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所謂的公法就是指調整公權力主體參與并體現公權力主體意志的法律關系之法律。而在公權力無涉的領域內，如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等平等主體間形成的人身財產權利義務關系則由私法所調整，一般而言，我們所提到的私法就是民法。

　　一、從經濟法看公私領域的劃分

　　經濟法作為公法，為什么介入私法領域，剝奪私法已承認的屬于私法的自由，給予民法所沒有規定的權利呢?筆者認為，這是由經濟法的本位所決定的。因此，這里就由必要對相關法律部門的本位問題，以及法本位問題進行探討。

　　什么是法的本位呢?學界現在的答案是法律為了什么。追求什么，法的目的是什么。于是民法的本位就被定義為民法為了什么，其目的是什么，自然民法的本位就被定位為權利，因此，我們可以說，民法是權利本位法。

　　民法運用個人的行為，通過個人意志自由的分配權利義務來實現自己調整民事關系的目的。我們稱民法為個人“個人權利本位法”，而行政法運用公權力去對社會進行調整，注重在行政關系中，分配并規范公權力，我們可以稱之為公權力本位法，而現在許多學者認為將行政法定義為公權力本位法是不恰當的，因為行政行為乃因保護公民權利而為，應該為社會本位或權利本位。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雖然初衷是美好的，但它經不起理論的推敲。比如，行政主體在征收與征用公民財產時，是要對社會資源進行調整以保障與促進社會利益。行政主體在進行行政處罰與行政強制時，是為了保護社會的秩序，而行政主體在作出授益行政行為時，又注重促進與保障公民的權利，這樣一來行政法的本位是權利本位，還是社會本位?難道我們要把行政法理解為個人權利與社會本位法?但是社會本位與權利本位有時又是沖突的，于是由學者提出一者主另一者為輔的觀點，那么何為主?何為輔?如果我們把負擔型行政行為理解為以社會為本位，授益性行政行為理解為權利本位的話，行政法在負擔型行政行為與授益型行政行為的規定上，似乎不偏不倚，我們很難說，它傾向于何種本位更多一些。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理解行政法的本位為公權力本位，進一步說。可以稱之為“正當公權力本位”，也即通過對行政行為進行規范與制約，促使行政主體更好的，更合法的作出行政行為，來實現行政目的。行政法應當注重調動行政主體的積極性，促使其更好的行使公權力去實現行政目標。對于經濟法而言，筆者認為，稱之為社會本位法是很合理的，經濟法最注重也應注重的是調動社會群體的積極性，去實現自己的調整的目標，它培養并強化社會群體為社會利益而奮斗，并旨在維護社會利益。如稅法，就是旨在維護社會公平，平衡貧富差距，并將稅收運用于公共生活而進行法律規制，只不過是借助行政主體實現罷了。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則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的集中體現，經濟法寄希望于調動全體消費者積極性，并借助消費者權益保障協會的力量來促進商品的生產者與銷售者注重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勞動合同法》也是如此，經濟法律通過鼓勵工會積極的維護職工的利益來實現社會利益保障的目標。因此，經濟法是社會本位的，其通過對社會資源與社會團體力量的運用去實現自己社會保障的目標。在對社會利益進行保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與個人自由發生摩擦，經濟法剛好可以借此機會，介入私法領域去解決私法領域中對自由進行限制的問題，因社會本位的經濟法對私權進行限制，也是合理的，因為隨著社會全體與市民社會的日益強大，國家與公民的二元體制已經被打破，市民社會已成為社會中強大的一股力量，而社會團體本身即是公民自愿組成的組織，由他去解決私法領域中的限制自由問題，比國家公權力介入更加直接的體現了社會契約的意義，也更加直接的反映了社會契約的形象。

　　于是，我們構造民法與經濟法分別從內部與外部對自由進行約束應是合理的。但是我們也要認清限制是有層次的，即我們所說的私法第一層次，公法第二層次，經濟法對權利與自由進行限制要尊重公民合法的權利與自由，并不得打破民法的精神與原則。

　　二、從私法內部看對民事主體自由之限制

　　筆者認為，對民事主體自由的限制并不減弱私法自治原則的效力。相反，這是為了保護私法自治的原則。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本來含義與當然內涵，但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會對平等造成影響。如權利的濫用從而會影響他人權利的實現，我們知道，權利是有界限的，而自由本身是無所謂邊界的，是法律要求把自由放到權利界限之內。在生活中，整個人類自由就如同一個的空間，其中有你的自由，我的自由，及所有人的自由，這些自由處在一個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的空間中，任何人都想獲得更多的自由，他的這種要求，又必然受到他人的抵制，在這種擴張與抵制的過程中，我們自由的界限就被劃分出來了，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空間里享受自已的自由。自由是不會安分的，這時就要求對其進行限制。民事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行使權利，享受自由受法律保護，但一旦突破法律為之劃分的范圍，就會進入他人自由的領域。法律就有必要對他人的權利進行救濟，因為這用濫用自由，濫用權利損害了他人的自由，也損害了民事主體之間的平等性，這是一種對形式平等價值的侵犯，如果法律不加以制止，那會導致所有人的自由與權利不受保障。因為任何人都會超出界限去追求自由，任何人都要因為他人進入自己自由的領域而失去自由的機會。再者，對平等實質的侵害，也是我們對自由進行限制的重要理由，因為有時，民事主體在自己自由的領域內，實現自己的自由，如果行為人占有太多的社會資源，他的自由區域過大也會在實質上造成他可以影響甚至支配其他權利人，造成實質上的一種不平等現象。既然對平等價值造成了損害，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私權自治的價值基礎。例如，如果在社會中貧富差距過大，一部分人可以肆意的享有資源，另一部分人卻食不果腹，雖然富人們在自己的自由區域內享受自由，他們的權利也受法律的保護，但這樣的社會是平等的社會嗎?恐怕我們即使再樂觀，我們也不會認為這樣的社會具有平等性，自由實現能力的差別過大，也會是社會的自動分層，社會中會出現不平等現象，私法自治所要求的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意志，自主的實現自己的價值也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我們當然要對這種侵害實質平等的現象進行限制，這就出現了兩種限制自由的情形，于是就出現了兩種限制自由的方式——私法內部的限制與公法的限制。這里，筆者要指出，由于前面已述：只有私權利行使遇到障礙時，公法才有介入的價值，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公法是第二性的，私法則是第一性的。

　　法國1804年民法典中規定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近代民法三大原則，旨在維護民事主體的自由，可以看作是主張維護絕對自由的一種嘗試，但在今天看來，雖然三大原則仍作為民法精神的集中體現，我們也不得不對其原則做一些具體的限制與修改，在實現民事主體自由的同時，又要對其進行限制。民法本身的限制是要通過讓人實現自由去限制民事主體自由的范圍，即以自由去限制自由，反對任何人對自由的濫用。濫用自由又可以看做是濫用權利，權利一旦被濫用，超出法規保護界限的部分，就不能稱之為“權利”，而只是自由，這部分自由不應由行為人所享有，是行為人違法行使與追求的自由。如果民法對其進行保護，則會造成民事主體的自由處在一個混亂無序的狀態中。因此，民法規定濫用權利的行為無效，造成他人權利損害后果的還應該承擔責任。但是由于自由本身并沒有界限，為了鼓勵人們去行為，去維護自己的權利，法律規定，需是故意的行使權利超過界限并造成他人權利的損害行為才是無效的，才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也就是告誡人們不要主動超過法律的為自己自由劃定的范圍。一旦權利被濫用，必有他人權利受到損害，他人得以向行為人主張自己權利，從而抵制行為人過界之自由，并恢復行為人所破壞的法律關系。總體上看，民法本身對自由的限制是非常完善的，對形式平等性的保障也是合理的。它正是抓住了人們自由處于緊張狀態之中這個自由的基本特點，使人們在實現自由時相互牽制，以規范權利的行使，并保護權利的實現。但是，筆者認為，在形式上保障主體的平等性仍然使遠遠不夠的，因為形式上的平等只能保證人們實現自由不能超過法律的界限，卻無法制止人們在自由界限內實現自己的自由對實質平等與他人自由造成侵害。因為民法不可能自己突破自己制定的規則去抹平貧富差距，去保障弱勢群體的自由，這時就必須由公法介入，去克服民法在維護實質平等上的不足，去代替民法介入私法領域，而在公法中，能夠最有效的完成這個任務的無疑是經濟法。

　　我們在強調私法自治原則的同時，又要注重對私權自治的限制，這樣就可以保障私權自治的基礎——主體的平等性。主體也就能夠更好的、更有效的表達自已的意思，實現自己的權利與自由。這樣能夠使民事主體在自由實現自己意志的同時，明確自己自由行使不是無限制的理念，并培養民事主體更加合法與合理的實現自己權利與自由的習慣，貫徹私法自治的原則。同時通過對私法自治原則的外部限制，可以培養與強化私法自治的社會監督，保障私權自治的同時不會對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造成侵害。并將行政公權力從私法領域內盡可能的排除出去，以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私法自治。可以說，這種內部與外部相協調的構建私法自治的制度在保障民事主體平等與自由上具有重大的意義，而私法自治的原則也將隨著這種模式，不斷的改進與完善。私法自治將進一步被落實，而不是被削弱，公民的權利觀念也將被加固，私法在完成自治的同時，也得以不斷完善私法自身。因此，我們認為私法自治仍將是民法的一個基本的觀念，而這種觀念無疑是不應改變的，民事主體的自由會隨著私法自治理念的不斷完善而越來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