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20年代，中國公學地發展得力于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校董地推動。以梁啟超晚年搭建的“政治—文化”框架為脈絡，主張“教育救國”的基本方針，實現了中國公學的大學升格。但其內質化的學權派系斗爭，最終促成了私立中國公學困境下的“改朝換代”。

　　關鍵詞：梁啟超　中國公學　教育

　　作為近代早期的私立學校之一，中國公學甚少為人所知，但胡適曾評價說，“中國公學的校史，實在可以算作中華民國開國史和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 目前中國學者在對梁啟超與中國公學的考察中，主要以梁啟超的中國公學作為切入點，在中國公學校史的“分段”背景下，凸顯了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與中國公學“政治—文化”的雙向妥協。

　　梁啟超接掌中國公學

　　1905年日本政府頒布《關于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引發了中國留日學生的不滿，遂決定回國自辦學校，“以謀造成真國民之資格，真救時之人才也”，并于1906年在上海創立中國公學。當時同在日本的梁啟超在《記東京學界公憤事并述余之意見》一文中認為，日本針對中國留學生的規程“其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國留學生之自由，不過監督此種類之學校，而以圖留學生之利益耳。”反對留日學生沖動返國，且對“中國公學”并不看好。但隨著梁啟超思想活動的轉變，其對中國公學的態度也發生了由關注到加入的轉變。

　　1.梁啟超思謀社會教育事業

　　1916年，梁啟超漸生隱退政治之心，認為“作官實亦損人格，易習于懶惰與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頃方謀一二教育事業”(民國五年十月十一日《與嫻兒書》)。并指出“中國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實無庸為諱，非亟從社會教育上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則雖似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與報館記者談話》，《文集》卷五十六頁六)，認識到社會教育是國家政治轉型的突破口，“但是自去冬以來，憲法問題、對德外交問題、內閣問題和復辟問題等，都與先生有不可解的問題。”最終還是加入了段祺瑞陣營。

　　2.梁啟超歐游后辦學熱情

　　1920年，梁啟超同張君勱商量歐游回國后自辦大學的計劃，張君勱提出意見：“弟意與其自辦大學，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輸精神，何必負辦學之責任乎”(民國九年一月十二日張嘉森《與溯初吾兄書》)。而此時梁啟超在上海中國公學有演講，以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讓“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說》，民國九年三月十四日《申報》)。結束后，梁啟超不改想法，“欲在上海辦一大學，彼若有志相助最善”(民國九年三月廿五日《與思順書》)。4月3日，中國公學常務董事梁喬山病歿，董事會湯化龍、王敬芳等人一致邀請同為研究系的領袖人物梁啟超接掌中國公學。

　　梁啟超管理中國公學

　　梁啟超為中國公學的發展耗費了大量心血，“吾將以此為終身事業，必能大有造于中國”。受到同仁稱贊，“中國公學者，諸友人精神之寄托者也，倘公學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擴而大之，諸友在天之靈，其歡欣感佩可想也”(民國九年五月十四日王敬芳《致任公先生書》)。雖然梁啟超對中國公學的直接管理只有4年(1920-1924年)的時間，但卻解決了很多問題。

　　1.梁啟超籌集經費

　　梁啟超寫信給女兒，希望其幫忙勸捐款，“茲有寄林振宗一信，并中國公學紀念印刷品兩冊，可交去并極力鼓其熱心。”指出“彼若捐巨款，自必請彼加入董事會，自無待言，此外當更用種種方法為之表彰名譽，且令將來學生永久念彼也”。并且提到利益實惠，“林君欲獨立辦礦，或與國內有志者合辦，吾皆能為介紹也”(民國九年七月廿日《與嫻兒書》)，即學生丁文江從事地質研究，熟人劉厚生投資辦礦。經費一直是中國公學未能解決的問題，后來梁啟超以其稿費墊付，“頃中國公學購地建校舍，尚缺數千元。弟寄售之<中國歷史研究法>計尚有千余元”(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書》。

　　2.提高中國公學名聲

　　梁啟超等人積極邀請哲學大家羅素前來中國公學演講，“頃函商聘請人用何名義，弟復書謂用中國公學名最好，或加入新學、尚志兩會亦可”(民國九年七月三十日《致伯祥溯初兩兄書》。并于1920年9月以中國公學為大本營創立“講學社”，“該社名義上仍是私人組織，任公在發起講學社時，決定不完全依賴政府。”講學社的創立有其目的，“籌劃此事過程中，梁啟超、王敬芳等頗有借此為中國公學揚名之意，前揭建議‘以中國公學出面邀羅素’即是例證。此外，梁主張‘講演或先在南舉行最佳’，亦見其抬舉中國公學之心。”羅素來中國的第一場演講即在中國公學，中國公學名聲由此打響。

　　3.中國公學改辦大學

　　梁啟超1920年發布《吳淞中國公學改辦大學募捐啟》，明確提出要將中國公學改辦為大學：歐戰以后，文化日新，我國民順應環境之趨勢，國民自覺心之發達，一日千里，乃共憬然于學問。基礎不植，在個人無以自立，在國家無以圖存，莘莘學子，欲求高尚完備之學科，若饑渴之于食飲也。而環顧國中學校狀況，欲求一焉能與各國最高學府程度相頡頏者，竟不可得。即有一二較完善者，則大抵在北方，而南方幾于闕如。又多屬官辦，常為政治勢力所牽制，不能遂其自由發展……本校既有可寶之歷史，有相當之設備，同人等承乏校務，不敢不自勉，決擬于明年為始，改辦大學，學科講座，不求泛備，惟務精純，視力所屆，歲月增廓，圖書儀器，廣為購儲，藉供學生自由研究。

　　但這一計劃遭到蔣百里反對，“我輩談教育亦須有一種特別精神，就是喚起人的研究心，不是僅僅販賣貨物，授人以學，如其一掛大學招牌，則內容無論如何，精神即為此二字掩住。”同時，其亦反對梁啟超任校長，“任公萬不可當校長……任公惟做講師，才能把他的活潑潑地人格精神一發痛快表現出來。”認為中國公學的擴充“早稻田、慶應都不足法，白鹿洞、詁經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價值”(民國九年蔣方震《與東蓀吾兄書》)。不過張東蓀給予了梁啟超支持：

　　蓀以為近代學術與古代學術不同，故近代教育與古代Academic(講學舍)不能盡同，故前言之講座辦法，實調和近世大學與古代講學舍而具其微，若夫純采講學舍辦法，在今日必不足號召，則學生來者稀矣……故辦學事，非大家提起興會，以助長任公之興會不可。因此弟不贊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為中心，而以為應以“一團人之人格為中心”，此團不限于吾輩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民國九年十月張東蓀《致任公先生》)

　　最終于1922年由教育部準許中國公學商科升格為大學，但梁啟超沒有任校長一職。

　　4.中國公學學潮問題

　　中國公學1921-1922年發生了“驅張逐舒”學潮，但在梁啟超的調節下都得以解決。1920年張東蓀“對于政治，厭惡已深，以后誓不為政治性質的運動……將來如有教育事業可為者，弟愿追逐于當世諸公之后。”梁啟超以教務長身份將張東蓀招入中國公學，進行學制改革，“課程內容逐漸改革，中學實行三三制，商科亦分銀行、會計、秘書、貿易各門講授，以期實用。”并得到稱贊“他辦學時候，據我所知道有兩大特色：一是毫無黨派成見，專門聘請好的教授;一是積極充實圖書設備，提倡自由研究的學風。這話是在那時中公畢業及讀過書的校友都能負責證明的。”

　　1921年張東蓀助舒新城進行“新教育”改革，遭到舊制師生反對，引發學潮。梁啟超指出，“最多再鬧風潮一兩次，愈鬧一次則阻力愈減一分，在吾輩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約諸賢，無論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處別謀進展，其難亦正相等，天下豈有無風波之地耶?”(《民國十年《與百里、東蓀、新城諸公書》)其后舒新城致書信給梁啟超，“公學事大體已解決……不再言辭職也……現擬將中學部組織變更，大致仿南開辦法，暫分設教務、訓育兩股，每股由專任教員一人負責，如此對學生處理事務之法人多。”并認為新招教員，“為吾黨用，弄風潮亦大有好處也。”(民國十年十一月廿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

　　“黨化教育”與中國公學

　　梁啟超以政治過渡文化，而最終以文化回轉于政治，是社會進化必然的雙向妥協，也是歷史局勢所決定的，但派系斗爭下的不穩定性決定了中國公學面臨“被占有”的危機。

　　1.“研究系”學權爭奪

　　中國公學最終是以學權掌控作為研究系“派別勢力”的，“中國公學委城與南陔、東蓀三人辦理，君勱、志摩則分在南開講演，公則往南京講演，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后吾黨將遍中國。”(民國十年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在公學保息問題上，更將其上升到研究系事業的存亡，“蓋公學生命即在六萬一事……彼時吾輩在南方，左有自治學院，右有中公大學部，自可與北大、東南鼎足而立……望先生以全力進行，非僅公學生死關系，實吾輩事業生死關系也。”(民國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希望以教育和實業影響政治，“將來的社會中心勢力，非托與學者與商人之團體不可……黨債保息事，不但為公學生死之關頭，而亦我輩對于國家前途所懷抱之成敗。”(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陳筑山《致任公先生書》)

　　2.中國公學“改朝換代”

　　1927年，北伐軍占領上海，張東蓀被“目為學閥，加以通緝”，中國公學由國民黨掌控，研究系“統治”結束。私立中國公學的沉浮是近代中國教育的縮影，但時代背后不可逆轉的新思潮仍促進了中國公學地發展，也有著梁啟超等人的功勞。

　　參考文獻：

　　[1]章玉政.《光榮與夢想:中國公學往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

　　[2]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3版.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33:250.

　　[3]丁文江,趙豐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415-537.

　　[4]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1版.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193.

　　[5]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第1版.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72.

　　[6]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64.

　　[7]張東蓀.《張東蓀致張君勱函》.解放與改造,1920:18.

　　[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部. 近代史資料.總第131號[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145.

　　[9]俞頌華.《俞頌華文集》.第1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