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娛樂方式能夠如此根深蒂固地影響到一個城市的風俗，根據在于這個城市有一個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

　　一、城市形象的文化意義

　　幾年前，許多城市先后展出了一種名為《大地走紅》的環境藝術，就是用幾萬把紅傘把公園裝飾起來，形成一種供人欣賞的景觀。但很快這一藝術就產生了一種事先誰也沒有料到的效應：它在每個城市的展出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話題就集中在市民們觀賞這些露天展放的紅傘時的行為方面。在許多城市里，這種展出的后果可以說成是“慘不忍睹”：幾萬把紅傘被前來參觀的市民們偷的偷、搶的搶、糟蹋的糟蹋，最后一片狼藉。而在有的城市里展出的情況卻出奇地好，參觀的市民秩序井然，紅傘無一丟失，也幾乎無人為的損壞。這種反差的出現可能有幾分偶然，但對于傳媒來說就不是這么簡單了。這件事被與此事有關的城市當地傳媒視為一件表現本地市民素質的大事盡力渲染，在一些城市的市民當中的確引起了一些震動。這件事因此而成為影響一個城市聲譽的事件，有的城市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現而自豪，有的城市則感到有幾分尷尬，似乎自己出了丑。總而言之，這個事件使許多城市注意到了一個東西，就是城市的形象問題。

　　……這就是這些人為它慷慨而戰、慷慨而死的一個城邦，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們生于他們之后的人，每個人都應當忍受一切痛苦，為它服務。[2]

　　這篇演講是用城市形象來激發公民的自豪感，團結、凝聚公民精神的典范。伯里克利的雅典并不是唯一能夠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事實上，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具有這種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著這種凝聚力，一個都市才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發展起來。只是在當代這樣一個比過去更加關注形象、更加依賴著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環境中，城市形象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加重要、也更加實際的意義。

　　1955年，澳大利亞的悉尼市通過一次國際建筑設計競賽選中了一個奇形怪狀的建筑設計方案，而后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和幾乎相當于預算二十倍的費用才建成了這座建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劇院。從建筑設計的角度和具體使用的效果來看，這座建筑的效果決不是無可挑剔的。然而這座建筑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近幾十年來，悉尼的地位越來越高，使得堪培拉、墨爾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而悉尼地位的上升與這座歌劇院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有人說，悉尼歌劇院每年在無形中為悉尼作了上百億美元的廣告。無法斷定這種說法是否有點夸大其詞，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悉尼歌劇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而這種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確為悉尼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和經濟效益。

　　時至今日，人們要提到悉尼，首先會想到的就是那座歌劇院。悉尼的城市形象就是以這座歌劇院為標志。諸如此類的城市形象標志可以找到很多──巴黎的凱旋門和埃斐爾鐵塔、紐約的自由女神塑像和世界貿易中心大廈雙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北京的天安門等等。這些實實在在的建筑物使得一個城市的形象變得鮮明具體，可以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即靜態的、物質的或者說是“硬件”的部分，還遠遠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甚至往往還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

　　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動態的、富于活力的“軟件”部分。這就是一個城市中的人文氛圍。有一位學者在講到梅特涅時代的維也納時這樣寫道：

　　二、市民與城市的關系

　　周密在《武林舊事》中曾講到南宋時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種種好處：

　　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環。諸務稅息，亦多蠲收，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這里講到當時杭州官府給民眾的種種好處，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運。或許一個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處并不一定與其他城市相當，然而只要是一個繁榮、成功的城市，總歸會使市民產生一種作為這個城市一員的自豪與幸運之感。這就是古代雅典、羅馬等偉大的城市所培養的“公民”意識和今天的許多大都市市民的“ 都市人”意識。這種作為一個城市市民的自豪與幸運感，就是依附、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

　　這樣一種城市形象對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個體有什么意義呢?那種使市民足以引為驕傲的城市形象實際上是在為市民個體提供著一種共享性質的生存體驗。伯里克利在談到雅典公民的特點時說：“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5]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給每一個城邦權利和義務，也是城市中“公民”意識的起源。這種“公民”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叫做“政治動物”。不過伯里克利和亞里斯多德在這里所說的“政治”一詞不能用后來的階級統治觀念來解釋。這里的“政治”只能被理解為“城邦事務”。“政治動物”意味著公民在存在的本質上與城邦或城市的一體性。在血緣關系統治的社會中，個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是通過與血緣鏈的維系而實現的，祖宗和后代構成了他生存關懷的基本目的;在階級關系統治的社會中，個人存在是服從于社會等級秩序的，因而不存在脫離階級體系的個人化的意義關系。

　　三、主流文化圈與城市精神

　　在中國，本世紀發展起來的許許多多大城市中，上海應當說是比較有特色的一個。與中國其他許多城市比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與眾不同的特點之一就是喝咖啡。當然，如果說的是三四十年代，至遲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別的生活習慣，盡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歡。但如果說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況就不同了。對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國人來說，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裝之類的生活方式，不消說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然而上海卻一直還保留著咖啡店，上海人還在喝咖啡。孤立地看，喝咖啡這件事的確很難看出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但如果設想一下，在全民投入“文化大革命”，努力倡導思想革命化，狠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肅清一切“封、資、修”流毒的“火藥味”很濃的時代，同時也是生活資料高度匱乏、娛樂活動單調乏味的時代，有的人卻在悠閑地品啜帶著“小資情調”的咖啡，豈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嗎?