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鑒于美國政府于幾年前開展的“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行為，導致中美關系加劇惡化，不僅影響了兩國之間的傳統貿易，也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產生了重大作用。本文通過研究中美關系環境的情況分析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變化，并在關注新興產業發展的痛點同時，著重探討一下新興產業發展的路徑變革。

　　關鍵詞：中美經貿摩擦;新興產業

　　中美關系是中國外部環境發展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變量，中美經貿關系是雙方關系的重中之重。然而自2018年3月美國發布301調查報告以來，美國提出對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并將部分國內核心技術企業列入實體清單，中國也在此背景下制定貿易反制措施。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也影響了中美經貿領域。隨著美國不斷實施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精準限制舉措，中美經貿摩擦成為影響全球新興產業轉移格局的重要因素，在此條件下，分析新興產業這一具備原生動力的新經濟增長點對國內經濟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一、中美貿易摩擦新環境下新興產業發展呈現的特點

　　全球新興產業是各界長期關注的熱點問題，中美兩大經濟體在科技、經濟領域長期博弈也在新興產業轉移過程中有所體現，而科技作為驅動經濟社會增長的第一動力，也就此成為中美經貿摩擦最為關注的焦點。以科技為原動力的新興產業在中美貿易摩擦新環境下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新興產業上下游協同呈現從局部轉移到整體轉移的趨勢

　　從美國管制清單企業名單看，列入管制清單的中國企業主要為科技創新能力強的高科技企業，包括華為、海康威視、科大訊飛等具備行業領軍屬性的龍頭企業或者上市公司，這些企業在全球行業市場均占有較大份額。而隨著以美國為首的保護主義抬頭，與經濟全球化這一基本共識相違背。為了更好地規避國家間經貿摩擦的影響，現階段的跨國企業轉移越來越重視發揮其整體優勢，產業轉移從傳統的生產環節的轉移轉變為生產、流通、服務整個生產過程的轉移。另外，跨國公司為了提升企業資源配置效率，主動帶動和引導其上下游配套供貨商共同轉移到產業承接地，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二)新興產業的研發工作由全球協同轉為自主發展

　　產業轉移面臨知識產權等國際國內的規則制約。根據歷史經驗，發達國家依靠經濟先發優勢，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占有主導地位，也掌握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開始，維護國家安全也成為了在法律制度之外另一封鎖技術的理由。這些“隱形的屏障”一定程度限制了高新技術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進程，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隨著近些年的高速發展，產業結構也面臨著變革與調整，對新興技術的需求也迫在眉睫。為應對中美技術脫鉤的短期困境以及培育抵抗技術不足的長期風險，發展自主創新技術成為必然的選擇之路。

　　二、中美貿易摩擦新環境下新興產業轉移面臨的問題

　　中美經貿摩擦對新興產業轉移影響具有持續性和嚴峻性。中美貿易摩擦不可回避的原因之一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中美兩國經濟處于失衡的態勢，而中長期隨著中美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和經貿競爭性的增強，中美雙方在科技經濟領域展開競爭將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的新常態，這對中美間新興產業技術轉移是長期性的挑戰。

　　同時，另一不可回避的客觀條件是中國科技水平，尤其是底層的、基礎的科研水平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很顯著，如何在現階段解決這一難題不僅會對應對中美技術脫鉤這一嚴峻態勢起到關鍵作用，也會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產生長遠影響。

　　三、針對中美貿易摩擦現狀下發展新興產業的相關建議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現狀這一客觀條件，在發展我國新興產業應注重技術研發與配套基礎相結合的策略，具體如下：

　　(一)發展新興產業發展所必須需的基礎設施，建設“軟”“硬”雙輪驅動業態

　　回顧歷史，在二戰后經濟騰飛的德國、日本、韓國等經驗與教訓中，可以發現，國內基礎設施是約束產業轉移的重要條件。例如20世紀中葉的聯邦德國擁有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厚實的工業體系，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工業基礎，美國將產品和部分產業以及投資轉移至德日使得兩大國家如雨后春筍般順利發展自身工業，并快速進入發達國家序列。與此類似，隨著美國對日本的半導體及信息技術產業進行限制，韓國政府也在投入大量資金用于鐵路、公路電力和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并開始重視教育投資和研究開發，專門成立了經濟企劃院，負責經濟發展計劃和政策制定，從宏觀上為產業承接和發展指明方向，同時，不斷調整和完善外資政策，制定出臺《外資引進促進法》《外資引進法》，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提供了政策支持。

　　回到我國，在新興產業領域，我國擁有全球頂尖的互聯網企業、大數據資源以及消費習慣，但在工業等制造領域的數字化進展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早期，應加緊“軟”“硬”兩方面的基礎設施工作。

　　“軟”方面，應投入建設懂國際規則、懂地緣政治的高精尖人群，通過頂層設計與政策制定努力推進新興產業落地，避免好的政策停留在“空中樓閣”階段。“硬”方面，應加強新興科技產業的協同作用，尤其是大型央企、上市公司，應當抱有開放的心態，在制定行業標準、賦能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方面做出表率，而不拘泥于短期的財務指標。

　　(二)把握關鍵核心技術并加強技術攻關能力，注重成果轉化效率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發達國家在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有著豐富的經驗和顯著的成果，其原因之一在于高校、政府與產業之間的溝通成本、協同效率都具備領先水平，尤其是尖端技術的應用方面，從原始創新到成果孵化，由產品推廣到資本運作，可以說有完整一套的成熟模式。

　　我國目前急需打通高校與產業的“隔離墻”，鼓勵高校走出象牙塔，培養懂科研和產業的“翻譯”人才，鼓勵國有投資平臺和產業投資方聯合成立專業化的新興產業領域投資機構。基于北京高校云集，科研技術水平高的特點，對于高校孵化的技術轉化為產品、產品轉化為商品的動力強勁，但由于其轉化過程有著周期長、風險高的特點，普通投資機構參與意愿不強，銀行等金融機構也無法在合規范圍內給予足夠的資金支持。因此，為加強風險控制，合理提供資金支持，可建立“高校-政府-產業投資方”的合作機制，高校提供原始技術孵化項目，政府平臺提供政策優惠服務，產業投資方提供商業化協同助力，加速項目孵化速度，具體可通過聯合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發起設立專項基金等形式，對擬孵化項目進行投資。

　　四、小結

　　新興產業的發展要以自我造血為主，這需要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在提升科學精神、樹立自主創新信心等方面需要加強基礎教育，這樣才能更好加強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建立完善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財政投入增長機制。而在發展新興產業的過程中，要引導有條件的地方、高校、企業加大對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投入，并且要基于長短結合、可持續的視角完善發展新興產業的路徑。中美貿易摩擦既是一次挑戰，同時也是對國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次提醒，要從容應對，有的放矢，更要高瞻遠矚，未雨綢繆。

　　參考文獻

　　[1] 1.史長寬，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及對策，中國流通經濟，2019.6

　　[2] 黃純輝，戰略性新興產業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策略分析，對外經貿實務，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