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互聯網企業對人才的競爭也愈發激烈，股權激勵作為我國上市公司激勵、挽留人才的常用工具，也被廣泛應用在互聯網企業中。從股權激勵要素特征的角度出發，對《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中在2006—2020年實施過股權激勵計劃的25家互聯網企業實施的65項股權激勵計劃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目前我國互聯網企業在實施股權激勵時主要以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兩種模式為主，激勵對象更傾向于核心技術及業務人員，激勵額度整體偏小;同時股權激勵計劃在行權條件和激勵期限的設計上偏向于“福利型”，存在多期股權激勵計劃同時實施的現象，并從股權激勵的方案設計角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互聯網企業;股權激勵;特征分析

　　0 引言隨著現代信息科學技術和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互聯網+”、5G等新興詞匯不斷涌出，互聯網在我國的覆蓋范圍也不斷擴大。高比例的互聯網普及率和龐大的互聯網民群體規模進一步推動著我國互聯網經濟的快速擴張和發展。根據工信部發布的《2020年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運行情況》中的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我國規模以上的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企業總計實現業務收入12 838億元，同比增長12.5%，累計實現營業凈利潤1 187億元，同比增長13.2%，整體仍保持著較高的年均增速。可以看出，我國互聯網經濟整體實現較快發展，上市企業市值普遍呈增長態勢，互聯網經濟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不斷增強，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企業相較于其他企業具有高技術、高成長、高風險和高收益等特性，在經營上更加側重于研發和運營方面，以人力資源為主導，因此核心技術人才是互聯網企業發展的關鍵之一。如何保障企業內部人才不流失，并不斷吸收外來人才，進而提高自身的研發能力，成為當前互聯網企業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重要考驗之一。股權激勵是我國企業吸引、培養人才的常用方式，可以改善企業文化，幫助企業實現快速發展，因此也被廣泛應用在互聯網企業中。股權激勵計劃主要由激勵模式、激勵對象、激勵額度、行權條件和激勵期限五大要素特征構成。本文研究的互聯網企業是指廣義互聯網企業，即以信息化和互聯網絡技術作為其發展的核心，利用互聯網平臺獲取收入的企業[1]，涵蓋多個行業，范圍廣。文章將對我國實施過股權激勵計劃的互聯網企業進行研究，通過對其實施的股權激勵計劃的要素特征進行分析，從而發現我國互聯網企業股權激勵的特征，并對我國互聯網企業未來制定和實施股權計劃提供有利的建議。

　　1 股權激勵總體實施情況分析考慮到未上市企業的財務數據以及具體的股權激勵計劃難以獲取，將主要針對在我國A股市場上市的企業進行研究。為此，對我國互聯網企業進行了如下的篩選，首先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境內外互聯網上市企業總數為147家;其次剔除掉在海外上市的企業，并結合中國互聯網協會和工信部信息中心2018年和2019年聯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名單，可以發現有39家互聯網企業在A股上市;而以國泰安數據庫統計的2006—2020年各公司的詳細公告，可以發現其中有25家互聯網企業通過股東大會并發布的股權激勵計劃。因此以這25家在我國A股市場上市的互聯網企業為樣本企業，研究我國互聯網上市企業股權激勵計劃的實際情況，并通過對這些企業股權激勵計劃的要素特征進行分析。從2006年起，截至2020年12月，這25家樣本企業總共實施了65項股權激勵計劃，其中18家企業實施了多次股權激勵計劃，7家企業僅實施了一次。現將這25家互聯網企業股權激勵計劃的詳細數據整理見表1。

　　而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股權激勵方面法律法規的日益完善，使我國上市企業實施股權激勵得到了經濟和法律的保障。因此在2010年后，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互聯網企業數量不斷增多(如圖1所示)。

　　如圖2所示，大部分樣本企業都屬于信息技術服務業，即服務層互聯網企業，但其中也包括基礎層互聯網企業如浪潮信息和終端層互聯網企業如騰邦國際和蘇寧易購等。同時，隨著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互聯網企業數量逐年增加，所涵蓋的板塊和類型也不斷增加，由最初主要由終端層互聯網企業實施股權激勵逐漸涵蓋整個廣義互聯網企業的范圍;由最初只集中于主板上市的互聯網企業逐漸擴大到各個板塊。實施股權激勵的互聯網企業規模范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中小規模的互聯網企業也開始積極地實施股權激勵，以期能夠提高其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內外市場中的實力。整體來看，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互聯網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互聯網企業整體中實施過股權激勵互聯網企業占比不斷上升。

　　2 股權激勵模式分析激勵模式是股權激勵計劃的載體。國外學者PINTO(2014)[2]認為不同激勵模式會帶來不同的激勵效果。目前，國內外上市企業中應用比較廣泛的股權激勵模式有以下九種：股票期權、模擬股票購買計劃、長期業績獎勵、公式股票計劃、業績股票、股票增值權、限制性股票、員工持股計劃、管理層股票購買計劃。我國上市企業主要選擇的模式為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權、員工持股計劃等，而在互聯網企業中則更多選擇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和兩種模式的混合三等模式，截至2020年12月，通過對25家樣本企業發布的65項股權激勵計劃進行匯總后發現其中29項為股票期權模式，25項為限制性股票，10項為兩種模式的混合，還有1項為股票增值權。25家樣本企業中有14家的所有激勵計劃僅使用了一種激勵模式，另外11家企業則混合使用。為了更直觀地看出樣本企業股權激勵模式的變動情況，文章以圖3的形式列出。

　　通過圖3可以看出，盡管我國互聯網企業最早在2006年便有用友網絡和鵬博士實施過股權激勵計劃，但在之后幾年，互聯網企業對實施股權激勵呈觀望態勢，且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實施股權激勵的互聯網企業數量減少，直到2010年互聯網企業才再度開始積極實施股權激勵，而在2011年以前，互聯網企業在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時主要選擇股票期權，這主要是受到諸如許娟娟、陳志陽(2019)[3]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股票期權對于提高上市企業業績層面的積極作用最大;而隨著多家互聯網企業對股權激勵計劃的實踐，發現限制性股票的成本低于股票期權，且對人才的約束性更強，因此在2011—2017年期間，互聯網企業激勵模式的選擇開始趨向于限制性股票;而正如王鑫、馬景晨(2017)[4]提出股權激勵計劃設計可以探尋多種類型混合，在2013年用友網絡采用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的混合模式后，越來越多的企業也開始使用這種方法，將激勵的對象區分開實施不同的激勵模式，滿足不同激勵對象的不同需求。股票增值權由于并非直接賦予激勵對象股票，而是授予相應的股票溢價收益，因此這種模式往往需要企業的現金流充裕，該模式僅在2014年由東方明珠所使用，但后續因東方明珠在2014年6月發生重大資產重組而使得方案取消，實際并沒有執行。可以看出，目前我國互聯網企業采用的股權激勵模式主要集中在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2種模式，其他模式更是幾乎看不到。整體來看，目前我國互聯網企業選擇股權激勵的方式較為單一，在進行股權激勵計劃設計時主要選擇股票期權模式與限制性股票2種模式，且目前更傾向于使用限制性股票模式。

　　3 股權激勵額度分析激勵額度是指股權激勵計劃中用于激勵的標的股票數量，其計量更強調相對數，即激勵股權占總股本的比重。文章對25家樣本企業實施的65項股權激勵計劃進行匯總后將激勵額度劃分為1%以下，1%～3%，3%～5%和5%以上4個等級，見表2，互聯網企業的激勵額度大部分在1%～3%這一等級內。

　　EVGENY KAGAN(2019)[5]發現績效會隨著激勵力度的增大而提高，即較高激勵額度會相應的給予激勵對象較高行權收益的誘惑，使得激勵對象會為了更好地達到行權條件而更加努力。但如馬娟和萬解秋(2014)[6]發現，公司的盈余管理會隨著激勵額度的提高而帶來成本的提高，過高的激勵額度不僅會提高企業盈余管理的投入成本，還會降低企業未來的經營發展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者們普遍認為激勵額度的設定和公司經營業績之間呈“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即企業的股權激勵額度應當是存在一個最優值，當激勵額度超過最優值后，管理層就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實施機會主義行為導致激勵產生負效應，因此要設定一個合理的激勵額度以使激勵效果最優化。但目前各樣本企業間激勵額度的差異較大，如用友網絡2018年8月發布的股權激勵計劃中激勵額度只有0.07%，而騰邦國際于2019年6月發布的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額度卻達到了9.16%。說明我國互聯網企業并沒有掌控一個合適的股權激勵額度來發揮股權激勵的效果，在制定股權激勵額度時往往是參照往年或其他企業股權激勵的額度和激勵人數等影響，沒有考慮最優水平。同時考慮到互聯網企業積極實施股權激勵計劃以求吸收和保留人才，通常認為其激勵額度會較高，學者們在研究時也往往考慮的是過高的激勵額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結合前文研究發現，互聯網企業的激勵額度大多集中在1%～3%區間內，只有少數企業的激勵額度超過了5%。這主要由于互聯網企業整體的資產規模偏小，無法承受高額股權激勵額度帶來的激勵成本壓力，過高的激勵額度反而會影響互聯網企業的經營業績。因此可以發現，我國互聯網企業目前在制定股權激勵計劃時受資產規模等因素的影響，設計的激勵額度較低，且并沒有掌握一個合適的水平來發揮股權激勵計劃的最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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