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本世紀2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薩皮爾(E.Sapir)在他的《語言》一書中就指出：“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語言的發展和使用，受到相應文化的影響和制約，語言是整個文化系統的符號、反映、積淀和濾色鏡。語言的變化往往可以追溯到文化上的原因。

　　語言隨著文化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著，英語中“talent”最初只是古羅馬時期的貨幣單位，它之所以有了現在的“才能、才干”的含義，只是由于基督教新約圣經中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上帝出遠門前發給他的三個仆人每人一個talent，其中兩個仆人在主人離開期間把這筆錢用來投資，賺了不少錢，第三個仆人因為沒有得到指示，所以只是好好看守這筆錢。上帝回來后，對把錢拿去投資的兩個仆人大加稱贊，處罰了死守著自己的talent，而不加運用的第三個仆人。從此以后，talent在英語中就被用來指代“才能”。

　　一、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和發展，許多新的詞匯層出不窮，逐漸取代了舊的語言，成為社會的主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中國人的穿著還主要是以長袍馬褂，社會上的文化人主要以文言進行交談。那時國人經常問：“您貴庚?”“令尊今年高壽了?”等。時代的發展必然帶動文化的進步，語言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如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的“大串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些字眼，如今的年輕人一定感到陌生，同樣，今天的“派對”， “因特網”“微博”“微信”，對于年過半百的人來說也是十分新鮮的詞匯。

　　二、語言的另一構詞依據來自于文化的認知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特征。某種文化的思維特征和思維習慣，必然將對其語言的構成產生直接影響。漢民族幾千年來傳統文化精神可以歸結為“儒家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人合一”，在思維認知方面強調注重整體。這就解釋了中國人以大觀小的思維方式，比如說日期由年至日，說地點由國而省—市—區—路—號。在這方面，西方人正好反之，他們都是由小到大。從句法上來看，由于中國傳統思維特征的影響，漢語的句法表現方式相對單一。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傳統中邏輯學的發展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西方人始終十分重視分析和思辨。這種傳統文化精神必然在句法上有所反映，即：像英語這樣的印歐語言，在句法的分析與理解上有明顯的句法標記(如分詞、時態和語態等) 。在實際的談話過程中，漢語在回答“是”與“否”的問題時，考慮的是所問的問題與自己的實際想法是否吻合。吻合就回答“是”，不吻合就回答“不”。而西方人在回答同類問題時，考慮的則是所作的回答與具體事實是否吻合。吻合即“是”，反之則為“否”。例如針對“Aren’t you going out? (你不出去吧?) ”這樣一個問題， 要出去的人回答“Yes， I am. (不， 我出去。) ”，而不出去的人回答“No， I am not. (是，我不出去) ”。

　　三、總的來說， 某一段時期內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現象對相關語言也會產生影響。中國古代，牲畜在經濟文化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牛作為重要的生產生活工具有著相當多的稱謂：有不同性別的名稱：公牛稱為牡 、母牛稱為牝 ;有不同年齡的名稱： 二歲牛稱為犕、三歲牛稱為犙、牛子稱為犢。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它語言中，如阿拉伯語中關于駱駝的詞匯就有上百種，愛斯基摩人指稱各種不同的雪的詞也有幾十種，這些詞匯無不是在文化現象的影響下產生的。在語言的發展變化與文化因素密不可分的同時，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和文化的載體，語言的使用自然會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

　　總之，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 是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發展而發展的。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一方面是人類表達世界知識的事實、思想或事件的工具， 另一方面它還肩負著反映人們的觀念、信仰和世界觀的任務。語言是文化的一面鏡子，語言不僅體現了文化本身， 而且象征了文化現實。語言的變化可以從文化中找到原因，正是由于文化的變化，才成就了世界語言的豐富多彩。我們分析和研究語言，也要從文化角度入手，這樣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語言的變化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