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對外話語體系的構建對于新時代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文章利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借助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對2010～2018年間國內“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進行定性定量分析。經統計發現“對外話語體系”研究時間雖短，整體發展態勢強勁，聚焦于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的原因、意義、價值、原則等方面;“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夢”“中國故事”“國際話語權”等是現有研究關鍵詞，并將繼續成為未來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但現有研究仍需完善，如術語混雜、概念界定不清、學科間互動欠缺、研究方法單一、受眾分類模糊、研究視角廣卻缺乏深度等。針對以上問題，研究提出了具體建議，以期為今后對外話語體系構建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 話語;話語體系;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可視化分析
引 言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社會參與，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1]。同年12月30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2]。此后，習近平主席在重要場合多次提出加強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
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構建意義深遠。放眼全球，中國已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國際話語權與自身的經濟發展并不匹配。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仍然面臨“聲音比較小，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失語”困境?？v觀國內，“對外話語體系”已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課題，因此有必要及時了解其研究現狀、把握研究趨勢、發現問題，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為此本文對2010～2018年間知網收錄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對核心作者、知識基礎性文獻、核心機構進行統計，并基于關鍵詞、突現詞對研究熱點、趨勢進行微觀分析，最后概述現有研究特點及不足，為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一、 研究方法
因“對外話語體系”屬于新興研究熱點，目前成果數量有限。為保證所用數據的豐富性，本文以CKNI全文數據庫作為數據來源，高級檢索主題詞“對外話語體系”，選“或含”“中國國際話語體系”進行模糊檢索，檢索時間設為“不限”，得到254條結果。再經人工數據清洗，去掉重復文獻、會訊、新聞、相關性小或不相關內容、大會發言等41條，最終獲得數據213條。為保證研究結果的學術性，本文只選取期刊文獻，故剔除報紙報道。數據最后下載時間為2018年10月2日。由于檢索結果首條數據為2010年，故時間跨度設為2010年至2018年，建成小型數據庫(DWHYTXCNKI)，數據以Refworks格式導入CiteSpace軟件。CiteSpace是用Java語言開發的一款信息可視化軟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論(cocitation)和尋徑網絡算法(Pathfinder)，對特定領域文獻(集合)進行計量，以探尋學科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其知識拐點，并通過繪制一系列可視化圖譜來形成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3](244)，具有直觀、定量、簡單與客觀等優點[4]。本數據庫按照以下參數進行設置：每一年為一個時間分區，故Years Per Slice值設置為1。Term Source下默認全部選擇，Term Type里選擇Noun Phrases，并選Burst Terms以研究突現詞，Node Types及數據選取標準選項中根據具體研究問題進行勾選，同時選擇尋徑算法。
二、 統計結果分析與討論
以下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現狀和未來研究趨勢進行分析。
(一) 國內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總體趨勢
通過對2010年至2018年檢索所得213條數據進行分析，可發現如下特點。
1. 總體趨勢
從圖1可以看出，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總體呈上升趨勢。2010～2012年總體發文量少，年均不超過5篇;2013開始呈蓬勃發展之勢，發文量由5篇激增到2015年的38篇，隨后雖增勢放緩，但穩步上升。說明“對外話語體系”這一研究主題被持續關注。
2. 研究群體
通過對研究群體進行分析，可以了解當前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趨勢及集中領域。下面將對作者發文量和文獻被引頻次進行統計分析，以期發現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群體特征和典型文獻。
(1) 核心作者
由于“對外話語體系”研究時間短，總體數量少，故本文將閾值調低，以獲取更多文獻信息。低閾值的設置可使2010～2018年時區的被選文章增多，使統計更為廣泛[5]。因此，此處設定閾值c，cc，ccv分別為(1，1，20);(1，1，20);(1，1，20)，時區選取為2010-2018，選取Keyword和Author 進行作者發文量及其所關注領域關鍵詞統計，并整理發文數量超過2篇的活躍作者，結果如下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關注對外話語體系的學者中，袁賽男發文量最多。通過分析文獻及關鍵詞，可知其主要關注的領域在政治話語體系[6]、“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對外話語困境原因及中國對外話語權構建問題[7][8]。陳明琨、陶文昭從文化自信的視角提出可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豐富對外話語內容[9]，另外他與徐艷玲也提出了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的意義、原則、目標[10]。李婧鈺則從跨文化翻譯角度探討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構建[11]。其他如陳明琨和徐艷玲[12]、蔡名照[13]、汪習根[14]、江時學[15]、劉泰來[16]、龍小農[17]等也從不同角度對對外話語體系構建進行了詳細論述。
(2) 高被引文獻
為探究該領域的知識基礎性文獻，本文選取了CNKI數據庫2010～2018年間被引頻次高于15次的期刊及碩博論文。如表2所示，劉德定[18]和吳立斌[19]的研究成果被引頻次遠高于其他文獻?？梢钥闯?，高被引文獻主要集中在傳播學、法學、翻譯學、國際關系學等領域。
(3) 核心機構
本文對關注對外話語體系的核心機構進行了統計，發現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外文局、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北大學、中央編譯局、山東大學、武漢大學等教學科研機構對該領域的關注度較高。從學科分布看，涉及政治學、傳播學、翻譯學。從機構間合作看(下圖2)，僅有如南京師范大學意識形態研究中心與中北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少數科研院所之間進行了合作。代表連線分布零散，且代表合作強度的連線粗細程度整體偏細，說明現有溝通的幾所科研機構合作程度也不強。這些表明，學科間流動和交叉研究情況不佳，而對外話語體系的構建是一項復雜、系統、跨學科的工程，需要學科、科研院所之間通力合作。
3. 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熱點
本文統計對外話語體系研究所涉及文獻關鍵詞的頻次及中介中心性，并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以探究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熱點、重點領域以及演進趨勢，以便直觀把握對外話語體系的研究現狀。
(1) 關鍵詞總體狀況
關鍵詞是對文章核心內容的提煉，如果關鍵詞在某一領域特定時間的文獻中重復出現，就可以視
為該領域這一時期的研究熱點[20]。參數設置中閾值選擇Top50，即在每個時區中選擇前50個高頻節點。選擇名詞詞組，運行CiteSpace，合并相似詞，剔除無效關鍵詞及聯系不緊密的網絡圖，得到的結果如圖3。可視化圖中的每一個節點代表一個關鍵詞，節點的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頻次的多少，而節點之間的連線則表現關鍵詞之間的共現關系[21]。圖3顯示關鍵詞的自然聚類，網絡節點數量為453，連線數量為1187，即關鍵詞有453個，關鍵詞共現關系有1187組。
同時，從關鍵詞共現圖譜中可以看出，關鍵詞共現結構緊密，說明該研究課題有正在成為體系化研究趨勢。顏色從淺色調向深色調過渡，即代表研究軌跡從早期逐步過渡至近期。從圖3還可以發現，淺色調與深色調交錯，過渡階段不明顯，這也可在下面的聚類圖4中看到，說明對外話語體系的研究尚處于上升發展階段，課題研究時間短，還需逐步完善。為進一步呈現熱點和重要研究方向，下面將單獨列出高頻次關鍵詞和高中介性關鍵詞。
(2) 高頻次關鍵詞
表3總結了頻次最高的前20個關鍵詞。從下圖4和表3可以發現，話語體系的結點最大，說明其出現的頻次最高。其次是對外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話語權、習近平、一帶一路、話語權、美國等?？梢?，對外話語體系的研究圍繞話語傳播、國家形象的提升、國際話語權的實現、國家領導人的理念、特定的時代主題如“一帶一路”“中國夢”“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話題進行。但統計高頻次關鍵詞還不足以清晰顯示熱點研究話題，有些頻次較高的關鍵詞中介中心性不一定高，因此，還需要結合中介中心性值的高低來判定對外話語體系的研究聚焦點。
(3) 高中介中心性關鍵詞
中介中心性是測量節點在可視化網絡中重要性的一個指標。CiteSpace通常運用該指標衡量文獻的重要性，并對其進行重點標注[22](18-19)。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關鍵詞，通常被認為是重要類別。下表4總結了11個中介中心性值≥0.1的關鍵詞，即高中介中心度關鍵詞，按照中介中心性值從大到小依次排序。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軟實力、國際話語權、對外傳播、西方媒體、話語體系為中介中心性最高的關鍵詞。
關鍵詞的中介中心性高低與出現頻率有所不同，結合表3高頻次關鍵詞可以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話語權、文化軟實力、對外傳播、西方媒體等詞同為頻率高且中介中心性高的詞，這表明目前對外話語體系最主要的研究課題集中在提升對外話語體系的目的、意義、傳播媒介和受眾等方面。
(4) 關鍵詞聚類
關鍵詞基于不同的親疏程度可形成不同的聚類，識別這些聚類可以直觀地廓清研究的各個熱點子域[23](20)。對關鍵詞以LLR(Labels by loglikelihood ratio)算法進行聚類可得出圖4。CiteSpace依據網絡結構和聚類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塊值(Q值)和平均輪廓值(S值)兩個指標，它可以作為我們評判圖譜繪制效果的一個依據。一般而言，Q值在[0，1]區間內，Q>0.3就意味著劃分出來的社團結構是顯著的，當S值在0.5以上，聚類一般認為是合理的[3]。圖4中，網絡模塊度(Modularity Q)為0.8，平均輪廓值(Mean Silhouette)為0.9，說明該圖的聚類合理。但同時各個聚類圖塊顏色區分并不明顯，以暖色為主，再次說明對外話語體系的研究只在近期才呈現體系化發展趨勢，整體發展時間跨度較短。再次，剔除聚類結構較差部分，可以發現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聚類主要包括文化傳播、對外傳播、國際話語權、中國故事等。CiteSpace生成的聚類規模越大，即聚類中包含的成員數量越多，則編號越小[23](20)。其中，文化傳播為最大聚類，中國故事聚類最小。這說明從初期到現在，文化傳播是學界持續關注的對象。
(5) 對外話語體系研究主題演進路徑分析
時區視圖的方法將相同時間內的節點集合在相同的時區中，關鍵詞節點存在的時區是它們首次出現的時間[23](20)。為更清晰地呈現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演進路徑，我們運用CiteSpace中時區圖(Timezone)列出對外話語體系關鍵詞，結果如圖5所示。
結合圖4和圖5，通過仔細研讀文獻發現，對外話語體系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經歷了一個過程：2010～2012年是話語體系意識形成期。此期間國際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為提升中國外交軟實力進行了內向型爭論與反思，對外話語體系的概念被提出并在后期逐步成型，但并未見有效的解決辦法。2013～2015年聚焦國際話語權與對外傳播。2013年是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關鍵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明確提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正式提出“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相繼出現多個研究熱點話題，如國際話語權、對外傳播、一帶一路等。但宏觀論述多，至于對外話語體系究竟應如何構建，未見深入、細致探索。2016年至今，學者們著重探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發文數量看，僅2016年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文章數量就超過了過去五年的總和。從研究主題看，這個階段出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等熱點話題，“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最炙手可熱的話題。
4. 國內對外話語體系未來研究趨勢
共詞(特征詞或關鍵詞)圖譜，更有利于分析研究熱點及熱點的演變，尤其是突現詞(burst term)的使用[3](248)。下表5是對外話語體系研究近年來的突現度最強的9個詞。從中可以發現，2012～2014年出現的研究前沿突發話題集中在話語權、西方媒體、政治話語方面;2014～2015年研究轉向對外話語體系與國家的關系;2015～2016年出現了國際傳播與話語創新的研究轉向;2016年至今，開始轉為對外宣傳、中國夢、中國故事等新話題。結合其強度可見，政治話語、西方媒體、中國夢和中國故事突現度最強，其中中國夢和中國故事為最新研究轉向(2016～2018)，因此未來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將有可能繼續圍繞中國夢、中國故事等議題進行;同時，結合圖5及相關文獻下載量，如唐青葉、申奧[24]在2018年1月-10月下載量超過1200余次，段光鵬[25]在2018年7月-10月3個月內下載量已超過80余次，“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等概念雖然歷時較短，發文數量少，但在對外話語體系研究中也將持續展現其重要性。
(二) 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困境與建議
綜上所述，結合關鍵詞的頻次、中介中心性、聚類以及演化路徑，我們發現對外話語體系研究歷時雖短，但關注度較高，成果突出，從提出問題到多維度探索，從宏觀敘述向切實、具體的研究過渡;國際政治、國際傳播、語言學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發力，熱點話題持續增多，對外話語體系研究不斷豐富。
1. 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現實困境
縱然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理論、應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
1) 在理論層面，術語龐雜混亂，標識性概念界定不明。“話語、體系、話語體系、中國話語體系、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國際話語體系、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國際傳播話語體系、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對外政治話語體系、國家話語、國家話語能力、國家語言能力、國家修辭能力、話語權、國家話語權、國際話語權”等術語頻現，這些術語有什么聯系和區別，各有什么側重?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是否就是為了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話語體系的內容與構建是一方面，而表述及國際解讀、接受是另一方面。這些理論層面的問題亟需詳細梳理與解答。
2) 在應用層面，側重官方話語，受眾分類不清。對外話語的傳播主體以政府官方為主，其研究對象也集中于對政府官方話語的回應和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與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有何關系?“對外話語體系”所指的“體系”到底是什么?隨著時代變遷，話語體系的構成要素哪些可變，哪些不變?“對外話語體系”研究聚焦外國受眾，在話語傳播過程中，是否要搞內外有別的“兩張皮”?以上問題聚焦本體、話語主體、話語內容，尤其是受眾，理應成為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重點。
3) 學科間合作不強。話語體系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更是思想體系、知識體系和表達體系的結合，這三種體系處于完整的鏈條上，要真正做到融通中外，是非常復雜的工程[26]。但現有研究各學科各自為戰，缺乏合作。從研究主體看，以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傳播學等為主力，國內語言學界對對外話語體系的關注度不夠高。
4) 研究視角廣，但深度有待加強。如果將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簡化為“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過程，現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為什么”這個層面，即圍繞對外話語體系的原因、重要性或意義、原則等展開論述，以宏觀敘述為主，對如何構建卻是泛泛而談。
5) 研究方法以定性為主，鮮有定量定性結合的研究。我們通過文獻綜述發現，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的意義、原則等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鮮有個案研究、比較研究及其他實證研究。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還未能提出一個系統、全面、行之有效的“對外話語體系”建構方法，需要就其宏觀布局與微觀建構做進一步探索。
2. 對外話語體系構建對策
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我們建議：首先，界定相關概念，厘清各種概念的異同，避免濫用，明確對外話語體系的內涵、外延、理論體系、架構特征等。
其次，對我國現有話語體系進行評估。正如胡正榮[27]論及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地位時所言，討論建構話語權或爭奪話語權之前，“我們首先應該評價中國在國際上到底有沒有話語權，如果沒有，那么是因為什么?如果有，這些話語權在哪里?之后才是如何建構話語權”。我們認為在建構對外話語體系過程中，也應先對現有的對外話語進行評價，明確其處于什么狀態，他國對外話語體系現狀如何，我國的對外話語體系與他國話語體系相比，差距在哪里?優勢在哪里?同時，既然是建構中國特色的對外話語體系，就要掙脫西方話語體系的束縛，了解西方話語體系特征，以及中國話語體系與西方話語體系的內在關聯性和獨特性。
再者，對傳播媒介、受眾及受眾反饋全程把控，因地制宜進行對外話語傳播。關注海外受眾新媒體使用習慣，利用社交平臺進行分眾傳播，同時關注廣大非英語國家和地區的受眾，發掘、描述、闡釋、評估國家符號化能力和話語實踐的效力。
最后，對外話語體系建構是跨學科的，需要學科間合作，搭建跨學科理論體系;并創新研究方法，加強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把零散的獨立案例研究成果提升為知識體系，在實踐中接受檢驗。
三、 結 論
本研究運用可視化方法，對我國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總體趨勢、研究熱點、未來走向進行了定量定性分析。研究發現對外話語體系研究態勢強勁，聚焦于“國際話語權”“對外傳播”“文化軟實力”“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熱點話題，以國際政治、國際關系、新聞傳播學等為研究主力，圍繞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的原因、意義、價值等方面，多以定性研究為主。同時，本文分析了現有研究的不足，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建議，為今后話語體系建設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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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基礎外語教育》(雙月刊)創刊于1999年，是由山東師范大學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面向中小學外語教育工作者的學術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