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種族主義”是伴隨環境正義運動出現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起，人們逐漸認識到有色人種承受著比白種人更大的環境風險。這類風險表現為多種形式：和白種人相比，有色人種生活、工作的地方離垃圾、有毒廢棄物處理場所更近;有色人種社區建造高污染工廠的比例更高;有色人種社區鉛中毒、受輻射污染的可能性更大;[1] 而且垃圾清理和環境立法實施的速度也慢的多。[2] 為改變這一局面，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有色人種發起了環境正義運動。

　　關鍵詞:環境種族主義,有色人種,環境正義運動

　　美國環境種族主義探析.摘要:2007年，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有毒物質與種族：1987—2007》，報告指出，種族依然是造成有色人種社區承擔不成比例環境負擔的主要原因。有色人種的環境處境并未因為環境正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得到改善。一時間，運動伊始最具號召力的口號——“環境種族主義”再度升溫。對于這一概念，要客觀加以理解，它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偏激的成分。本文通過理清“環境種族主義”的來龍去脈，分析其積極意義和局限性，旨在揭示“環境種族主義”的真正內涵。

　　作為美國環境正義運動最初的口號，“環境種族主義”以其巨大的煽動性和號召力吹響了運動的號角。后來，隨著更多人對該運動理解的加深，“環境種族主義”受到了質疑和爭議，人們傾向于用“環境不公平”和“環境非正義”來替代“環境種族主義”。2007年，環境正義運動權威研究機構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繼1987年《有毒物質與種族》后發表了第二份調查報告——《有毒物質與種族：1987—2007》，結果顯示，種族依然是造成有色人種社區承擔不成比例環境負擔的主要原因。這一結果令關注環境正義運動的人們大失所望，“環境種族主義”再度成為熱門話題。對這一概念該如何理解，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它的局限性何在是本文旨在探討的問題。

　　一、概念提出

　　該運動開始于1982年的“沃倫抗議”。沃倫縣位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是該州黑人居民最多的社區，占63.7%。[3] 1982年，北卡羅來納州政府決定將沃倫縣作為致癌物質——多氯聯苯的垃圾填埋場。從科學角度講，沃倫縣并不是最合適的地方。該處的地下水位很淺，一旦多氯聯苯填埋場發生泄漏，沃倫居民將在第一時間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4] 然而，州政府無視沃倫居民的健康風險和他們的反對，毅然決定將垃圾填埋場建在這里。為抵制該決定，沃倫居民舉行了游行示威，最終導致500多人被捕，其中包括本杰明•查韋斯牧師，南部基督教領導聯合會的約瑟夫•洛厄里以及華盛頓的國會議員沃爾特•方特羅伊。[5] 雖然“沃倫抗議”最終未能改變州政府的決議(北卡羅來納州2004年才將沃倫縣的垃圾填埋場清理)，卻將“環境正義”推向美國80年代環保運動的浪尖風口。

　　在“沃倫抗議”中，時任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主任的本杰明•查韋斯牧師第一次提出了“環境種族主義”的概念。查韋斯認為：環境種族主義是種族主義的延伸。環境種族主義是指政府在制訂和實施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過程中，故意將低收入和有色人種社區劃為有毒廢棄物填埋場地或高污染企業駐地;是在面臨有毒廢棄物危險時，有色人種得不到平等保護;是在制定影響社區環境的決議時，有色人種被有意或無意的排除在外。[6] 后來，環境正義運動之父、亞特蘭大•克拉克大學環境正義資源中心主任羅伯特•波拉德補充說：任何政策、措施，只要是建立在種族或膚色的基礎上制定的，并對有色人種個人、團體或社區造成了負面影響，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是環境種族主義。環境種族主義將公共政策和商業實踐結合到一起，為白人提供利益的同時將環境代價轉移到有色人種社區。[5]

　　“沃倫抗議”和“環境種族主義”的提出引起了人們對有色人種社區環境問題的關注，也引發了一系列有關環境負擔分配問題的調查。

　　1983年，美國國家統計局調查報告顯示：美國環保局第四區(包括美國東南部的八個州: 亞拉巴馬州、佛羅里達州、佐治亞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羅來那州、南卡羅來那州、田納西州)有四分之三的有害物質填埋場設在非裔美國人社區。

　　1987年，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有毒物質與種族》，發現種族是造成有色人種社區承擔不成比例環境負擔的主要原因。調查顯示，有色人種社區垃圾場列為國家清潔項目的時間是白人社區的1.2倍，在白人社區違反《資源保護和恢復法案》的公司罰款是非裔美國人社區的7倍。[6]

　　1992年，《國家法律雜志》對美國國家環保局環保法的實施和有害廢棄物處理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國家環保局不但對在有色人種社區違反環保法的企業罰金比白人社區低的多，而且在有害廢棄物處理方面有所怠慢。例如：在有色人種社區，環保局處理有害廢棄物填埋場更傾向的方法是覆蓋該填埋場，而不是徹底清除根治。[7]

　　2005年9月，美聯社公布對美國環保局研究項目的分析結果：非裔美國人住在有嚴重健康風險的工業污染社區的可能性比白人高79%。[8]

　　這些調查結果充分顯示了有色人種社區面臨著更高的環境風險。

　　二：意義

　　“環境種族主義”體現了有色人種社區在環境方面所受到的制度性歧視。作為環境正義運動最具號召力的口號，環境種族主義的提出具有以下意義。本文由教育大論文下載中心WwW.JiaoYuDa.CoM整理

　　首先，與后來提出的“環境不公平”、“環境非正義”相比，“環境種族主義”針對性更強，因此，它更大程度上吸引了媒體的注意力，增強了環境正義運動的正義性。“種族主義”在倡導“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國是一個痼疾。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伴隨一系列保護有色人種自由平等權利的法案出臺以及 “贊助性行動”的實施，“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開始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環境種族主義”的提出不但將“種族主義”在80年代再一次帶入人們的視線，而且明確提出新時代的“種族主義”與以往顯而易見的“種族歧視”不同，它表現的更隱蔽。因此，用“環境種族主義”體現有色人種社區所承擔的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可以喚起人們對美國過去種族歧視的回憶，輕而易舉的使人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引起環境決策者及其他有關人士對有色人種社區環境問題的關注，1983年美國國家統計局和1987年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就是為證明“環境種族主義”是否存在做出的回應。

　　第二，“環境種族主義”淺顯易懂，有利于在有色人種社區達成共鳴，最大程度的調動他們參與環境正義運動的積極性。長期以來，有色人種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無形中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負擔，爭取環境正義也就無從談起。“環境種族主義”用淺顯的語言一針見血的將少數族裔社區承受的環境歧視歸結為政府機構的政策、措施，喚醒了有色人種的環境意識，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生活、工作和嬉戲的地方環境條件和白人的大不相同，這一不同由于制度性種族主義的存在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只有積極投身到環境正義運動之中才有可能爭取到環境公平。

　　第三，“環境種族主義”創新的將美國20世紀最廣為人知也最有活力的兩大運動：民權運動和環境運動結合起來，[9] 在最大程度上動員有色人種社區積極性和參與度的同時吸引了外界力量的援助。

　　三：爭議

　　然而，“環境種族主義”自提出之日起一直頗受爭議。

　　質疑“環境種族主義”的人士認為，有色人種承受的環境風險不平等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與種族主義并沒有必然關系。這些原因包括：第一，有色人種自身對環境問題的漠視。與長期以來困擾有色人種社區的失學、失業、犯罪和毒品問題相比，環境問題顯得無足輕重。因此，當有環境風險的商業活動出現時，在有色人種社區往往不會受到在白人社區會受到的反對和抵抗。質疑人士因此得出結論，造成有色人種承受更大環境風險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種族歧視，而是有色人種社區這一無所謂的態度。同時，這一漠視無形中阻礙了有色人種積極投身到環境政策的制定，因此才導致他們在各種各樣的環境法規、法案制定過程中缺少代表，這和“種族主義”沒有必然聯系。第二，自由市場經濟規律在起作用。[1] 為降低成本，做到利益最大化，高污染工業、有毒廢棄物處理和傾倒場地往往會選在人口相對稀少、地價相對較低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往往是經濟條件有限的有色人種居住的社區。因此，有色人種承受不成比例的健康風險純屬巧合，而不是種族主義在作怪。

　　另一類人承認環境種族主義的存在，但否認種族主義是導致有色人種承受不成比例環境風險的罪魁禍首。換句話說，環境問題不僅是種族問題，更是貧富問題。他們認為有色人種承受了與其人口數目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但并不是全部環境風險。剩余的環境風險無疑由非有色人種，即窮困的白人承擔。因為富有的白人可以在自己的社區受到污染時選擇離開，而窮困的白人卻無能為力。因此，無論白人還是黑人，承受更高環境風險的無一例外都是窮人。

　　這一觀點從貧富差距的角度揭示了環境負擔分配不均的原因，它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也從側面反映出“環境種族主義”的局限性。

　　四：局限性

　　作為一個口號，“環境種族主義”在調動有色人種積極性，爭取政府和相關人士的關注方面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然而，過分強調“種族”難免有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