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旨在對語言學景觀這一新興研究領域做一述評。在介紹語言景觀定義和研究簡史后，文章總結了本領域十大最重要的論文集，為讀者提供一個研究概貌。接著介紹了本領域的專業學術期刊《語言景觀》和在線文獻目錄，并總結出該領域兩種主要的研究方法：定性的人種學研究和定量的變異研究。然后概述了英語傳播、語言政策、教育環境中的語言景觀等重要研究話題。在此基礎上，文章提出了該領域面臨的一些挑戰，包括理論的雜糅，以及一些方法論問題，如分析單位的不統一和景觀符號的動態性。文章建議未來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最后對語言景觀的未來研究進行了展望，其中涉及語言符號展示方式的技術創新、增強現實，以及圍繞語言競爭、語言權力或語言多樣性、多語現象等方面的問題。人們期望語言景觀領域將繼續發展出新的創造性研究方法。

　　關鍵詞 語言景觀;地理符號學;語言政策;學術史

　　一、語言景觀研究：發端與發展

　　我們身邊，語言無處不在，它可見于商店櫥窗、商業標識、商業橫幅、液晶顯示屏、官方通知、交通標志、道路名稱等不同文本之中。很多時候，人們對其所遇見的“語言景觀”并未給予太多考慮。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對公共場所標牌上的語言訊息進行調查和研究。

　　符號學研究的是各種各樣的符號，這種興趣由來已久，但對語言景觀的具體研究還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相關研究的論文和著作大量涌現，顯示出學者們對此領域的研究興趣在日益增長。

　　作為語言政策的一部分，世界上許多地區都對在公共標識上使用不同語言做出了規定。一些國家、省、市制定了具體的法規和法律措施，用以規范語言景觀中的語言使用。一個著名的案例是加拿大1977年出臺的《法語憲章》，它在魁北克省亦被稱為《101號法案》。該法案中的一條要求廣告必須使用法語這門官方語言，所有的商業標識也必須使用法語。不過，后來這些措施有所放寬。現在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也可以接受了，但前提是法語必須明顯占據主導的地位。

　　羅森鮑姆、納德爾、庫珀和菲什曼(Rosenbaum et al. 1977)是第一批研究語言景觀的學者，他們分析了耶路撒冷凱倫·凱美特街(Keren Kayemet Street)的標識語言、買賣用語和晤談語言。他們專注于英語的傳播，并區分了語言符號呈現的3個類別：無羅馬字母文字;有少許羅馬字母文字，但希伯來文字占主導地位;羅馬字母文字和希伯來文字同等突出。每個類別各占約三分之一，其中在大多數情況下，羅馬字母實際上就是英語。羅森鮑姆等人(Rosenbaum et al. 1977：151)把英語的流行稱為“勢利的吸引力(snob appeal)”。

　　在20世紀，語言景觀的相關研究并不多，但其中加拿大的一項研究比較引人注目。它也是被引最多的早期文獻之一，由蘭德里和波希斯(Landry & Bourhis 1997)撰寫。他們為語言景觀提供了一個清晰、簡明的定義：

　　公共道路標識、廣告牌、街道名稱、地名、商店標識，以及政府建筑物附屬公共標識上的語言，共同形成了某一特定領域、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Landry & Bourhis 1997：25)

　　這個定義很好地抓住了語言景觀研究的對象。然而，它僅列出了6種標志，而現代技術的發展帶來了許多新的標識類型，如電子平板顯示器、觸摸屏和滾動橫幅(Gorter 2019)。使用替代名稱“多語言城市景觀”(Gorter 2006)通常會顯得更精確，因為正是在城市環境中，語言的使用最為人們研究關注。語言景觀研究希望通過關注語言選擇、語言等級、語言規則、語言指示性或語言讀寫等內容，來形成一個觀察多語現象的新角度。

　　語言景觀研究有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地理符號學，即“對符號和話語在物理空間中的位置以及我們在該世界中的行為的社會意義的研究”(Scollon & Scollon 2003：2)。這一概念背后的邏輯是，只有考慮公示語在社會文化背景中的位置，才能真正解釋公示語的含義。一般而言，標識的放置場所和放置方式決定了標識的含義。標識上的語言可以表示這些語言所屬的社區(地理政治位置)，也可以表示標識的某個方面，而與所在地無關(社會文化關聯)(Scollon & Scollon 2003)。因此，標識上的英文可能并不表示這里是一個講英語的社區，而是用來象征外國的品位和禮儀。地理符號學為后來的一些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如Taylor-Leech 2012;Blommaert 2013)。

　　二、相關研究介紹

　　現在關于語言景觀的著述越來越多，本節將概述該領域一些論文集的研究成果，因為這些文獻在許多重要方面促進了該領域的發展。

　　《多語言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的一期特刊促成了語言景觀發展成一個名副其實的研究領域，這可視為第一波推動力。這期特刊的內容隨后被整合成一本包含6個章節的論文集出版，由戈特主編(Gorter 2006)。這些章節涵蓋了來自以色列、曼谷、東京的案例，以及巴斯克區(Basque Country)和弗里斯蘭省(Friesland)的比較。盡管這些研究視角并不相同，但它們都主要采用“定量-分布(quantitative-distributive)”的方法來分析語言景觀。在以色列語言景觀研究的案例(Ben-Rafael，Shohamy，Amara & Trumper-Hecht 2006)中，學者建議利用既有的理論社會學觀點來豐富對“公共生活禮儀”的分析——因為在以色列隨著地點的改變，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英語的使用程度也在改變。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自上而下”標識和“自下而上”標識之間的對比。泰國曼谷的“環境印制”研究案例探討了泰語和英語的語碼混雜以及英語傳播的影響。霍伯納(Huebner 2006)分析了不同的社區，并報告了各種語言文字的使用情況，包括泰語、英語、漢語、阿拉伯語和日語。許多語言景觀高度創造性地表現了語言混合、語言創新或語言雜糅的例子。巴克豪斯(Backhaus 2006)先是在論文集中發表了一篇關于東京多語種標牌的文章，隨后又出版了一本關于東京語言景觀的綜合性專著，這是第一本關于語言景觀的專著(Backhaus 2007)。他的研究揭示了東京的多語種現實，因為20%的符號是雙語或多語種的，所以東京的語言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同質。在他的理論框架中，符號的源起、符號的讀者對象以及語言和文字的動態聯系都得到了區分。巴克豪斯還表明，在分析城市多語現象方面，語言景觀研究領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新發展。塞諾茲和戈特(Cenoz & Gorter 2006)比較了兩個歐洲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和主導語言的相對地位。他們對西班牙巴斯克區的東斯蒂亞-圣塞巴斯蒂安(Donostia-San Sebastian)和荷蘭弗里斯蘭省首府盧韋特-勒沃登(Ljouwert-Leeuwarden)兩個城市的主要購物街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東斯蒂亞-圣塞巴斯蒂安，55%的招牌是雙語或多語的，而在盧韋特-勒沃登，這一比例只有44%。

　　推動本領域研究的一個主要貢獻來自肖哈米和戈特(Shohamy & Gorter 2009)主編的論文集，全書共21章。該書從不同的理論角度展示了語言景觀研究的潛力，解決了各種方法論上的問題，分析了語言政策以及身份和意識這一主題。該書還包含了質疑該領域定義和邊界的一些章節，并為今后研究的前進方向和拓展途徑提供了指南。該書的理論章節展示了一系列學科的應用，如歷史、社會學、經濟學、文化、語言學和(語言)生態學;而方法論章節涉及標牌文本的作者認定、標牌語言分布地圖的繪制方法，以及專有名稱等問題。從加拿大和日本的國際比較以及意大利南蒂羅爾(South-Tyrol)的地域視角來看，語言政策是語言符號管理方式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些研究者將歐洲3個后共產主義國家的國家意識形態與非洲埃塞俄比亞一個地區首府的語言意識形態進行了比較。關于身份和意識的幾個章節表明，從語言景觀的角度里研究語言標識的指示性、國家認同的構建，以及教育和旅游領域的語言意識，是完全可行的。很明顯，這本書對其他的研究很有啟發性，因為所有這些方法、觀點和主題都可以在以后的語言景觀研究中找到。

　　其他一些論文集的出版也有助于全球語言景觀研究文獻的穩定增長。由肖哈米、本-拉斐爾和巴尼(Shohamy，Ben-Rafael & Barni 2010)主編的多視角論文集重點關注城市語言景觀。在引言中，“論文集諸位作者的共同興趣是將語言景觀理解為象征性地建構公共空間的場景”(xi)。全書19章中，有的涉及城市空間的多語實踐，還有不少作者從權力的自上而下流動來討論語言景觀，展示了在特拉維夫(以色列)、布隆方丹(南非)、華盛頓唐人街(美國)、東斯蒂亞-圣塞巴斯蒂安(西班牙)、雷澤克尼(拉脫維亞)和基輔(烏克蘭)等不同地方的權威力量。也有一些與語言景觀涉及經濟利益或社會利益問題，例如中國香港高價住宅群的花哨名稱，以及對語言標識的商品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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