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晤土報》駐中國記者澳大利亞人莫理循通過其著作《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圖文并茂地再現了清末民初近代中國的社會風情，使此書成為向世界展示中國的一面鏡子。通過深入地發掘史料，筆者嘗試從女性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社會民俗等三個方面剖析莫理循在其著作中所提及的近代中國文化特征。

　　關健詞：女性文化 社會風俗 基督教文化

　　1894年，澳大利亞人喬治•厄尼斯特•莫理循(Gorge Ernest Morrison)以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身份，從上海溯江而上，途徑四川云南直至緬甸，而后于1910年穿越西北，其足跡遍及中國西部各地，見證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國，形形色色的運動風起云涌，變法圖強的呼聲鋪天蓋地，各種社會思潮跌宕起伏。莫理循以一個“旁觀者” 的外國人身份，游歷了大半個中國, 并以其著作《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圖文并茂地再現了近代中國的真實場景。

　　《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出版于1895年，向世界展示了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現狀，成為當時西方人了解中國的窗口。不少學者從近代歷史、政治等諸多方面研究此書的價值，但鮮有人士探討其中涉及的文化因素。筆者將從以下三個切入點剖析《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中所提及的近代中國文化特征。

　　一、“三寸金蓮”的中國女性寫照

　　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還處在男性為主體的社會意識形態中，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烙印注定了女性卑微的生存方式。莫理循在書中描述道：“滿清統治下的中國要求婦女們都纏足。一般說來，有著一雙大腳的女子或為失貞或為婢女”;“盡管中國人崇拜婦女的小腳，并富于詩意地稱之為 ‘三寸金蓮’， 但在我們眼里，卻是畸形且丑陋不堪的。”【1】在他眼里，表面上來看，纏腳的女人腳踩蓮步，腰肢招展，走起路來方顯美姿，其實腳太小會行動不便，恰恰成為男性控制她們的最好工具。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女孩很小就被教育要遵從三重四德，要忍辱負重，在將來只是傳宗接代的工具。裹足的這一陋習正好赤裸裸地揭示了女性對男性世界的依附，反映了女性所遭受的封建束縛。只有這一陋習的廢止，才能表明婦女的解放和地位的提高并標志著中國從封建傳統向現代文明的轉變。在書中，作者講述了一個年輕的英籍女傳教士在重慶的生活狀況，從某個側面折射出中國女性與社會現實抗爭的痛苦：“在英國，她和兄弟姐妹有一個快樂幸福的家，那里氣候宜人，充滿朝氣……在中國，她患了貧血和神經性頭疼，整天憂心忡忡……唯一的消遣就是祈禱者聚會，唯一的鍛煉就是像犯人般沿著城墻散步……”【1】 通過描寫英國女性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人們對中國女性生存狀況的思考。作者還用若干篇幅描寫云南昭通賣兒賣女的情景。一個5歲女童的價格為15先令，10歲的則值30先令。由于重男輕女，在災荒年份女童就會成為市場的滯銷品。在封建意識形態濃重的近代中國，女性的在傳統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社會價值往往被忽略，相比已經進入工業化大生產的西方國家而言，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同時，中國婦女的勤勞賢惠給莫理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同日本女性的比較中，莫理循指出中國女性在各個方面都要勝出一籌：“中國女人似花如楊柳，更甜美可靠;而日本女人言語粗鄙，經常吵鬧喧嚷。”【1】在書中有關“貞節坊”的描寫更是對中國女子賢淑美德的贊頌。莫理循筆下的中國女人們，有的在碼頭輕快地用木質棒槌捶打著衣物;有的在家庭爭執中殺死丈夫，被無情地綁在木樁上，受到凌遲的酷刑而死;有的嚴守婦道，在丈夫死后堅貞不渝或在丈夫去世時殉葬而被敕建貞節牌坊……這些女性故事的真實寫照，在以男性文化為中心的文化場域顯得異常突兀。在莫理循旅行隨感中，以中外女性文化的差異為支點，通過紀實文學的編寫方式，生動地展示了20世紀初期中國的婦女生存現狀：女性自我意識開始覺醒但實現自我解放的道路還相當漫長。

　　二、西方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淵源甚久，從唐朝時期的景教開始到近代二十世紀初，大概有1300多年的歷史。從北京到廣州再到云南的中國各大城市，莫理循在游歷中遇到各個階層的多國傳道士，目睹了基督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傳播的利弊與得失。在莫理循的眼中，在中國布道的傳教士們不遠萬里來到這個東方的國度，希冀通過講解基督教的教義就能奇跡般地改變一個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民族的信仰，這從根本上講是難以實現的。其原因在于“我們忽略了中國的歷史。這是一個經歷了榮與衰的古老民族，至今還保留著她悠久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以及難懂的語言;她的偏見和敏銳的洞察力是幾千年來形成的。”【1】這種見解與中國近代著名的基督教激進思想家吳雷川先生的觀點如出一轍。吳認為，宗教和學術需要民眾內心接受，絕不能借助任何勢力來推動;近代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們在傳播宣傳宗教時夾雜著國際間的勢力，抹殺了宗教本身的真意。“近代的基督教來到中國竟是利用外國的武力，在訂立不平等的條約中，強迫著中國用政治的勢力來保護傳教，開千古未有之創舉。”【2】 另外，傳教士們沒有認識到儒教等傳統文化幾千來來已經植根于中國人的骨髓，沒有認識到自身的侵略同化本質，因此基督教在中國沒有穩固的基礎，更談不上徹底改變中國人的信仰。

　　莫理循在和各地傳教士的交流中，發現各國的傳教士的素質參差不齊，而且門派眾多，傳教的渠道和方式大相徑庭。傳教士們抱著啟迪愚昧無知的異教徒的“美好愿望”來到中國，殊不知他們的語言對聽講人來講“漆黑一片，難以理解。”作者毫不客氣地指出，“那些原本在英國的手藝人，對自己國家的語言尚不能完全掌握，卻來到中國解決正在趨于死亡的百姓的哀訴，試圖拯救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靈魂。”【1】 由此可見，近代中國的基督教傳教者們沒有考查中國的實際國情，全然不顧普通大眾的真實需求，只是墨守成規地向人述說教義，導致人們不屑和教會接近，甚至還對其懷著仇恨和疑慮的心理。即便如此，傳教士們在中國開設醫院學校，救助災民等社會服務工作，連昆明的兵工廠鍛造的炮身都鑄有十字架和人類的救主耶穌等文字符號。這些表明，西方基督教的傳播在近代中國烙上了不了磨滅的印痕，對中國的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鴉片“毒文化”下的社會民俗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而淪為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日益腐敗, 列強侵華加劇,民族危機空前。在這個動蕩的時代，社會物質匱乏，民眾精神空虛，在人們心中鴉片既是聊以自慰的身體麻醉品，又是某種精神寄托物。鴉片“毒文化”下的社會民俗便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在西南川滇兩省，莫理循發現沿途各地盡是一望無際的罌粟花絢爛開放，不由驚嘆中國的鴉片產業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根據莫理循的考證，中國的最大鴉片種植者和貿易者其實就是當時最聲名顯赫的政治家李鴻章，其家族的鴉片產業份額占全中國的百分之八十。罌粟的果實能治療疾病，讓人忘卻痛苦，但就像懸在人類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它也能使人的生命在麻木的幻覺中迷失自我并慢慢隕滅。貪婪的西方殖民者讓殖民地國家的民眾吸食鴉片，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鴉片文化已經滲透中國的方方面面，當差的士兵、政府官員、普通的百姓等都會隨時抽上幾口，經常有百姓吞食鴉片而不是農藥自殺，甚至連道臺官府的會客廳里都有罌粟的繪畫。

　　其次，在鴉片毒文化滲透的近代中國文化語境中，如何描繪出一個更為全面、立體和客觀的中國形象，莫理循注重對歷史的真實還原，在所見所聞中將中國的歷史、人物及傳奇故事融入其故事講述中，深刻反映了中西方文明的尖銳沖突。回顧歷史，西方帝國主義使中國領土和主權遭到嚴重破壞，把中國變成它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同時，不顧民族大義而昧著良心大發國難財的官商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將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推入災難的深淵。莫理循在痛斥西方國家的毒品貿易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的同時，又對沉溺于鴉片的愚昧百姓和處處彌漫著享樂茍安的社會風氣痛心疾首。書中的珍貴歷史照片和史料詳細記載了關于國人吸食鴉片的情景，西南各地種植罌粟的范圍數據，還有蓋有政府印戳的的禁言告示等等，都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綜上所述，《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較為詳實地介紹了清末民初時期中國西部各地的風土人情、政治經濟、社會習俗等情況，并對當時的中國現狀進行了較為客觀全面的評論。本文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了莫理循中國西部之行的歷史意義，為人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文化開啟了一扇窗戶，從而更好地了解歷史并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項目成果：西華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重點學科成果 XZD1907-09(此論文為外國語學院青年基金項目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 莫理循著, 竇坤譯. 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2] 吳雷川.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