國的旅居者、留學生、國外的漢語學習者、海外僑胞等。不同文化的接觸渠道會形成不同的傳播群體特點和文化間傳播特征,進而對群體成員接觸不同文化時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和焦慮帶來一定的影響。
(一)大眾媒介中的文化間傳播
眾所周知,國外媒體上現在充斥著各種誤讀、誤解甚至污名化中國的現象,使得不明真相的外國大眾不斷產生種種文化焦慮,影響了中國文化與國外受眾的互動效應。大眾媒介雖然是生產文化焦慮的一個渠道,但也是減少文化間不確定性信息傳播的渠道,是縮短人際距離的工具。[5]中國對外傳播的大眾媒介包括兩種主要途徑:一種是用中文表達的中國對外媒介,一種是用外文表達的中國對外媒介。
中文的對外傳播媒介有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等;外文形式的中國對外媒介主要有《中國日報》(外文版)系列、中央電視臺西語法語等系列頻道、新華社英語客戶端等。一般來說,電視廣播媒介較能模擬人際傳播,較適合對中國文化了解程度較淺的用戶進行內容生產和傳播,例如近些年的紀錄片《故宮》《曲苑雜壇》等節目在國外反響較好;報紙則擅長深度內容的生產,可以與受眾進行深層次的溝通和交流,適合漢語閱讀水平較高的國外用戶,隨著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這些對外的報紙已經由最初的主要面向海外華人和港澳臺同胞到現在的面向世界受眾,是比較有效的對外傳播平臺。然而,這些對外媒介尚存在“自說自話”或“以我為主”的視角講中國故事的問題,在表達文化差異和文化共性方面還缺少合適的敘事方式,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例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分別以“漢語”“孔子學院”“中國文化”為主題來檢索近二十年的新聞,可以發現其新聞體裁主要是消息和通訊,真實性和時效性較強,但體裁形式較少,敘事的視角略顯單一,敘事形式與國外受眾需求之間有差距,不利于形成互動性的用戶與媒介關系。
大眾傳媒還包括電影、電視劇等形式,在世界各國文化、經濟走向深度形勢下,影視作品的對外交流除了以往的經典影視作品的譯出和引進,還有中外合拍電影、電視劇,例如電影《長城》等。在早期合拍過程中總有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時化解沖突、增進理解成為合作基礎,在理解和互動中共同構建被中外大眾所接受的異域文化,最終達到外國受眾的文化認同。
(二)社交媒體中的文化間傳播
國內主要的社交媒體除了傳統的兩微一端,短視頻、社交電商、互動式網絡小說和網絡游戲也成為新的社交媒體,尤其是網絡小說和網絡游戲的流行,促使用戶在游戲或閱讀過程中因為劇情發展的需要而主動去了解、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無形中降低了其對外來文化的對抗意識,形成較好的文化輸出效果。
社交媒體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單向度信息傳受關系,構建了互動式的群體關系,而且對用戶的認知和交往行為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因此需要揚長避短、合理開發社交媒體中的文化間傳播。例如被外國網友稱為“東方的生活家”的李子柒,外國人通過李子柒視頻看到了中國真實田園生活狀態,對中國的環保有了新的認識,還有人向往中國的旅游和美食。在這樣的文化互動下,文化差異帶來的不確定性大大減少。
社交媒體中的文化間傳播對個人認知影響的另一個表現是它能促進青年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融合[6],例如許多來華留學生及其他來華工作人員通過使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了解和積累了多元的、開放的中國文化,在文化互動中逐漸產生新的自我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另外,使用社交媒體的范圍越廣,其獲得的社會文化和社會資本就越多[7],進而更能適應中國的社會環境,他們的跨文化適應效果也能通過社交媒體再影響國外用戶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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