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財政分權提升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是促進我國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以2009-2017年中國內地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將政府創新意識作為中介變量，運用超效率-DEA方法對我國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進行測算，并基于測算數據使用改進的中介效應模型，實證研究財政分權對我國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表明：從全國看，我國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總體偏低，地區差異明顯，政府創新意識會在財政分權影響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時起部分中介效應;從分地區看，政府創新意識在財政分權對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時所起的中介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起部分中介效應，中西部起完全中介效應，這是因為地方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與地方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創新意識的增強緊密相關。

　　關鍵詞：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財政分權;中介效應

　　一、引言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科技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各國紛紛加大科技資源的投入，科技資源正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從一般公共資源配置的競爭上升為科技資源配置的競爭。為提高我國科技水平，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強化我國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科研、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新時代對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也是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準則，新時代這些要求的實現內在地決定了高質量發展必須是效率和質量導向，體現質量第一、效率優先(金碚，2018)。同樣，推動我國基礎科研由過去粗放式的發展方式轉變為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率的發展方式，是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的實質。也就是說，基礎科研的高質量發展包括質量和效率兩個層面的提升，而效率的提升涉及基礎科研創新資源配置、創新機制等多個方面，其中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是重要方面。基礎科研資源是科技資源的關鍵組成部分。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不僅是一個國家基礎科研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凱華等，2017)，還是促進國家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的關鍵(Castellacci和Natera，2013)。因此，探尋提高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路徑，對于促進中國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如何在財政分權背景下，通過提高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促進我國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從公共物品理論看，基礎科研作為一種非經濟性公共物品，政府應為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創造制度環境(郭晶，2002)，而財政分權制度以提升公共物品資源配置效率作為理論出發點(Tiebout，1956)，對于我國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發揮著重要作用。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后，基于財政收入來源進行源頭分配，發揮了中國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中的效用。Tiebout(1956)從理論層面上論證了財政分權制度下政府行為能對公共資源效率配置產生影響。Oates(1972)認為地方政府對地方信息掌握的程度較高，能通過明確地方創新主體提高分配的科學性，從而達到對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可見，目前不少研究已經證明了財政分權有利于改善公共物品尤其是經濟性公共物品的資源配置效率(張軍等，2007)，但對于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尚無定論。按影響結果劃分，不同地區政府對地區應實施得政策也不同(鄧悅，2014)，許樹華和顧麗姝(2013)認為財政分權程度的提升，能對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資源配置效率產生促進作用，而傅勇(2010)則持相反觀念，認為財政分權程度的提升，會對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資源配置效率產生削弱作用。雖然研究結論尚未統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財政分權會對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資源配置效率產生影響，只是其中存在需要我們亟待發現的影響機制或路徑，這對于揭示我國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言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本文創新之處在于：從理論上看，首次利用中國內地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基于改進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試圖從政府創新意識視角探究全國和分地區維度的財政分權與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關系，從而為彌補現有研究中缺乏財政分權與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內容提供補充。從現實看，本文的研究結論可為政府在財政分權背景下，通過提高創新意識而提高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完善我國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的機制提供有益借鑒。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綜述與本問題相關的已有研究;第三部分運用超效率-DEA的方法測算2009-2017年我國內地31個省市的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數據，并對當前我國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現狀進行分析;第四部分基于第二部分的研究假設和第三部分測算的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數據，選取政府創新意識作為中介變量，運用改進的中介效應模型，就全國和分地區維度的財政分權對我國基礎科研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第五部分總結本文的主要發現，并對各省市提升基礎科研資源配置效率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意見。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基礎科研資源相關研究概述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基礎科研被視為由科學家個人興趣和好奇心所推動而開展的研究活動。因此，應由“看不見的手”來進行基礎科研資源的配置。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其社會功能日益增強，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依據。而隨著科學研究范圍的增強，科學研究出現復雜性、綜合性、學科交叉性強的特點，需要政府發揮“調控”作用，進行基礎科研資源的有效配置。根據國內外現有研究，可將對基礎科研資源的考察分為基礎科研投入和產出績效、影響基礎科研經費的因素兩個方面：(1)基礎科研投入和產出績效：Nelson(1959)認為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投資是一種對“公共物品”的投資，最直接的成果產出是新的知識，這種新的知識可以被社會成員無成本地使用，從而推動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并且在某學科領域出現新知識后還可以繼續進行該領域的探索，帶動學科發展。也有學者(Griliches，1957;Mansfield，1995;Scherer，1982)指出在進行基礎科研活動的過程中會產生溢出效應，產生新知識、新信息，所以應該將溢出效應也納入基礎科研產出進行考量。(2)影響科研經費的因素：蔣岳祥等(1998)認為在綜合性大學里，決定基礎科研經費獲得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校具有高級職稱人數和以往獲得科研經費的記錄。張光等(2007)通過實證研究表明，我國教育部直屬重點院校所獲得的自然科學基礎科研經費的多少受院校的杰出人才規模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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