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但是近些年來，一體化發展緩慢，缺乏切實可行的合作思路和機制，進而導致了三地之間產業同質化嚴重，競爭惡性循環，地區發展懸殊等問題。此次，黨和國家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升到國家級發展戰略的高度，主要目的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促進京津冀地區在產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協同發展，彌合三地社會經濟發展鴻溝，打造北方發展新引擎。但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仍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關鍵詞：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發展

　　一、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政策解析

　　2014年2月26日，在聽取有關京津冀三地協同發展的工作匯報后，習近平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即為了使京津冀三地能夠更加平衡發展，彌合彼此之間的發展鴻溝，使三地協同發展共同成為中國北方發展的新引擎，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上升為新的國家級發展戰略。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考核體系和政績衡量標準都是以GDP作為關鍵考核指標，京津冀地區也不例外，在這一指標的驅使下各地均以各自的利益與需要為出發點，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雙重封閉：對內，三地都有各自突出的比較優勢，但由于彼此之間互補性差，使三地一直處于競爭多、合作少，獨行多、聯動少的整體發展態勢;對外，京津冀一體對外開放并進行思路與機制尚未形成[1]。這種分割和封閉，不僅導致京津冀三地產業同質化日益嚴重，陷入競爭的惡性循環，而且還帶來了區域環境的逐步惡化、“城市病”滋生、地區發展懸殊等問題，導致區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下降，競爭力也遲遲得不到提升[2]。因而改變京津冀三地發展“各自為政”的狀態，是京津冀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從短期來看，這一國家級發展戰略將有助于京津冀三地發展壁壘的消除，加強其協同合作，走出相互競爭的陰影，營造三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良性局面，以改變“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飽、河北吃不著”的尷尬局面，從而打造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從長期來看，該戰略將有利于中國南北發展差距的縮小，打造中國北方包括東北地區發展的驅動力量，為未來中國以創新為觸發點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引擎，并促進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目標的最終實現。

　　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各自擁有的獨特地緣優勢是京津冀協調發展戰略得以制定的有利條件。首先，在地理位置和空間分布上，三地具有整體性，即彼此地域相連相接。河北省有較大的區域面積，并且環抱北京和天津，能夠為北京、天津兩地的產業轉移、人口流動等提供充足的腹地資源。而天津是除北京以外，北方唯一的特大城市。其次，在中國目前僅有的四個直轄市中，只有京津兩地距離最近，僅120公里。在整個京津冀僅有的22萬平方公里范圍內，有兩個超千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并存。與此同時，在地理位置上，天津靠海，并且有著條件較好的港口，這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向外擴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對外窗口，三地的出口貿易增長率也將由此提升。北京位于河北腹地中心，離天津也較近，其資源輻射面較廣。

　　除此以外，京津冀三地擁有的優勢互補資源也將是京津冀協同戰略不斷推進的動力。北京除了作為首都而擁有得天獨厚的政治資源優勢外，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也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心。以北京朝陽區為例，截至2018年9月，已經有120余家跨國公司總部進駐，其中囊括了近71家來自美、日、英、德等國的世界500強，近十年來的落戶年均增長率達33%[3]。2016年全國金融業法人單位總數為122516家，北京有4972家，上海為2482家。由此可以說明在經濟資源方面，北京相比河北、天津有著更大的優勢。河北省擁有豐厚的礦產資源、多種工業原料、巨大的水資源儲藏量和多種農產品等，是京津兩地長期的資源供應地[4]。天津有較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并且一直與北京有較強的聯系，同時靠近海洋，具有建立對外貿易港口的巨大優勢。由此可見，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將很好地糅合三地優勢資源，打破彼此之間的發展與合作藩籬，加強協作，從而形成京津冀的發展優勢。

　　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主要目的

　　(一)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首都功能指的是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擁有天然的政治優勢和國家層面的政治功能、外交功能等。但首都功能的發揮和維持城市自身運轉都需要一部分必不可少的非首都功能，但一些冗余功能，如對首都功能支持作用不足、超出城市自身需求的功能，也需要被疏解[5]。北京作為產業、社會服務等各項功能較為完備的城市，其所附帶的城市吸納功能也較強，如吸納就業、人口集聚等功能。[6]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人口流動性急速提高，北京得天獨厚的優勢不僅吸引了眾多國際和國內具有影響力的公司落戶，而且還使大批外來務工人員來此工作安家。如圖2所示，北京近20年來年末總人口從1997年的1092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363萬人，人口增長了近四分之一。過快的人口增長使得北京人口承載力逐漸超出紅線，非首都功能不斷疊加并逐漸超出城市的需要，環境污染、交通擁堵、人口擁擠、住房緊張等“大城市病”日益嚴重，并且正在對北京首都功能的發揮產生不利影響。除了人口過多導致北京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病以外，不合理、不科學的城市規劃也使得北京的“城市病”難以治理。北京不合理的空間結構，綜合承載力不足，主要功能都集中在僅占北京面積21.3%的中心城區，承載了北京70%的經濟產出，77%的消費以及80%的服務業，而郊區郊縣的發展卻不足;除此以外，由于對特大城市發展及其規律了解不透，認識不足，中心城區與衛星城之間的距離太近，從而形成了“臥城”現象[7]。由于城市規劃和建設速度趕不上北京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的速度，更嚴重的是形成了規劃跟著發展跑的不利局面，北京城市的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城市病”愈加嚴重。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將北京過于集中的資源以及承載的過多非首都功能進行合理再分配，使北京的發展逐漸變成為一種區域發展。

　　(二)促進京津冀地區產業協同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能夠得以最終實現的核心就在于促進三地產業的協同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說，京津冀這三大主要地區之間產業協同發展水平的提高，將對整個區域產業水平及競爭力的提高產生聯動作用。因此，在產業協同發展方面，三地也需要完成三個關鍵任務。就北京而言，要改變其產業過多、過于集中的現狀，疏解各種非必要的非首都功能，從而“治療”北京極其嚴重的“大城市病”。就天津而言，要改變其與周邊地區存在的較為嚴重的同質化競爭且產業競爭力相對較弱的結構性矛盾局面。就河北地區而言，要提升其經濟發展水平，縮小與北京和天津兩地在各方面發展之間的差距，最終彌補產業差距，實現產業合作，助力產業整體競爭力的增強。

　　就產業協同來看，改變京津冀產業的同質化是關鍵一步。其同質化的主要表現是：北京和天津產業結構有較高的相似度，尤其是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同構化超過90%;以工業制造業為典型的第二產業是京津冀三地同構化的“重災區”。[8]換句話說，同質化的產業發展使得三地之間長期處于一種惡性競爭，從而削弱了三地發揮各自優勢和進行協同可能性。

　　但京津冀三地擁有的產業優勢和資源，也使其實現產業互聯互通成為可能。北京應充分發揮首都優勢，利用人才、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優勢，重點發展高精尖產業，為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打造創新源頭;天津應充分利用自身在港口和物流方面的優勢，發揮輻射作用，成為京津冀一體發展過程中實驗和制造創新產品的基地;河北應以自身的資源優勢和產業作為基礎條件，發展成為京津冀協同體的產業化基地[9]。三地應該充分認識到各自的發展優勢，即北京可憑借自身較好、較完善的城市功能、產業資源和創新環境，成為區域發展的“領頭羊”;天津在被國家認定為直轄市之后，其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產業基礎良好，能夠成為產業協同發展的中堅力量;而河北地區雖然產業基礎較差，創新水平較低，但是河北有較多的工業資源、農業資源等，能夠成為區域協同發展的后起力量。因此，這一協同戰略要根據京津冀三地的具體情況，對其產業進行科學合理的分工定位，最大化地促進區域產業協同發展，從而改變三地之間經濟發展的巨大不平衡，縮小彼此之間的差距，減少區域沖突，加強彼此之間的產業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從而成為中國北方的最具活力和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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