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是人口、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集合，經濟活動在城市中制造繁榮并使之持續。城市增長聯盟理論是全球化激烈競爭環境下城市政府與某些能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資本力量結合的一種城市增長聯盟。本文以城市增長聯盟為理論視角，以北京市為例，討論中國城市的發展從計劃到市場、融入世界體系的歷程中如何體現“城市增長理論”，同時又具有中國特色社會制度的規劃的特殊性。首善之都北京是我國城市變遷的一面鏡子，研究它如何在實現良性增長的同時維護弱勢群體利益具重要的啟發性意義。

　　關鍵詞：城市發展;北京市;增長機器

　　一、城市增長理論及其發展

　　(一)城市增長理論的起源

　　《都市財富-空間的政治經濟學》于1987年出版，作者為約翰.R.洛根和哈維.L.莫洛奇，兩者分別提出“空間”分析概念與“增長機器”理論，贏得了社會科學諸多榮譽并對城市空間經濟變遷研究產生了跨學科影響。

　　概括來說，作者們對“空間”進行了具體的定義，并以“空間”必不可少、不會消逝、巨大的利益關聯性，發揮其居住生產的使用價值與能夠購買、租售獲取利潤實現交換價值來區別“空間”與一般商品的不同，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學說“市場決定論”與價值中立研究觀念。與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分析對城市活動參與者進行數量有限的對立階級劃分不同的是，作者們通過各不同主體“社會、經濟制約條件對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追求”劃分出了結構投機者、積極的企業家、偶然的企業家、政府、社區組織、地方媒體、公共事業部門、政治家、輔助玩家等不同行為主體。同時，兩位作者更多地強調研究需要關注社區傳統、不同的關聯行動者的制約條件、態度和行為取向。

　　作者們通過對美國縱向、橫向城市發展案例分析，得出城市是“財富增長機器”的結論。不同的社會群體對于交換、使用價值的占有層面的差異造成社會的空間分層，不同群體對作為“空間”的居住社區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博弈也不同——總而言之富人相比較窮人更能從博弈中維護自身利益。追求價值也導致了妥協，“為了拯救所在的鄰里，就必須破壞鄰里的至少一部分”。作者指出政府總是有意無意的參與推動增長的活動，規劃事實上就是一個直接影響著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政治過程。在增長主義的影響下，世界出現增長機器去地方化、空間分層在國際和本土兩個層面上形成進一步的新的分化的情形。作者們同樣將中國的城市現象進行了分析。

　　(二)中國城市增長理論研究發展

　　隨著中國城市發展實踐中對于城市治理理論的迫切需求，中國學者對城市增長機器理論越發重視。以吳縛龍學者為代表的早期增長理論研究強調了我國政府主導下的促增長聯盟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關鍵作用，肯定了增長理論的適用性。

　　羅小龍、沈建法等學者在江陰經濟開發區靖江園區研究中指出了民眾作為弱勢群體在政策與土地所有制下被動參與增長過程中導致的“反增長聯盟”的形成，反增長在增長主義下造成負面影響逐漸受到重視。在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具體城市增長與反增長案例的研究中，我國學者進一步對其進行深層次的發掘，發展了城市增長理論。

　　學者陳浩等以南京老城南事件為實例，在分析城市增長理論淵源中反增長政治的基礎上，研究西方社會城市開發案例中反增長政治行為，以大量案例研究為基礎的前提下指出，增長主義在西方城市治理中的霸權地位不在，而倡導“慢增長”的反增長政治影響力越發關關鍵。學者們在論文中以西方反增長政治的基本特征(發起反增長行為的目的)、參與主體、干預政策過程達到反增長目的的措施與其不足之處與中國城市現象進行對比，肯定了增長聯盟模型在轉型中國的適用性，分析了我國具體背景下的參與者及其作用機制與西方的異同，從我國“地區性”維權群體在基于理念認同與共同目的下組成的“聯盟”形成、對抗、協調、消弭的過程中對反增長再認識，得出其既是挑戰，也是中國城市規劃與實踐機遇的結論。

　　二、城市發展與規劃變遷：以北京市為例

　　北京市是中國的首善之都，表現出的中國城市規劃在反映中國城市增長歷程上具有典型意義。

　　(一)1949年至1978年北京市規劃變遷

　　建國之初，北京市主要是作為行政中心執行行政職能。此階段拓寬了東西長安街，擴建了天安門廣場，并建設了人民大會堂等代表性工程。中央把北京的功能定義為“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北京市應該是一座工業城市。《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針對古風建筑提出“拆、移、改建，區別對待”的意見;同時提出加快舊城改造速度的指令。

　　20世紀50—60年代，由于財力問題，改造了大批朝向隨意，格局極不合理的低標準簡易樓。推行了“推、接、擴”即將原有建筑外推、接蓋、擴大。這時期舊城興建了一大批街道工廠，多是以見縫插針的形式，工居混雜，給城市造成很大負面影響。60—70年代新增住宅房屋建設面積較少，質量較低，同時由于人口較快增長，人均住宅面積僅為3.9平方米。

　　直到1973年以后，重新開始城市規劃，在舊城中心區域拆除約270萬平方米舊房，新建了1 100萬平方米房屋。城市定位忽視了第三產業發展。隨著不合理的發展理念，城市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北京舊城環境惡化、建筑老舊、交通公共設施承載力不足問題越來越嚴重。

　　(二)1978年至2010年北京市規劃變遷

　　經過十年動亂，城市建設處于相對停滯狀態，返城高峰使人口數量快速上升，各方面需求對城市空間提出挑戰。

　　1983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再次發揮作用，北京城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受到重視，景觀走廊和傳統風貌得以受到保護，城市容積率和建筑高度也得到控制，國務院對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做出的十條批復中明確指出：“北京城鄉的繁榮與發展要服從和服務于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要求。工業規模要嚴加控制……等適合首都特點工業”。城市功能優化配置與工業外遷，典型表現為首鋼搬遷與否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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