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資本變化構建了教育人力資本結構，同時，基于新發展理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核算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探究教育人力資本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有利于實現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尤其以東部地區更加顯著;在處理內生性問題和穩健性檢驗后，結果仍然成立;教育人力資本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分指標，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機制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是通過促進技術轉型升級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其政策含義是，國家應繼續實施“優先發展教育戰略”，注重高級人才的培養及引進實踐證明，不同地區只有搶占人才高地才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教育人力資本結構;技術轉型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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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從2011年第三季度開始，經濟增長率出現下滑，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蔡防(2017)認為，中國經濟本身就存在問題，其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在穩增長的基礎上應當追求經濟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途徑。因此，不僅要重視量的發展，更要關注質的變化，在穩增長基礎上注重質的大幅度提升。我們的關注點也應該從單純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轉向經濟高質量發展。

　　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有許多，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學術界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同(Schultz T W，1961)。大量的研究關注人力資本數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暗含了一個不盡合理卻十分方便的假設：不同質的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是完全和對稱的(黃燕萍等，2013)。然而這一不合理的假設缺乏對人力資本深層次的理解。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教育人力資本結構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低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不斷下降，高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持續上升。與此同時，隨著人口增長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的優勢日趨減弱。因此，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單純關注人力資本的數量而忽視人力資木的質量結構并不能準確地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那么，教育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是否也促進了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結合中國經濟增長以及人力資本的變化，木文重點分析教育人力資本結構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木文運用1997-2016年面板數據，基于五大新發展理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核算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同時，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資本占比度量教育人力資本結構，考察教育人力資本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教育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可以顯著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且尤以東部地區顯著。在細致處理異常值、內生性問題以及改變教育人力資木結構核算方式之后，上述結論仍然穩健。我們還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分指標進行了估計，結果顯示，教育人力資本結構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都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最后，本文進一步對其中的影響機制進行考察。我們發現，教育人力資木結構高級化通過促進地區技術轉型升級以實現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與既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在劉智勇(2018)等人對人力資木結構測度方法的基礎之上，將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進行更細致的劃分，并且用兩種方法更加準確地測度了教育人力資本結構指數。同時，本文從五大新發展理念視角出發，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了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核算了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2)基于以上變量的測度，本文首次從教育人力資本結構的視角探索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高質量發展五個分指標的影響，以驗證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3)木文的研究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既有助于從人力資本結構視角理解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有助于為教育優先和技術優先發展戰略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同時，也為不同地區搶占人才的現象提供了經濟學理論解釋。因此，實現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時，要充分考慮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以及合理化的重要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人力資本結構與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歷來都是經濟問題研究的重要領域。國內外已有文獻主要從人力資本“量”和“質”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即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人力資本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羅默(1989)認為，人力資本存量會影響知識創新能力，進而影響技術進步率，從而決定經濟增長率。國內一些學者也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從人力資本存量的視角考察了人力資本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并且得出人力資本存量越多越有利于實現地區經濟增長的結論(岳書敬和劉朝明，2006;雷鵬，2011)。

　　舒爾茨(1961)認為人力資本的“質”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地區經濟增長的差異是由人力資本結構而非人力資本本身所造成。已有關于人力資木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文獻打破了不同質的人力資本之間完全替代的關系，將人力資本結構依據不同標準分為以下三種衡量方式：一是將不同受教育年限的人口占比作為人力資本結構代理變量，即人力資本按照高級、中級、低級進行分類(黃燕萍等，2013;廖楚暉和楊超，2007;陳釗等，2004);二是將人力資本結構用勞動者所擁有的技能進行分類，即一般型、技能型和創新型人力資本或者分為企業家人力資本、專業人力資本和普通人力資本三種(胡永遠和劉智勇，2004;劉榆等，2015;郭志儀和楊驍，2010);三是在比較不同國家間或者一個國家東、中、西部的人力資本差異時，一些研究者利用受教育年限法計算地區人力資本，然后通過測算教育不平等的基尼系數核算人力資木結構指數(Castello&Domenech，2002;李秀敏，2007;魏下海和李樹培，2009;楊俊和李雪松，2007;Thomas et a1，2001)。前兩種人力資本結構衡量方式沒有將人力資本結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而是將人力資本依據不同的標準分為不同種類，分別考察不同種類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與此同時，利用基尼系數測算的人力資本結構指數的實質是反映國家間或區域間教育不平等的指數，與本文所要考察的人力資本結構并非一個概念。因此，本文借鑒劉智勇(2018)等人從整體考慮各級人力資本相對變化，并將人力資本的不同層級進行更細致的劃分，通過向量夾角公式構建了教育人力資本結構指數。

　　以上有關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文獻，大多考慮人力資木結構對經濟增長“量”的影響，相對忽視了對經濟增長“質”的提升。部分文獻考察人力資木存量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其中經濟增長質量用全要素生產率進行衡量，并且得出人力資本存量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Islam，1995;王志剛等，2006;許和連等，2006)。與此同時，已有文獻考察人力資本結構對產業結構升級(孫海波等，2018;張國強，2011)、對縮小收入差距的影響(趙芳等，2015)、對創新的影響(紀雯雯等，2016)以及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姚旭兵等，2017)等。以上文獻中的產業結構升級、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創新和新型城鎮化的實現也是經濟增長“質”的體現。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為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應該將關注點轉向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關高質量發展的實證研究相對較少，一般是將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代理變量，并且使用全要素生產率度量經濟增長質量情況(林春和孫英杰，2017;王群勇和陸鳳芝，2018)。然而，單純考慮經濟增長質量遠遠不及經濟發展的概念(鈔小靜和惠康，2009)，經濟發展不僅強調經濟增長，也關注與其相關的方方面面，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產業結構升級、城鄉收入差距、創新、城鎮化水平等等。因此，本文基于新發展理念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并利用數據測算了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本文首次考察人力資本結構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通過以上文獻的總結，我們不難提出以下可以被驗證的假說：

　　假說1：人力資本結構越高級越有利于實現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教育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及其機制分析

　　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的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創新作為新動能開始蓄勢待發。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又離不開技術轉型升級。已有文獻表明，技術進步正在逐漸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未來是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王立國和高越青，2012;付才輝，2015;徐文舸和龔剛，2015)。

　　然而，技術轉型升級的實現又是以高水平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廖楚暉和楊超(2008)在研究人力資本結構與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文獻中提出，低水平人力資本結構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進而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朱承亮(2009)等以每萬人口在校大學生人數來衡量人力資本存量，并且發現人力資本增加會顯著提高技術效率。顧婷婷(2016)等認為合理的人力資本結構對企業技術創新至關重要。同時也有研究表明，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彭國華，2007;Jerome et al，2006)。

　　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在于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經濟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途徑。木文從勞動力的供給側考慮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以上文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人力資木結構越高級，創新型人才越多，越有利于實現技術轉型升級。同時，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之下，技術轉型升級必然帶來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可以被檢驗的假說：

　　假說2：人力資本結構越高級越有利于技術轉型升級，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變量、模型與數據

　　(一)教育人力資本結構的度量

　　木文借鑒劉智勇(2018)等人測度人力資木結構高級化的思想與方法，采用向量夾角來測度不同年份人力資木結構。

　　首先，根據就業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構建人力資本空間向量。本文借鑒紀雯雯和賴德勝(2016)以財政承擔力度形成的教育層級結構作為劃分人力資本結構的依據，將人力資本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為義務教育階段、高中教育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包含專科、本科和研究生)三類，構建三維的人力資本空間向量X0=(x0，1，x0，2，x0，3)。

　　其次，選擇單位向量組X1=(1，0，0)、X2=(0，1，0)、X3=(0，0，1)作為基準向量，計算人力資本空間向量X0與基準向量X1、X2、X3的夾角θj(j=1，2，3)：

　　其中，xj，i表示基本單位向量組Xj(j=1，2，3)的第i個分量;x0，i表示向量X0的第i個分量。

　　最后，木文通過變異系數法和賦值法兩種方法確定夾角θj的權重，并將所有夾角加權求和，計算人力資木結構指數：

　　我們以θ1為例，由式(1)可得：

　　由于反余弦函數是單調減函數，因此，由式(3)可以直觀地得出：義務教育階段人力資本占比x0，1的值越小，相應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占比x0，2、x0，3越大，則B越大，相對應的人力資本結構(Hstruc)指數越大，人力資本結構越高級化。與此同時，當兩個地區θ1的值相同或相近時，他們之間的人力資本結構也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僅考慮某一類人力資本的影響(θj)難以準確刻畫人力資本結構。因此，本文對各類人力資本的影響(θj)進行加權求和以區分不同地區的人力資本結構。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度量

　　以往的研究更多關注經濟增長質量，并且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別從經濟結構與穩定性、科技與創新、資源與環境、對外開放、民生福社與成果分配等維度構建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指數(鈔小靜和任保平，2011;李強和魏巍，2015)。鑒于主成分分析法在確定指標權重和反映基礎指標貢獻方面更有優勢，本文以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從效率與創新、結構協調和穩定性、資源和生態環境代價、全面開放、成果分配與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五個維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基礎指標的權重，綜合測算1997-2016年中國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