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淮夷名稱最早見于古本《竹書紀年》，《紀年》曰：“(帝相)元年，征淮夷。”[1](P6)(王國維：《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元年征淮夷”)淮夷部落興起于西周中期，至秦統一六國才歸服中原。淮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因為文字記載內容有限，今人研究淮夷歷史風貌多通過考古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挖掘，如：兮甲盤、駒父盨、師□簋等。通過研讀《詩經》中淮夷的相關文字，探尋淮夷文化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具體表現，以拓寬淮夷研究的視野。

　　關鍵詞：詩經 淮夷 淮夷文化

　　《大連民族大學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99年，是國家民委主管、大連民族學院主辦的刊登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論文的綜合性學術刊物。

　　一、《詩經》作為史料研究的重要價值

　　重真求實是先秦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立足于現實社會，展現了五百年間西周由盛而衰的社會風貌。所謂“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2](P126)，《詩經》的“周頌”“商頌”和“魯頌”，都是為宗廟祭祀而作的“政治、教化”詩。在“大小雅”中，亦有大量歌詠朝覲、宴飲、征伐、狩獵、婚姻的詩作。《詩經》是我們華夏民族上古生活的生動寫照，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詩經》中的雅、頌部分，反映周、商部落發展情況的一些記事詩，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其中<大雅>中的《崧高》《江漢》《常武》;<魯頌>中的《泮水》《閟宮》等詩，記述了淮夷部落在周代的發展情況，對研究淮夷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二、淮夷文化在歷史中的獨特地位

　　《江漢》毛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3](P573)淮夷部落以鳥為圖騰，濱水而居，活動區域大致在今江蘇北部，包括現在的淮陰、鹽城、連云港、揚州等地區。清代學者胡渭指出：淮夷生活的范圍“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4]金景芳先生認為，“淮夷，在今江蘇清江、阜寧間。”[5](P269)結合一些地方志資料(《鹽城縣志》，《淮安府志》《阜寧縣志》等均稱其為淮夷故地)我們大致可以斷定，淮夷的活動中心在淮陰、鹽城之間，勢力影響達及南通。[6](P85)

　　淮夷位于淮河中下游，西控漢水;南接楚、舒、吳、越;東聯黃海;北依周朝王室。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周王朝不得不收服淮夷，得之便能夠控制整個東南，反之，便會處于西、南兩面攻擊之中，造成大規模的戰亂，從而導致王朝的衰敗乃至危亡。[7](P18)所以，與淮夷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性相一致，在歷史上，淮夷具有特殊的政治軍事地位。

　　周王朝時期，淮夷在政治舞臺上一直處于活躍狀態。其中，西周時期，淮夷在軍事上不斷給周王朝的統治帶來沉重壓力，雖然周人多次耗費物力南征，但始終沒有達到消滅他們的目的，他們仍然長期存在于江淮之間。淮夷的活躍使其政治上多次改變周王朝東南地區的局勢格局，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周王朝的滅亡。淮夷不僅與當朝的統治者長期抗衡，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仍保持著相當的實力，與各諸侯國之間往來頻繁，參與大國爭霸的斗爭。在政治軍事舞臺上始終存有一席之地。其重要的政治地位是周王朝周邊任何部族都無法比擬的。

　　古淮夷的儉樸淳固之風與其不發達的經濟生活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由于淮夷多臨海而居，土壤的鹽堿性較大，嚴重影響農作物的生長，導致淮夷的鋤耕農業十分落后。因其農業生產的限制，雖物產豐富，但仍無法滿足物質生活資料需求，人們只能通過節儉的生活方式，以最低限度地滿足生活需要。淮夷人民堅守其儉樸淳固之風。中國的民俗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性。對照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吳楚齊魯等地民俗風情的論述，至今猶能見其蹤影。《淮安府志》卷二：“舊黃河(按：黃河改道流經江蘇北部之故道)以北地，近徐海。民俗類直樸、尚武力，有敦龐純固之美。”[8](P105)《隋書·地理志》：“淮南人性并躁勁，風氣果決。自平陳之后，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9](P887)

　　在鐵器使用推廣之前，淮夷土地雖未得到較好的開發利用，但該地的許多物產也是周王朝所必需的。淮夷臨海而居，漁業資源豐富，盛產珍珠和美玉。淮夷出產的瑤琨之類的美玉，以及象牙、犀皮、孔雀之羽、牦牛尾毛等周稀缺的珍奇，都是周王朝的必需品。更重要的是《詩經》中提到的淮夷要向朝廷貢獻“金三品”，以及淮夷特產的貝殼，作為周王室珍貴的裝飾品和貨幣使用。

　　不僅如此，淮夷還向王朝進貢桔、柚等時鮮水果。由此可見，淮夷擁有豐富的資源。結合孔氏《傳》和孔穎達《疏》可知：徐州在上古時期，土地屬上中，則農業生產的水平是不會低的。該地向王朝進貢的“五色土”，是立社分封所用的必需品，象征東、南、西、北、中五方土地，是極其珍貴的。所產的名叫夏翟的雉毛為旌旗所必須的裝飾。峰陽孤桐是制作琴瑟的上品木材，泗水之涯所產之石可以造磬。另外，淮夷之民善于養蠶織布，其中黑繒、白繒等絲織品更是其特有的物產。[7](P20)

　　淮夷商賈在周朝集市上做買賣，服從政府官員管理，交納賦稅，否則，要受到懲罰。周室從淮夷聚斂的大量財富，除用于揮霍外，主要用于對外的戰事。從西周初年開始，中原地區就一直處于四夷方國的包圍之中。當時，東方有淮夷、徐戎，南方有荊蠻，東北方有北戎，西北方則有儼猶。他們不時侵擾中原，對周王朝的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其中以獫狁的勢力最強。

　　《采薇》載曰：“靡室靡家，儼猶之故。不逞啟居，儼猶之故。”[10](P137)儼猶是位于周北方的一個游牧民族，經常南進與周人爭搶資源。在儼猶的騷擾下，周人的安穩生活得不到保證。據《桑柔》所記：“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民之未戾，職盜為寇”[10](P278)。厲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名不聊生。至宣王初年，又遇上大旱。

　　可知農業荒廢的嚴重，經濟幾乎瀕于絕境。為了實現中興大業，必須反抗外敵的侵略。宣王對淮夷地區人力物力財力的征集，是在北伐儼猶戰爭最劇烈時進行的，顯然是由于北方戰爭急需物資。結合下文《兮甲盤》的記載周朝申令淮夷商賈必須到周朝設置的集市上貿易，并嚴令禁止究賈的私下交易，不難看出，嚴格的控制商賈貿易，目的在于利用官市廣集財源，充實府庫。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宣王加強了對淮夷地區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