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聯的工業部門按照嚴格的計劃和部門管理原則進行管理，與此相適應，在企業內部貫徹的是“一長制”原則，從不同企業間的協調再到企業內部的管理都有嚴格的計劃和官僚體系，企業內部的金字塔狀等級結構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企業等級制度沒有明顯的區別。

　　1.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積累水平比較

　　下面我們將通過對1990年以前的南斯拉夫聯邦和蘇聯兩國的經驗數據對此加以說明。

　　南斯拉夫是現代史上極少數曾經試圖消滅企業中金字塔狀等級制度的國家。部分地出于政治壓力，也部分地出于對蘇聯模式的反思，南斯拉夫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對于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進行了再認識，認為公有制也是歷史的范疇，國家所有制下的行政集中體制中國家機構仍然構成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中介，是一種低級的公有制形式。他們更重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的設想，認為必須把企業直接交給工人管理。南斯拉夫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踐行了這種認識，從五六十年代成立工人委員會，逐步將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剩余分配的權力下放到工人手中，再到70年代建立完整的“聯合勞動”體制，南斯拉夫逐漸建立起了利用直接民主的形式，依靠平等的勞動者管理企業和生產的一整套經濟制度，初步消滅了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企業金字塔狀結構。

　　如前所述，我們的比較在要求不同的等級制度的同時還要求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程度不變，這本質上是使得具有足夠的積累意愿的管理者盡量少地受到缺少這種意愿的所有者的干擾，背后隱含的假設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在意愿上存在明顯的不一致。事實上這個問題在這兩個國家，就我們研究的問題而言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因為在蘇聯的“全民所有制”以國家代為所有來實現，國家通過計劃和集中式的行政體制可以貫徹其積累的意愿，而南斯拉夫的“聯合勞動”體制之下工人對于企業有直接的控制權，可以對企業的事務直接進行管理，并且南斯拉夫的改革過程中盡可能縮小了這種“聯合勞動”的基層組織的單位，工人的意愿可以得到貫徹，因而這樣兩個國家所謂管理者和所有者在意愿上的不同的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另外，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歷史文化相近，這也在宏觀層面上控制了在新古典范式中相當重要的文化偏好的因素。

　　圖1是南斯拉夫和蘇聯投資占GDP的比重，可以用于衡量其積累水平，我們看到，無論是按現價計算還是1985年固定價計算，在30年的時間里，南斯拉夫的投資占GDP的比重一直比蘇聯的比重低10%左右。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企業中的等級制度對于經濟的儲蓄和積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2.現代公司制度與資本積累：來自美國的證據。

　　下面，我們將討論關于現代公司制度與儲蓄之間關系理論的第二個關鍵點：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根據馬克思一馬格林積累理論，我們還可推論：

　　假說2：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可以使具有內在積累動力的管理者獲得更大決策權從而保持公司的積累水平。那么我們可以期待，在等級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程度被削弱，由于股東權力的上升及其對分紅的偏愛，公司積累水平將顯著下降。

　　為了討論這一點是否成立，我們使用美國的例子。首先，美國企業一直以來都沿用金字塔狀的等級制度，而這一點并沒有隨時間產生太多的變化。例如，S鮑爾斯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交易、控制、競爭三個維度中控制一直存在，盡管有發展但是本質并沒有變化。但是，這并不代表美國的公司治理體制沒有發生改變，許多學者從金融化的角度探討了這種變化，其中拉佐尼克和奧沙利文以及阿格列塔和克羅蒂的研究認為，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后發生的金融化趨勢實際上對非金融公司的治理結構進行了重構，公司的分配開始更加傾向于股東，即所謂“股東革命”。而趙峰的實證研究證明美國的金融化趨勢是存在的，所謂“股東革命”是存在的。因此我們認為馬格林確保公司儲蓄的兩大關鍵中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是被削弱了的，如果馬格林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們可以期待美國的公司積累水平在1980年之后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