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瓶梅》，也稱《金瓶梅詞話》，它是中國史上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白話世情章回小說。成書約在明朝隆慶至萬歷年間，作者署名蘭陵笑笑生。文章發表在《晉圖學刊》上，是藝術期刊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金瓶梅,文化顛覆性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書”之首。也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在中國文學史增加上具有開拓性意義，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分水嶺，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名著。它借《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故事為引子，通過對兼有官僚、惡霸、富商三種身份的封建時代市儈勢力的代表人物西門慶及其家庭罪惡生活的描述，體現當時民間生活的面貌。
《金瓶梅》在形式上借鑒了傳統話本小說勸諫世俗的傳統,好像是對封建文化的回護,然而在精神實質上它卻最大限度地顛覆了當時的文化,不管是主流的還是民間的。在此之前,沒有其他任何一部小說有這樣強的文化顛覆和批判的性質。
明代中葉主流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忠孝節義,《金瓶梅》處處寫到這些觀念的虛假,主要人物都不講求忠孝節義。
小說對“忠”的態度可概括為第六十四回劉內相的一段話:“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們。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們只吃酒!”明哲保身,專注于暫時享樂,這是真實而有普遍意義的觀念。
西門慶攀附上太師蔡京,但他絲毫沒有“效忠”的想法,一方有難,各自保全。西門慶父母早亡,談不上孝;潘金蓮對潘姥姥也不孝;在小說的最后一回,守備府的李安聽母親的話,“是個孝順的男子”,然而正是讀者剛剛認識他的時候,他卻消失了。
《金瓶梅》中的女性多是放縱的,不重視“節”,這是女性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次轉型;西門慶與世家大族林太太的通奸,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作者把作樂場所放在招宣府的“節義堂”中,所謂“世代簪纓,先朝將相”的“節義堂”,是象征封建家族榮耀的神圣場所,但這里反做了林氏尋歡作樂的快活道場。這是對封建節義觀念的絕妙諷刺。吳月娘倒是替西門慶守節,但讀者總覺得她的守節沒有價值,因為西門慶淫蕩無度,也因為月娘的愚笨,她的守節不是因為她愛西門慶,而是因為她從始至終都不明了守節的原因。
以詩詞為中心的雅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側重表達儒家溫柔典雅的美學境界。《金瓶梅》行文中雖然不乏詩詞的點綴,但那是作品借助的外部表象,在其精神實質中它已將詩性解構得蕩然無存。這種意識深處的悄然蛻變,宣告的是文學與文人審美的疏離。詩歌不再是話語權的象征,而變為“戲仿”的工具,越來越濃重的世俗氛圍彌漫開來。
例如,打秋千、思婦、下棋、賞雪都是古典詩詞中常常歌詠的內容,而《金瓶梅》中的打秋千者卻是一群俗婦蕩婦,陳經濟為丈母娘們推秋千,顯出一種惡俗的色情;思婦思念的是奸夫;美人下棋是要賭錢的,輸的拿出錢來買豬頭吃。詩詞中美的境界完全沒有了。
在傳統的美學境界中,踏雪尋梅是極富文人情調的高雅活動。小說曾重點展示了西門慶兩次雪中逛妓院,這兩次活動有意顛覆孟浩然的踏雪訪梅。其中,前一次通過人物語言直接點明寓意。踏雪尋梅變成找尋妓女,這與其說是批判了西門慶等人的庸俗無恥,不如說是以市井生活的原貌構成對雅文化的顛覆。
倘若李桂姐對西門慶一往情深,這幕場景或許還有幾分雅致。然而,徹底的反諷意味在于,她正躲在屋里陪另一嫖客喝酒。通過打破莊嚴的戲擬,踏雪尋梅被暗換為踏雪買春,飽受奚落和嘲諷的雅文化,被消解殆盡。蔡狀元路過西門慶家,曾賦詩一首:“不到君家半載余,軒中文物尚依稀:雨過書童開藥圃,風回仙子步花臺。飲將醉處鐘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不知何日是重來?”單看這首詩,放入唐宋詩集中并不算差,然而在《金瓶梅》的敘事語境下,這層斯文仿佛被戳穿的皇帝新裝一樣尷尬:風雨何在?藥圃何有?仙子原是妓女,重來卻并不還錢?蔡狀元為董嬌兒的扇子題詩,詩的最后一句“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對紫薇花”生吞活剝了白居易的詩,而白是真正的紫薇郎對著紫薇花,蔡狀元卻是對著一個號為薇仙的妓女!在詩的傳統意象下面,掩藏著一個多么虛假的世界!晚清《老殘游記》對詩的虛偽也有揭露,但似乎還不如《金瓶梅》犀利深刻。《金瓶梅》“褫其華袞,還其本象”,把詩詞中大量存在的騙人伎倆不動聲色地展露出來,頗具黑色幽默的技巧。
《金瓶梅》不僅對主流文化痛下針砭,對某些自欺欺人的民間文化也毫不留情,它像魯迅一樣冷峻地解剖社會,不放過任何虛假。
清官信仰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千百年來老百姓對清官樂此不疲的期盼、傳頌使得這種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種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詳。作為反映社會普通民眾心理的一面鏡子,宋元時期清官文學(包括公案小說、話本、雜劇等)比比皆是。
但《金瓶梅》中的清官如審武松的陳文昭府尹、審花子虛的楊府尹,都“極是個清廉官”,但見了蔡太師的書信也無可奈何,讓人哀嘆即使清廉的官也是體制中人,無法擺脫封建體制固有的弊端。審理來旺兒的當案孔目陰騭,“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為民。”
作者沒有給予官員夸張的描寫,只是讓人們感到他們所謂的清廉也只是不肆意作惡罷了,對上級的指示他們同樣絕對不敢違抗的,這種形象一改往昔民間故事中鐵面清官據理抗上、無所不能的樣子,給予世人更清醒更現實的展示。小說第四十八回也寫到清官的糊涂,狄斯彬“為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涂”,人稱“狄混”,則清官也不一定是好官,清代高鶚《老殘游記》“首揭清官之惡”,其實《金瓶梅》中已經出現這種原型了。
唐宋以后,隨著科舉制的推行,狀元近乎成為一種崇拜,元明戲曲中,不管有多大的困難,只要主人公中了狀元,困難都會迎刃而解,而實際,若狀元出身寒微,仕途也是長路漫漫,有許多屈居下僚,郁郁終身。《金瓶梅》的蔡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他缺少回鄉的路費,到西門慶家打秋風,已經讓人不堪;更有甚者,他在西門慶家惺惺作態,假作斯文,把西門慶比作王羲之,簡直令人作嘔了。剛剛改變階級身份的蔡蘊已經全然沒有質樸正直的下層品質,暗受賄賂時的老練證明新科狀元也不會給人間主持正義,這一個快速歷練成型的蔡蘊形象把民間的狀元偶像打得粉碎。
善惡報應是民間的重要信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簡直成了善男信女的人生信條。《尚書·湯浩》云:“天道福善禍淫”;《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金瓶梅》對此倒不全盤否定,在某些地方它也講報應,比如李瓶兒;在有的地方卻不講報應,王六兒與小叔舊有奸情,后來不但沒有受到報應,反而得以在韓道國死后小叔配嫂,并且繼承了王六兒另一情夫何官人的財產,安穩度過余生。
按照“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因果報應說,怎么也難以解釋他們的結局。宋惠蓮被逼上吊自殺后,宋的父親要上訴,被“當庭一夾二十大板,打得順腿淋漓鮮血”,“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宋氏一家就這樣不聲不響地消失了!陳經濟放蕩無行,卻有一個為他癡情守節的韓愛姐在;武大被害,武二為他報仇;王六兒與小叔通奸,韓道國卻為他開脫;作者無心給予讀者報應的說教,它展現給讀者的,是現實社會的復雜與偶然,是多元化生存方式并存,而非單純的“因果報應,毫厘不爽”。在此意義上,《金瓶梅》的文化顛覆與反省是并存的。
《金瓶梅》并非作者獨出心裁的產物,它對文化的顛覆是以生活真實為基礎的,這種現象的出現,有著復雜的社會的、文化的原因。明代從萬歷到天啟的半個世紀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轉折點,就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來說,萬歷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在世界上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但萬歷以后,被日益勃興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趕上并超過。就明代歷史說,萬歷年間是明王朝經過長期的相對穩定的守成局面后走向徹底衰落、腐朽和滅亡的時期,此一時期,動蕩與繁榮、死亡與新生并存交替:社會崇尚金錢、崇尚奢侈、鄙視道德,家庭親緣關系趨于淡薄,等級秩序發生動搖,人們的行為規范、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價值觀念都可能被懷疑、被重新審視:
曾經被宋明理學家所否定、所壓制、所要消滅的種種個人私欲,這時候被認為是正常人所共有的,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了,人性得到了部分恢復。當社會從穩定的農業時代向商業與工業時代演進時,舊的生活方式被逐漸拋棄,新的觀念伴隨著新的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建立,這些必然影響到人們對文化的選擇。
漢唐以來,正統文學通過話語符號的選擇,確立了屬于主流意識和精英文化的規范與理念,并依賴語意的反復強化和擴張來建構正統的人文理想與美學旨趣,這種理想與旨趣由于它自身的封閉性或者說是標的性而變得日益虛假——第一個詠賞雪景的也許是出自情感的真誠,而其后的一批賞雪詩就不無虛假了。金錢物欲的澎湃、市民訴求的加強,鼓動了一個顛覆主流意識、解構正統文化的時代,市民大眾期待在閱讀中看到自己真實的經歷和感悟,表達久被壓抑的屬于自己的文化系統。
這種文化反思與顛覆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商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人們對農業文明的不滿,對一統化規則以及世界一元本體的懷疑,這自然有利于破除迷信與盲從,有利于激活創新意識與變革意識,有利于更高程度地實現人性的解放,但在當時條件下,作品這種對正統文化和主流話語的顛覆過于強烈,不僅統治者對它深惡痛絕,禁止它的刊刻流傳;就是下層人士也對它存有敵視情緒,深恐誤人子弟。這樣《金瓶梅》反而不利于文化的更新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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