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犯罪條例中販毒的新管理條例有哪些呢?應該如何來管理應用這些條例呢?本文是一篇法學管理論文。我們也知道現在法學的新應用制度有很明確的管理，由于在販賣毒品罪中沒有受害人，所以在認定販賣毒品罪成立的證據中便沒有受害人陳述這一證據形式。其余證據形式因案件的不同情況而存在著，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證明著案件事實。販賣毒品罪中最常見的證據種類是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購買毒品人員的辨認筆錄以及在抓獲犯罪嫌疑人或者搜查犯罪嫌疑人住處時搜到的物證及書證等。
摘 要：隨著經濟發展，涉毒案件逐漸增多，尤以販賣毒品為甚，并且販毒的形式發生了改變，在實踐中以零星販售為主。由于毒品犯罪具有行為實施的隱蔽性，一般犯罪沒有受害人等特點，使得證據的收集及之后的證據審查變得相對困難。在法庭審理中，就會出現對于在“控制下交付”時繳獲的毒品是既遂還是未遂以及販賣毒品的數量上產生爭議，同時也是辯護律師進行辯護的重點。在法院的裁判規則中，先分析了在通常情況下毒品犯罪的裁判規則，進而分析了毒品犯罪中的毒品再犯問題，關于毒品再犯如何認定，以及是否適用緩刑、假釋等制度。本文在不同部分會通過對不同案例的具體分析來說明販賣毒品罪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現狀。
關鍵詞：販賣毒品罪,司法管理,法學管理論文
現階段，我國毒品犯罪形式異常嚴峻，毒品犯罪正在向全國擴散，犯罪數量亦持續高漲。在該犯罪的實施者中，農民和無業人員居多，并且，毒品犯罪的方式和手段隱蔽性較強， 在司法實踐中，破獲販毒案件并把販毒分子送上法庭接受審判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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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中的販毒形式
近年來，我國對販賣毒品罪打擊力度加大，販毒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以往的大宗販賣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采用“短”、“頻”、“快”來進行零星販毒。所謂零星販毒，又稱零包販毒，是指販毒分子將毒品以較少的數量分散包裝，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進行販賣 。這種零星販賣的方式又有多種手段，比如將毒品少量買入后又轉手賣出，從中牟利的;以毒品為流通工具換得其他商品貨物的;以毒品支付其他費用的;居間行為人介紹毒販，從中牟利等等，總之，實踐中最常見的是少量毒品的多次交易，來進一步增強了交易的“安全性”。
零販者不僅使得一些大宗毒品有分流、擴散和銷售的機會，且為大宗毒販擴展了銷售毒品市場，是連接毒品大宗走私販運和吸毒人員的橋梁。
二、販賣毒品罪的證據判定
(1)證據種類
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對販賣毒品罪的嫌疑人往往是在其進行交易或者準備進行交易的時候抓獲的，同時也可當場繳獲一定量的毒品以及相應毒資，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大多是采取零星販賣的形式，所繳獲的毒品數量極少。證人證言是公安機關對于購買毒品的吸毒人員、現場目擊證人以及其他知情人員等的詢問所 得到的，由于我國對吸毒人員是要進行行政處罰的，所以獲得吸毒人員的證詞也不是件易事，但其證言對于認定販賣毒品的犯罪嫌疑人的販毒次數、數量以及其他行為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是庭審過程中法官認定事實的標準，由于存在“坦白從寬”的司法原則，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機關的訊問過程中也會交代其犯罪情況。
(2)關于證據的審查判斷
在毒品案件中，事實和證據對案件的審查和處理十分關鍵，這就是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兩個基本” 。根據證據認定被告人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被告人主觀方面存在故意，還要認定被告人對毒品的販賣數量。
認定被告人實施了販賣毒品行為，通過買毒人員的證人證言和辨認筆錄、被抓獲時所持的毒品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來認定的。對于販毒數量，可根據抓獲時繳獲的毒品以及被告人和證人一致認可的數量來判定。例如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關于古某某販賣毒品一案中，法院認定古某某成立販賣毒品罪的主要證據就是公安機關抓獲時交貨的毒品以及古某某的供述來認定的。對于販毒的數量，也是根據被告人古某某與證人蘇某的證言來認定的。但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毒品易相對人的陳述詳細而且真實，前后的供述相一致，又可以與其他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的，認定犯罪行為的存在。這類證人證言，要求直接證據最好，而不是轉述的事實或從其他地方聽到的事實。而且共同吸食毒品人，能指認出犯罪嫌疑人的亦可，這類證人的證言具有相當的證明力，與毒品交易人的證言結合起來，可以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絕供述，但如果有多名購毒人員的供述一致，都能指認從某處購買毒品的事實，交待了購買毒品的時間、地點、情節與過程的，而且非法證據也被排除的，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可以被認定。
三、法庭爭議焦點
(1)“控制下交付”中繳獲毒品的既遂與未遂爭議
毒品案件在審理過程中的既遂與未遂問題一直是控辯雙方所爭議的，控方達到懲罰犯罪的效果，對于控制下交付的毒品以既遂來計算，而辯方則認為控制下交付并沒有實現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應該以犯罪未遂來論。在云南發生的一個案件在既遂與未遂的認定上的不同就讓被告人的命運發生巨大轉變。
在這一案件的審理中，對于控制下交付的毒品，控方以既遂論，辯方則認為應以未遂論。王某在郵寄毒品時已被云南海關查獲，云南警方完全可以在王某著手實施犯罪時將其抓獲歸案，由于云南警方為了擴大戰果，采取了“釣魚偵查”的手段，將王某郵寄的毒品完全徹底地加以控制，使王某郵寄的毒品始終不可能到達接貨人，云南警方以“控制下交付”的方式，將該郵包送到深圳，足以說明王某的犯罪行為不可能得逞。王某的所有行為都在警方的控制之下，此后的行為均是由于警方“陷阱取證”而發生的，毒品不會流入社會，其犯罪結果不可能給社會帶來任何危害性。如果本案云南警方不采取控制下交付，本案中王某已經著手實行犯罪，但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警方“控制下交付”)而沒有達到犯罪目的(整個交易并未完成)，應該認定本案是犯罪未遂。
(2)販賣毒品數量的爭議
對于販賣毒品而言，只要有販賣行為就構成犯罪，但是販賣數量的多少往往影響著量刑，因此販毒數量也變成了法庭爭議的焦點之一。
在陜西省紫陽縣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郭某販賣毒品一案中，法庭爭議焦點之一就是關于認定郭某在該案件中販賣毒品數量問題。一般情況下認為，偵查人員在從販毒人員手中繳獲的販運毒品的數量，包括販毒人員已經交易成功的毒品數量和販毒人員手中攜帶的毒品數量。現場被抓獲的販毒人員，主觀上擁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客觀上有販賣毒品的實際行為販毒數量應包括交易完畢的毒品和準備交易的毒品。對于證據確鑿的為了自身吸食攜帶毒品的，可以不予認定。
在對毒品數量的認定時，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注意到：一是毒品交易數量的認定，不以實物的實際存在狀態為法定依據，有的毒品交易完畢后，毒品已經被轉賣了或者被吸食了，原有的狀態就已不存在了。但在此狀態下，交易雙方都認可交易毒品數量的，應當以認可的數量來認定;二是根據以上情形認定的數量僅是大概的數量，因此有一定的裁量余地;三是如果被告人前后供述不一致、與購毒人供述亦不一致，并且在沒有其他證據輔助的情況下，定案標準看數量較小的那一部分。
四、法院裁判規則
(1)一般規則
法律對于販賣毒品罪的規定不可謂不詳細請清楚，但是理論與實際總是有差別的，因為在實踐中，販毒分子進行的是零星販毒，繳獲大宗毒品并非易事，往往是販毒人員的多次少量販毒，就比如在陜西省紫陽縣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郭某販賣毒品一案中，被告人郭某曾先后五次販毒，公安機關繳獲的毒品總量只有2.4克，雖認定郭某構成販賣毒品罪，但由于數量較少，對郭某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3000元。還有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理古某某販賣毒品一案，只有0.72克，對于古某某，也只是拘役四個月。販毒分子獲得較短刑期，為以后再次進行毒品犯罪埋下一定隱患。
(2)毒品再犯
《刑法》第356條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 、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節規定之罪的，從重處罰”，該條款規定的內容就是毒品再犯制度。毒品再犯認定要滿足，一是罪質條件，要求前后犯罪均應為毒品犯罪;二是前提條件，要求犯罪分子犯過前罪且被判過刑，即被告人因犯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已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且該裁判已經生效;三是時間條件，即前罪判決生效之日起任何時候再犯毒品犯罪的，均成立毒品再犯。
與再犯相類似的是累犯，在實踐中往往會遇到同時符合再犯與累犯的情形，但是根據刑法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在量刑時，對各種量刑情節不能重復評價。因此，對于毒品犯罪行為人，既符合累犯構成，又屬于毒品再犯情形時，只能按照其中一項進行從重處罰，而不能對其進行兩次從重處罰。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文件的第八部分中規定：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的規定，并不意味著應以兩次從重處罰對累犯的毒品再犯，即使同時引用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但對此只從重處罰一次，從重處罰之后對該毒品犯罪仍不得適用緩刑、假釋;對于不構成累犯的毒品再犯，雖然依法應從重處罰，但從重處罰之后依法仍有緩刑、假釋的適用可能性。
五、結語
毒品犯罪危害性極大，是社會的“毒瘤”，對于販賣毒品罪的認識，要緊密結合此類犯罪的發展現狀和進行打擊時積累的經驗。我們國家對于毒品犯罪進行嚴厲打擊，切實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利益，同時也應當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注重人權的保障，努力實現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與人權保護兼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