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在這一歷史節點上，回顧和總結新中國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歷史經驗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首先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歷程，分析了當前正在推動的改革進程和由此取得的偉大成就，提煉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外貿發展的成功經驗，指出體制機制改革對中國外貿實現歷史性轉變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而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開放倒逼國內改革、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和形成國際競爭優勢等。同時總結了外貿體制機制改革過程中的總體狀況及存在的主要問題，比如突破性制度創新推進阻力大、政策碎片化、法制建設滯后、要素流動不足、市場主體待遇存在差異和國際經貿規則引領能力不強等。最后根據存在的問題提出相關建議，為今后進一步進行深化改革、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和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新中國70年;外貿體制機制改革;對外開放

　　新中國經過70年的經濟發展，40年的改革開放，外貿體制機制不斷創新，有效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經濟的繁榮，也推動了國內相關體制機制的改革，成為中國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梳理中國外貿體制機制改革歷程，總結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成功經驗，找出當前改革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對未來邁向改革開放新征程、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新中國70年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成功經驗

　　外貿領域既連接生產和消費，又連接國內和國際市場，是中國最早進行改革開放、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領域之一。外貿體制機制改革始終走在全國前列，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

　　(一)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改革的核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中國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完全管控的計劃經濟到逐步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這個轉變過程，其實是從政府直接進行資源配置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轉變的過程。

　　中國外貿體制機制改革，伴隨著市場力量的壯大，實現了政府職能從“直接管理型”向“因勢利導型”[1]轉變。新中國成立初期，為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外貿實行國家直接管控。1949年11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對外貿易政府機制。1953年，成立了15家國家級專業外貿公司，受外貿部統一領導管理[2]。外貿的統一領導和指令性任務是為了滿足當時國內的生產需求，更是為了探索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此時中國國內沒有進行對外貿易的基礎，政府的直接管理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1978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并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政府開始引導建立本國的外貿企業，調動企業發展的積極性，逐步降低政府直接進行資源配置的作用。1984年9月，經濟貿易部發出《關于外貿體制機制改革意見的報告》的通知，強調了加強對外貿易的行政管理、充分調動外貿企業的經營積極性和加強經濟調節手段等內容。

　　開始推動簡政放權策略，打破“吃大鍋飯”的局面，逐步將外貿經營權下放至部委和企業，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時的政府行為已經從直接管控改為間接管理，建立經濟調節體系，引導本國產業發展。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遵照入世承諾，對管理體制進行深化改革，以國際規則為標準逐步理順政府管理制度;同時隨著中國外貿、外資等領域的快速發展，市場力量不斷增強，面對外貿發展中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進行制度性清理和改革。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此時，中國向著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不斷邁進，發揮政府在外貿發展中的引導作用，打造服務型政府，讓市場更好地發揮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中國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過程，是一個政府與市場力量不斷轉變的過程，市場在政府的干預和引導下不斷壯大，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弱化;是一個政府管理體制不斷升級的過程，從簡單的行政指令、統一管理向建立起現代化經濟體系邁進的過程;是一個從政府把控要素流動向市場力量決定資源配置，資源配置效率不斷升級的過程。

　　(二)不斷擴大開放力度，以開放倒逼國內改革

　　在新中國70年的制度探索中，改革開放成為一條行之有效的國家方略，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謀發展，增強經濟的綜合國際競爭力。對外開放是中國外貿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推動中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因素[3]。

　　中國加入WTO后，履行入世承諾，中央集中清理了2 3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法規和政策19萬件[4]，徹底清除了與世界融合過程中的體制機制障礙。進口商品關稅總水平從2001年的15.3%降至2012年的9.8%。其中，工業品平均稅率降至8.9%，農產品平均稅率降至15.2%。同時，在其他非關稅措施方面，中國僅保留依據國際公約及WTO規則下為了保證生命安全和環境等實施進口管理產品許可證之外，自2005年1月起，對424個稅號產品的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和特定招標等非關稅措施全部取消。

　　在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方面，在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分類的160個分部門中，中國開放了100個部門，在金融、電信、建筑、分銷、物流、旅游和教育等眾多領域為外資企業提供了市場準入機會，開放范圍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5]。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先后在上海等地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海南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在北京作為服務業開放試點，集中對現有體制機制進行突破，尤其是在服務業領域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

　　推薦閱讀：《中國對外貿易》雜志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CPIT)、中國國際商會(CCOIC)主辦，于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領導下創刊，是新中國創刊最早的權威性經貿類英文雜志，讀者遍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